《论语》与孔子的思想
《论语》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之道产生了深远而又巨大的影响。那么， 《论语》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论语》中的孔子又是怎样一个人？孔子的主要思想有哪些，这些思想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
一、关于《论语》
（一）《论语》形成的时代、作者与版本
《论语》是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乃至于东亚流传最广的儒家经典，其内容是孔子讲课以及与弟子论学内容的记录，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明，《论语》中的“论”是论纂之意，“语”即夫子和弟子之话语，孔子去世后，弟子将平时各自所记录的孔子的话以及相关弟子的话汇集成书，便有了《论语》。战国期间流传的类似于《论语》的孔子讲学资料还有不少，比如《礼记》中的许多篇章，《易传》中的“子曰”部分，以及20世纪90年代发掘出土的郭店楚简中的部分篇章等，如此众多的孔子讲学记录，以《论语》流传最广，所载内容也最为可靠。
《论语》的内容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当然也有的内容出自孔门再传弟子之手，比如《泰伯》篇“曾子有疾”章，记录了曾子病重时说的话，应是曾子弟子的记录，《子张》篇第12章应是子游和子夏门人的记录。“子”在春秋末及战国时期是对有德或有位者的尊称，《论语》中的孔门弟子唯有曾子、有子、冉子、闵子称“子”，其他甚至如孔门高弟颜回、子夏、子贡等皆不称“子”。曾子、有子多次称“子”，冉子出现了两次，闵子出现了一次。其中曾子出现的场合均称子，且除孔子外，记录曾子话语最多，共十三章，所以唐柳宗元正式提出《论语》可能是由曾子弟子编成，是有根据的。另《文选?辨命论注》所引《傅子》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认为《论语》由仲弓之徒所编。
《论语》系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两代人编辑而成，则其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七十子以曾子为最小，小孔子四十六岁，书中载有曾子临死前对于孟敬子所说的一段话，为记事之最晚者。另外，《礼记?坊记》云：“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是古籍中首次出现《论语》书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确将《礼记》断定为七十子后学的著作。班固去古未远，治史严谨，其说当不为无据。可是，学界对于《坊记》的著作时间向有争议，有人推测为汉代，并没有足够的依据。《隋书?音乐志》引南朝梁沈约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上述四篇文献的行文风格接近，出自《子思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近代以来，受疑古思潮影响，学界一般将上述四篇文献的形成时间推后，但郭店楚简收录有《缁衣》，而郭店楚简下葬于战国中期，成文时间肯定更早，则证明《缁衣》成文时间应该是战国早中期，与之风格近似的《中庸》、《表记》、《坊记》也很可能出自战国早中期，说明战国中期前已经有《礼记》在流传，可以进一步证实班固的上述结论。如此，则《论语》当成书于七十子弟子时期，这与《论语》一书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在时间上也大体一致。杨伯峻断定“《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日本学者山下寅次在《论语编纂年代考》中将其编纂年代限定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到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间。郭店楚简的出土，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新的佐证。
《论语》版本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曰：“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除了鲁论和齐论外，汉初尚有古论出现，是汉景帝时期鲁恭王刘馀在拆毁的旧宅壁中发现的，由古文写成，故称《古论语》。上述三个版本的篇目不尽一致：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古论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而将《尧曰》篇的“子张”章单列一篇。汉成帝老师安昌侯张禹将鲁论、齐论合二为一，但篇目本于鲁论，号称“张侯论”，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本子。东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即是流传至今天的本子。对于这三个本子哪个更为可靠，向有争论。高亨认为古论形成早，当更为可靠。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亦持此见，认为郑玄是根据齐论和古论校正了鲁论中他认为错误的五十处异文而成。P2-4
进入21世纪以来，一股全国性的大众儒学热潮从各地涌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这波儒学热的兴起自然不是无本之木，它既是儒学被人为压抑摧折一个多世纪后的强力反弹，又反映了转型社会对于道德底线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传统在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探寻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图返本开新的努力。因此，无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现实，大众儒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众儒学的历史渊源
从社会学存在的角度分析，传统中国的儒学存在形态包括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三部分。朝廷儒学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政治儒学；士大夫儒学重在阐释儒家道统；民间儒学面向社会大众，重在化民成俗，是教化大众的儒学。民间儒学的政治色彩较淡，也不太关注理论体系的建构，它关心的是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如果说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的诞生是儒教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儒学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完成则是儒教中国形成的现实标志。在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构成了彼此间复杂的张力关系。
