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离奇的吃人肉细节的描述警醒我们，冯振华在此段回忆中所记得的极有可能是他母亲告诉他的——当年他年仅六岁。尽管他可能对某些创伤性事件或连绵的磨难记忆犹新，但他的记忆可能一直依赖于别人所述，其母亲肯定想用这件事向儿子和家人表明她是个德行高洁的妻子。
冯父死后，冯母和三个孩子——冯振华和两个姐妹(一个14岁，一个4岁)回到距离崇福镇几公里远的夫家。虽然冯振华的祖父已经去世，但祖母和两个婶婶仍住在那里。冯振华的父亲是长子。冯振华的二叔在上海绸厂工作，战争爆发时，他——既有趣也可能一开始是莫名其妙——跟随厂里同事而不是与妻子一道撤退到安徽。然而，这一选择可能正突出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婚姻的论述，他指出，夫妻之间缺乏亲密关系(特别是感情上的亲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群体中。冯振华的三叔在离老家30英里远的一家嘉兴酱酒厂做工，这个距离太远，没法正常通勤往来。不过，战争一爆发，他就回了老家，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待在一起。战时的选择仓促拼凑或(更雅致地说)组成了一个新家庭。这个家庭里面包括一个成年男人，一个祖母，三名妇女和五个孩子(年龄从2岁到14岁不等)。战争和危机带来了新的社会组合，改变了旧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带来了新的挑战。
当冯振华的祖母和两个婶婶带着两个堂弟妹一起生活时，显然是女人当家。三叔回家后，整个局面为之一变。作为家里的成年男人，冯三叔认为祖宅太靠近沪杭铁路，留在老家太过危险。他坚持(当然，他独行其是并成功了)全家搬到离祖宅西面22公里外的永秀乡。对于他为何要选择永秀乡以及他在那里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不过，最终事实证明这非明智之举，永秀乡和附近一带饱受强盗的骚扰。侵华日军的到来如同台风，催生了诸多如同龙卷风般的小强盗团体。这些为非作歹的团体(用中文的说法即“土匪”)趁乱偷窃打劫。在杭州湾的海宁县，大量难民从县城逃到镇上、乡村和西边的山区后，一伙盗匪打劫了硖石港。后来，他们又被地方保卫队打退。
永秀乡的土匪尤其暴力。据说，晚上经常能听到枪声混合着哭喊声。冯振华一家寝食难安。祖母埋怨冯振华的母亲把家搬到强盗窝里——这是个不合逻辑的推论，但又是个符合传统家庭动力学的反应。冯振华说他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在强盗窝里避难显然并非逃难之旅的目的(冯振华的母亲认为离家太远，不应搬到此地)。
当时，日军的船天天挤在附近的大运河里。冯家讨论，如果要搬家的话，哪里更容易找到船只。冯母天天去河边寻找渔船，好不容易联系到有专门运送难民的船只，其上装有渔网做掩护。付了船费后，冯家第二天晚上启程回老家。当他们途经崇德北门外的茅桥埭时，被桥上的国民党军队拦住了。一开始冯家以为对方是要强行征用这艘船做军用。对于坐船的百姓而言，这是普遍而又完全现实的恐惧。士兵们在冯家的行李里翻来翻去找钱。要注意到，大战在即，正常的社会秩序已陷落，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冯家的钱都分藏在几个成人身上——这是个很可能因搜身而被挫败的战略。两个婶婶在行李中的衣服里藏了点私房钱，都被士兵们拿走了。不过，冯家还是回了老家。
P24-25
在完成本书对中日间整体战带来的空间、社会和心理流离的研究中，我得益于许多朋友和组织的帮助。在利用杭州的档案、图书资料和浙江大学历史系保存的丰富的文史资料时，我尤其要感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的阙维民教授。他从各方面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我还要热忱感谢复旦大学的冯筱才教授，他从各方面帮助我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包括帮助我复印重要的参考资料《东南日报》。
我要诚挚感谢马里兰洛约拉大学给予我亚洲史德勒讲席教授的荣誉和慷慨的假期，使我得以完成这一研究。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在洛约拉大学的同事们的共享和支持。在资金方面，我得到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蒋经国基金会和全国大学教师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的慷慨支持。
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在学术领域中为我提供发挥想法的平台的人，尤其是圣地亚戈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周锡瑞(Jeseph Esherick)和毕克伟(Paul G.Pickowicz)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研讨班的罗威廉(William T.Rowe)教授。1997年10月15—17日在法国里昂召开的“战时上海(1937—1945)”国际学术讨论会让我有机会全新认识浙江的战争。我要向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教授、已故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会邀请我参加威尼斯(1999)、维也纳(2004)、新加坡(2006)、火奴鲁鲁(2008)、费城(2010)的会议表示诚挚谢意，这些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给我提供了新的观察史料的方法。
