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中著的这本《情多处处有悲欢（民国才子诗人的情感心态）》着重叙述民国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新诗人与旧才子”、“新思想与旧道德”、“理性与情感”交织时的矛盾与冲突。书中选择了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戴望舒等5位民国现代诗人，以他们的婚恋故事为主题进行讲述。本书考证与才思并举，语言流畅优美，结论平实可信。

黄世中著的这本《情多处处有悲欢（民国才子诗人的情感心态）》在总论外，上编涉及胡适、徐志摩、戴望舒三位诗人，他们的爱情与婚恋素材多是读者所熟悉的，但黄先生通过这些素材，给予重新评价，阐明了令人信服的观点。下编叙述的郁达夫和王映霞之婚恋，则是黄先生几十年苦心经营、反复琢磨的精心结撰。其中不仅有对郁、王婚恋始末的详尽阐述，而且对郁、王之性格及时代文化之背景，皆有合理的论评。

总论：新诗人与旧才子两重人格的交织

 一、民国才子诗人的四种人格类型

 二、婚恋上的时代影子与道德情操

上编

 一、胡适的婚恋观、婚外情与两重人格

（一）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韦莲司

（二）欲眠君照我，无梦到明朝：莎菲

（三）朱颜青鬓改，魂梦苦缠绵：曹诚英

（四）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江冬秀

 二、徐志摩、陆小曼之婚恋

（一）三种态度：痛斥、支持、理解

（二）对三种不同态度之评析

 三、雨巷诗人戴望舒的“沉哀”与性格悲剧

（一）麻点斑痕与月神的名字：戴望舒

（二）沉哀，绛色的沉哀：施绛年

（三）担起记忆，把沉哀吞咽：穆丽娟

（四）压着沉哀，透渗到骨髓的沉哀：杨丽萍

（五）人生遭际，性格决定命运：望舒情爱的幻灭

下编

 四、《毁家诗纪》：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恋悲剧

小序

（一）初识与毁家的潜在因子

（二）郁达夫的狂追苦恋

（三）郁、王定情的草率

（四）归于平淡与故态复萌

（五）郁、王婚变的根本原因

（六）醇酒妇人与新女性的摩擦

（七）悲情浪漫型的人格缺陷

（八）移家杭州的两个问题

（九）从文人到名士角色的转变

（一○）自杭赴榕与夫妻疏离

（一一）发乎情而止乎礼义

（一二）派系斗争与郁达夫“中箭落马”

（一三）妒火中烧与悔恨交加

（一四）王映霞、郁达夫错误三七开

（一五）“大风”终于刮得劳燕分飞

（一六）伟大的爱国者与杰出的诗人

（一七）士大夫的婚恋观与性格悲剧

 五、郁达夫《毁家诗纪》笺评

附录：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变部分史料

（一）郁达夫《寻人启事》（1938年7月5日、6日汉口《大公报》）

（二）郁达夫《道歉启事》（1938年7月10日汉口《大公报》）

（三）郁达夫、王映霞《协议书》（1938年7月10日汉口《大公报》）

（四）郁达夫《保证书》（1939年5月5日香港《大风》旬刊第36期）

（五）王映霞致陆丹林（一）（1939年3月17日）

（六）王映霞致陆丹林（二）（1939年3月18日）

（七）王映霞《一封长信的开始——谨读（大风>三十期以后的呼声》（1939年4月15日香港《大风》旬刊第34期）

（八）王映霞《请看事实》（1939年5月5日香港《大风》旬刊第36期）

（九）美国友人收藏郁达夫、王映霞未刊书信（5封）

主要资料来源

索引

后记

五四前后，是中国共和与专制、民主与独裁、科学与迷信、白话与文言、新诗人与旧才子、新思想与旧道德、自由恋爱与包办婚姻的交替时期。本书着重论述这一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冲破旧式婚姻的过程中，“新诗人与旧才子”、“新思想与旧道德”、“理性与情感”交织时的矛盾与冲突。为了叙述与行文的方便，本文只选择了胡适、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等四位现代诗人，对他们的情感心态，进行考证与论析。为什么是这样四位，而不是其他的诗人呢？这是由于他们的婚恋与对待女性的态度具有代表性，而且各有特点，代表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婚姻和恋爱观。

根据希波克拉底关于气质类型的理论，这四位诗人同属于多血质，而从人格学理论上分析，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浪漫型人格。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思想学识、社会经历、具体环境，以及许多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因素，这四个人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人格特点：

（一）胡适之的婚恋观，是“自我抑制突然爆发型”的人格。胡适一生的婚姻与爱情，一直挣扎于旧道德与新思想的搏斗中，他采取了自我抑制的态度。早在留学美国之前，胡适的母亲就为他订下江冬秀这门婚姻。胡适是位孝子，他明知道自己并不真爱未来妻子江冬秀，却因不忍心伤害母亲而自我克制，认下这门亲事，并决定“绝不毁约”。但是，遵从IH道德的“理性”认识，并不能抑制青春期心中对异性热烈跳荡的爱情。所以，他在留学美国的时候，就曾与一位教授的女儿韦莲司恋爱，并对留学美国的中国才女莎菲产生了感情。但是胡适深知自己已经订了婚，不忍心伤害母亲和未婚妻江冬秀，就主动终止这两份感情，可以套一句古语，那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