在传统中国，儒学的大众化与民间化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颖达认为：“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已经有学者指出，将普及化的塾庠制度推到三代的说法，多半是为了突出儒家教学制度的悠久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三代之时，学在官府，“六经”皆为王官典藏秘籍，王官之学是学在君侯与学在世卿，教育与大众无缘。西周礼乐虽然文质彬彬，极一时之盛，却同样“礼不下庶人”。
儒学走向大众的历史转折点是孔子在民间开创私学。在王官之学衰微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开始民间讲学，首次将原先被禁锢于庙堂之上、作为王官贵族特权的六艺之学传播到民间。孔子的民间讲学无疑是大众儒学的历史起点，它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孔子的私学拆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教育壁垒，开创了大众儒学的先声。孔门教育以有教无类著称，来到孔门受教的，有世卿官贵、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无业游民等，以至于时人感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属于贵族之学，诗书礼乐高雅非凡，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它们出现伊始就被封锁在贵族的深宅大院之中，无由进入寻常百姓家，社会也因此而划分为有教养的贵族和没有教养的群氓两部分，前者为“君子”而后者为“小人”。然而，随着一位圣贤的到来，这一文化的壁垒被打破了。儒学本来是属于贵族的，但是，现在它开始走向平民，并在民间社会找到了更为深厚的土壤。从此，“君子”与“小人”从以是否拥有官爵来区分，变成以是否具有德行来区分。在朝衮衮诸公可以是“小人”，贫寒如颜回者也可以称“君子”。儒学深入民间使得过去的“野人”(周代与“国人”相对)也具备了高雅的贵族气质。孔子是中华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拆墙者，他拆掉了那道古老的墙，将礼乐文明的清流引入民间的沃土。
其次，孔子的私学在官学之外培育了一个致力于传道授业的师儒阶层，该阶层成为儒学走向大众的主导力量。孔子去世后，子夏设教于西河，曾子设教于武城，其他门徒也在各地继续推广儒学。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儒家教化体系，使儒学成为全民性的人生指南与信仰，此举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堪与基督教之形成对于西洋文明的意义相媲关。
从内容看，着眼于儒学修身做人的学修次第，“大众儒学经典”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和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蒙学基础用以童蒙养正，家训家礼培养良好家教家风，劝善经典激发人的为善之心，四书五经通解则是对儒家义理的系统阐述，囊括了从蒙训、礼仪、心性到信仰的不同方面，四个板块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大致反映了儒家教化不同阶段与层面的需求，体现了大众儒学的社会性、实用性和阶梯性。其中的劝善经典，本丛书选择了《了凡四训》和《王凤仪言行录》，它们具有儒释道合一的特征，是儒家思想与民间信仰相融会的产物，体现了大众儒学自身的特色，对于社会教化具有良好的效果。针对近代以来女德教育严重滞后的现实，本丛书特意选入了《女四书》，并从古今之辨的角度加以辨析，以满足读者需要。从体例上，每部经典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以达到忠于原著、贯通古今和深入浅出的编写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上述传统经典中同样存在不少不适应当代的内容。比如，女德文本和蒙学经典中那些强调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单方面服从的思想内容，并不符合原始儒家的思想，是汉代以后儒学受到法家浸染的产物。对于经典中那些不适合于当代的部分，本丛书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保留原貌，但在解读部分予以辨析，提请读者明鉴。
最后，本丛书是编著者集体合作的结晶，得到了各位儒学前辈大家的关心指导，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潘宇女士、翟江虹女士和刘静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论语》是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与人格，全书内容涉及修身、处世、教育、为学、从政等问题。
《论语》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之道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可以将《论语》看成历史书，它是研究春秋史最为可靠的历史文献；可以将《论语》看成哲学书，它对中国哲学的精神与品格产生巨大影响；可以将《论语》视为古代政治学典籍，它系统论述的德治思想，对于传统中国政治影响巨大；可以将《论语》看成重要的管理典籍，它对于家政、国政和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以至于宋代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但是，作为历史书、哲学书、政治书和管理书的《论语》，依然不能穷尽其全部意义，它是人类历史中永恒的经典。
这本赵法生编写的《论语读本(上下)》分原文、注释、白话文翻译、解读等部分，对《论语》的主要内容做了全新解读。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大众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大众儒学关心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大众儒学经典”是我国儒学史上第一套由学者编纂解读，面向普通大众，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的儒学经典读本，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地讲解儒家修身做人的道理。
这本赵法生编写的《论语读本(上下)》是其中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