最后，毫无疑问也是最重要的，我还要感谢以下这些同行给予我的长期支持、建议、批评、欢笑和友情(我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你们所给予我的)：卜正民(Timothyr Brook)、詹姆斯·卡特(James Carter)、帕克斯·小科布尔(Parks M.Coble)、布鲁克斯·杰赛(Brooks Jessup)、柯伟林(William Kirby)、凯文·兰德克(Kevin Landeck)、索菲亚·李(Sophia Lee)、李丹柯(Danke Li)、史蒂夫·菲利普(Steve Philips)、冉枚烁(Mary Rankin，我的浙江伙伴)、李滨(Douglas Stiffler)、王克文(音译，Wang Kewen)。此外，虽然未曾谋面，我还要感谢白杰明(Geremine Barrne)，他关于丰子恺的杰出著作让我去关注丰子恺的逃难记述。白杰明在他的研究中虽未谈及这一方面，但可能也没有其他著作曾关注这一点。它使我得以了解难民们面临的挑战和损失的恐怖，往往又很平淡、但常常也是悲剧性的各种细节。
我还要向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致以我最诚挚的感谢。凯瑟琳·麦克德莫特(Katheleen McDermott)是个极其聪慧、有创造力的编辑，一直给予了很多我相信将提升本书影响力的有说服力的建议。詹姆斯·福布什(James Furbush)对我帮助良多，并且认真负责。绘图师菲利普·施瓦茨伯格(Philip Schwartzberg)非常有趣、迷人，而且非常专业。由于本书的内容与环境如此关系密切，他绘制的出色地图不可或缺。
最后，但实际上也是最先的，我要感谢一直在我需要时如此尽力支持我的家人。贝丝一直是(也仍将是)我度过生活磨砺的磐石。我们的孩子卡拉、德里克和希瑟一直给了我们莫大的挑战，同时也带给我们莫大的欢乐，也始终是支持我的源泉。我要对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激。
1938年及此后，金华当局除了推行一些特别工作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以工代赈的尝试。其中一项小尝试是让难民自己充当难民救济管理者。起初，军方负责管理难民中心，但有些人认为这些职责可以由难民自己完成。浙江赈济会组织起考察系统，选择出学历和道德水准较高的难民成立服务处，管理难民救济工作。最初的目标是选出22—40岁之间的34名难民，对如此庞大的难民问题来说，这个数字极为保守。考试的内容包括普通话和时事，同时还要求体检。通过考试后(1938年4月17日在永康县中学举行了一场考试)，还有为期两周的培训。5月初，这些新的管理人员接受任命，派遣到邻近各县。不过，我未能发现可以反映他们对这些地方难民工作产生影响的资料。不过，这种尝试表明，官方希望对那些至少暂时落脚在当地的难民们有一种规范化管理。
在1938—1942年流亡的省政府所在地永康县，政府发起了最重要的以工代赈项目，在芝英镇成立了难民染织厂(见地图4)。由于难民救济费用收支不相抵，政府想设立制衣厂，为省公务员、省级和县级警察以及军事单位提供衣物。赈济会开始筹设工厂，却因为各种涉及法规和程序的难题而备受阻碍。省主席黄绍竑让曾任浙江督军兼省长的吕公望(1870—1954)直接负责这一项目。吕公望说：“曩年在办厂时，事颇棘手，人材物力，并感空尽，机具生财，百无一有。”凭借农业银行贷款10万元和芝英地方精英的帮助，吕公望在1938年4月建立了染织厂，有3800名难民在此做工。工厂的首要任务是让满是虱子、脏兮兮的难民们分批次沐浴。为了容纳难民和工厂，吕公望征用了镇上的寺庙、祠堂。
1938—1942年，即吕公望所说的“和平时期”，染织厂和在县城以及金华县内7个城镇的21个工厂每年为三四千人提供工作、救济、教育。为了照顾做工的难民，难民工厂还设立了接收婴儿和13岁以下孩子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部。此外，还为文盲的难民设立夜校进行补习，并进行一些军事训练。那些不能在染织厂做工的年老难民则可以从事其他工作。除了为难民们提供工作场所和住所外，每完成一件成品都可以给工人现金奖励，用以难民们的日常开支。难民中男女各住不同宿舍。吕公望对难民抱持一种强烈的家长式的态度，下发了印制的指导和规章以及军事准备的说明。
难民工厂的成功之处在于吕公望在组织、资金和管理中动员当地资源的能力。据说，在难民工厂存在的7年时间里，有140多人参与了工厂的管理。从明代起就是集镇的芝英镇是永康县最有权势、经济上和政治上最成功的应氏家族的聚居地。吕公望接到掌管难民工厂的任务后，联络了曾当过芝英镇镇长和区税务所所长的应文龙(1881—1950)。应文龙也是应氏宗祠的管理人，他领头支持吕公望的要求，将大小寺庙挪给工厂所用。他还呼吁其他精英捐资，用于管理工厂、购买机器和材料。起初，地方精英们买了1000台木织机，但随着工作的扩展，需要的机器数量增加到1200台。地方精英还从始至终参与了工厂的管理以及几年后在另外四个城镇中设立分厂的工作。总的来说，在应对难民危机中，这里的地方领导人愿意、甚至急切地充当政府的盟友。
尽管据说有些难民拒绝要靠做工获得食物和住宿，但在难民工厂工作和在一个稳定地方带来的安全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的对工厂及其体系的认同感。吕公望声称，工厂难民将工厂看作战时家庭，他们对它非常忠诚；他表示，他们成为难民的许多苦楚已经被淡忘。在混乱和不安的气氛中，对难民来说，这种归属感无疑比他们生产的任何纺织品都更重要。