但是，胡适的“理智”，终究未能战胜“感情”。1923年的秋天，胡适背着江冬秀，在杭州西湖一处风景区烟霞洞，与小表妹曹诚英同居了三个月，致使曹诚英怀孕。胡适心中热烈的爱情终于逾闲而冲破了“旧道德”，决定同江冬秀离婚。可是当胡适提出离婚的时候，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只好又一次抑制自己的感情，选择了妥协，而让曹诚英赶紧堕胎，到美国留学去。这种“自我抑制型”人格的突然爆发，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曹诚英；曹诚英终身未嫁，丧失了本应获得的幸福的家庭生活。

（二）徐志摩，在个人婚恋观上，应属于一种“博取新性爱的梦幻型”人格。胡适认为他同张幼仪离婚，狂追“有夫之妇”的陆小曼，是对“爱、自由、美”的一种人生追求。徐志摩是胡适的好朋友，胡适的言论只是为朋友辩解。而作为徐志摩的老师，梁任公则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指出：徐、陆的婚恋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梁实秋则更指出胡适为徐志摩的辩解“极不妥当”：  把自己的生命与前途，寄托在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上，而“爱、自由、美”又由一个美艳女子来做象征，无论如何是极不妥当的人生观。

说实在的，“爱、自由、美”未必即是徐志摩的人生观。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首先应该具有一种博爱的精神，一种高尚的情操和人格。如果他真“爱”陆小曼，就应该为陆小曼的家庭着想，尊重小曼丈夫的自尊，亦施之以“博爱”的情怀。因此，不能说徐、陆婚恋是一种对“爱、自由、美”的人生观的追求。反之，徐志摩对陆小曼的狂热追求，只是他对张幼仪产生了性厌倦，希图博取新的性爱，梦想重新幻化一段爱情，可以称之为“博取新性爱的梦幻型”人格。

具有这种人格类型的人，非常情绪化、浪漫化，有时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在感情上，追寻“感觉”，在艺术创作上，用最美、最特殊的方式去表达，虚幻地认为悲剧才是人生真实的生命；常觉得生命是一个悲剧，示人以自造的、自我的虚幻悲剧，博取同情；这种人格类型的人，又往往把“梦境”等同于现实，多具虚幻的想象，自寻怨尤与苦恼……

这种人格类型的人，表现在婚恋观上，正如梁任公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批评的那样：是“用情不专”；是“性情浮躁”；是“感情冲动”；是“沉迷于不可得的梦境”；是“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终至“自投苦恼的罗网”！

（三）戴望舒的婚恋，可称为“专制暴躁又自卑猜忌”的人格类型。戴望舒小时候出过天花，脸上留有麻点瘢痕，被友人嘲笑为“趣味装饰”，因而心中存有“自卑自暴”的阴影。

他盼望在一条窄窄的“雨巷”里，出现“撑着油纸伞”，“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但是他一生都没有等到。他喜爱文学，转而企望在诗歌创作上获得成功，从而寻觅到心爱的女子。《雨巷》让他获得了“雨巷诗人”的桂冠。

他的婚恋一开始，便走错了路子，他一直追求年轻的、不太懂事的中学生女性。他住在施蛰存家，拼命追求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场恋爱；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虽然非常贫穷，仍不得不到法国去拿学位。但是，前后近十年的努力，却因脸上的“趣味装饰”，遭到施绛年的拒绝。

他住在穆时英家，拼命追求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也是一位高中学生）。他成功了，但1936年他们结婚时，戴望舒已经33岁，而穆丽娟才18岁。最后因性格不合，戴望舒猜忌而性格暴躁，经常大骂甚至动手；最后夫妻如同路人，于四年后分手。

1942年，经人介绍，戴望舒同小他21岁的一个同事（抄写员）杨丽萍（又名杨静）结婚。这年，杨丽萍才16岁，而戴望舒已经37岁了。16岁的杨丽萍，自然好动。她爱跳舞，喜交际，为戴望舒所不容，常遭殴打；几年后，杨丽萍终于带着自己喜欢的年轻人私奔了。这一场婚姻同样以失败告终。那已经是1948年，离戴望舒逝世不到两年。

戴望舒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戴望舒自卑自怨，心胸狭隘，每怀疑妻子瞧不起他，有外遇，因而性格暴躁，时常暴戾地殴打妻子，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和家庭关系。他在婚姻上的失败，除了脸上的“趣味装饰”外，追根寻底，终是性格上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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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中先生是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的资深教授，退休后，于2008年移居美国马里兰州。黄先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一生读书为学不辍。在美国几年，撰写了55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昨夜群星陨落》，近日又完成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血魂》，将由黄山书社于2016年出版。前年，黄先生编注出版了《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40万言（河南文艺出版社）；最近又完成了《情多处处有悲欢——民国才子诗人的情感心态》，即将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生嘱咐本人与蔡贻象教授为本书写上几句，作为序言。蔡贻象教授因公赴斯里兰卡，只好由笔者一人勉力为之。

黄先生藏书十万余卷，二万九千余册，琳琅满目，多为珍品，可谓温州第一藏书家。他不仅购置专业研究所需之古籍，现当代的好书也尽量搜罗。因此，在移居美国后，仍能捧出这本以四位现代诗人婚恋为主题的作品，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其中关于郁达夫《毁家诗纪》的考证和评论文字，台北《传记文学》作为特刊，连载五期；对徐志摩、戴望舒婚情的评论，也在《炎黄纵横》月刊上发表过，甚得读者好评。

本书在总论外，上编涉及胡适、徐志摩、戴望舒三位诗人，他们的爱情与婚恋素材多是读者所熟悉的，但黄先生通过这些素材，给予重新评价，阐明了令人信服的观点。

黄先生认为，胡适的婚恋观、婚外情和双重人格是新与旧、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并最终调和的结果，黄先生的批评是温和的。

徐志摩的“多情”，世人固不乏指责，但同情者居多。黄先生在阐述梁启超、胡适、周作人对徐志摩、陆小曼婚恋的三种态度之后，结合徐的人生际遇细加辨析，认定梁启超在徐、陆的婚礼上斥骂其“冲破礼防”、“自投苦恼罗网”、“可痛”、“可怜”，将“陷于灭顶”的论断，更接近真相，也更合情理。黄先生指出：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西点军校毕业，以外交部上校武官的身份参加过“巴黎和会”，支持我国代表拒绝在“和会”决议上签字，抗议日本侵占我国领土权益的无理要求，维护我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是在当时被称为“文武全才”的外交官。徐志摩认他为好朋友，背地里却对陆小曼说，王赓是个“屠夫”，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最后，居然把好朋友已经结婚四年的妻子夺走。黄先生认为：俗语云“朋友之妻不可欺”，徐志摩的所作所为，道德上有可指摘之处。

戴望舒一生都在苦苦追寻爱，得不到爱，悲痛欲绝；得到了爱，却又不知道珍惜。黄先生在其性格缺陷中，为爱的幻灭找到深层的原因。

下编叙述的郁达夫和王映霞之婚恋，则是黄先生几十年苦心经营、反复琢磨的精心结撰。其中不仅有对郁、王婚恋始末的详尽阐述，而且对郁、王之性格及时代文化之背景，皆有合理的论评。殊为难得的是，黄先生自1982年至1994年，与王映霞女士通信，留存了165封王映霞书简。与王映霞长达十多年的通信和多次面谈，无疑为解开郁、王的婚恋谜团注入很多鲜活的史料，让读者对如烟往事有更清晰、更具体的了解与把握。读者不妨参阅黄先生不久前出版的《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一书。

婚恋本是人生之大事，而新旧交替时期“才子诗人”的婚恋更是意味深长。以考证见长的黄老师，兼具古今文学研究之能力，又富有才情和睿思，其于“民国才子诗人的情感心态”之推究与阐发，自然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是为序。

孙良好

2016年1月17日于温州逍遥斋

本书原拟考证、整理胡适之、苏曼殊、徐志摩、郁达夫、李唯建、戴望舒六位才子型诗人的婚恋情态，以与作者1990年于浙江大学出版社印行的《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含白居易与湘灵、元稹与双文（崔莺莺）、李商隐与宋华阳、韩僵（韩冬郎）与李氏、陆游与唐琬、王彦泓与姚氏、龚自珍与顾太清］，匹为“姐妹篇”。无奈当时正在编撰《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长编巨幅，时时掣肘，无暇动手。《类纂》一书，2009年11月由黄山书社出版时，笔者已经移居美国近两年。

笔者2007年11月离开讲坛以后，始着手规划此书的写作。2008年6月移居美国马里兰州，虽相对清闲，却未能静下心来修订，而转到别的领域去了：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心血来潮，写了一部与家族先辈有关的，反映黄花岗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昨夜群星陨落》；紧接着又在电脑里敲打了一部反映闽南抗日复土斗争的长篇小说《血魂》（2016年出版），一部反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长篇《相忘于江湖》，实在没有更多时间完成本书的写作。当然，在小说创作的间隙，亦每取阅胡适之、郁达夫等六家的婚恋史料。2012年6月完成了四家，其中《郁达夫＜毁家诗纪）考辨》，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2013年第1至第5期；《徐志摩、陆小曼之婚恋》，以《徐志摩陆小曼婚恋往事》为题，刊于《炎黄纵横》2015年第2期；《雨巷诗人戴望舒的“沉哀”与性格悲剧》，刊于《炎黄纵横》2013年第11期。

《苏曼殊对日本弹筝女的暗恋》《李唯建与黄庐隐爱的悲歌》二文，却一直未能构思成熟，因此，本书付梓时仅有四位诗人。

本书以四位“才子诗人”的著作为据，并参考部分现当代学者编撰的“研究资料”。限于体例，未作脚注，而于书后附上“主要资料来源”，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感谢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现代文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孙良好先生为本书作序，使此小书增色不少。

黄世中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