……
我依靠中国人——精英或非精英的史料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尽管有些资料写于20世纪60年代(事后2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大多数是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口述资料。将回忆当作历史是极其冒险的。皮埃尔·诺哈(Pierre Nora)在他的巨著《记忆的圣地》(Reams of Memary)中指出：“记忆作为一种情感现象和奇迹，只会容纳那些与之相适的事实。它在模棱两可的东西、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细节的一般模糊印象方面极其兴盛。”记忆还包括遗忘。实际上，如另外一位学者所说，任何日志或自传著述都是“对过去的纠正性介入，而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在许多中国人的记述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我将在适当时候对此有所论述。人们可能期望，大部分记述是最接近事件的宏观景象中真实发生的场景，最接近叙述者经历中隐现的——尤其是恐惧、挑战或灾难性细节——真情实景。
我们需要倾听中国人的声音。那些亲历者将告诉我们什么？有关身份问题，这种证词可能说明了什么？这些幸存者在讲故事时，都用了什么修辞？最重要的是，在精英与非精英的叙述中，存在什么样的共通性？这些叙述揭示出1937—1945年的家庭、国家和民族的哪些内容？
冯信发的记忆揭示了日本军事战略的核心：对中国人造成彻底的恐怖，因而，比起继续战斗，似乎投降是最好的选择。2月18日和19日，日军到来的特征是纵火和无区别地滥杀市民。冯反复提到熊熊大火和密集的枪声。将汽车站作为一个个处决中国人的场所是一种残暴的恐怖策略——对那些等待轮到自己的人们而言，这尤其是痛苦的折磨。对那些能逃离的市民而言，横尸遍野、亲友罹难的景象让其恐惧不已；冯家幸存的家人，直到9个多月后的秋天，在日军离开后才回到乔司镇。
这次逃难——至少2月18日和19日的逃难——离乔司镇不远，这可能是大部分无法负担起或忍受长距离奔波的逃难者的最典型反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逃离：冯信发失明的外祖母就是一个例子，冯信发并未描述她的命运。在第一次逃难中，家庭的重要性非常明显。冯信发听到母亲被杀及后来找到尸体的第一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恐惧，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的话。他父亲关心的是冯信发的安全——他是独子——突出了子孙在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性。
最后，冯信发的记忆指出了某些有关战争的现实以及中国人对战争的反应：日军行动的不可预测性——什么时候出现，他们会做什么；家庭成员的分离以及这种分离和整体形势带来的焦灼感；中国人将日军视为“鬼子”，一个比简单的“敌人”更形象和凶狠的名词。日军在半夜进攻，对许多描写战争经历的中国人而言，“晚上”本身就预示着满是危险和威胁。
《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由萧邦齐著。萧邦齐在著作中讲述了江浙难民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的生存之术。作者引用包括丰子恺回忆录在内的大量回忆和访谈材料，分析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对难民的政策和态度，“焦土政策”下难民何以自处，以及大量地方官员如何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履行职能。
萧邦齐分析了流离失所状态下的教育、工商，以及在战争状态下，上海和浙江如何经由商人、地方势力、军阀、官员维持贸易往来。同时，萧邦齐提到：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给浙江不少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萧邦齐强调，1937 年至 1945 年间，中国国民政府在应对危机和帮助民众方面体现了自己的无能。政府组织不力，物资匮乏，在短时间内无法安置难民。国民政府的一些策略反而加剧和恶化了难民承受的痛苦。例如，国民政府奉行的“焦土政策”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没有阻止日军推进，却让民众生不如死。
萧邦齐著的《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讲述一段“鬼哭神嚎”的历史，一代中国人最苦痛的经历。
国破家亡里，百姓如何生存、应对、抵抗，甚或死亡？省与地方、汉奸与抵抗者、战士与平民、中国人与日本人、官员与老百姓、教师与学生、党员与非党盟友或敌人，在这个危难时刻，做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不管长途或短途迁徙，用艺术家和作家丰子恺的话来说，当难民就是“苦海”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