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任公）先后编纂了三种关于传统的修身方面的书——《德育鉴》《曾文正公嘉言钞》《节本明儒学案》。此三书既是梁启超本人用以自修的随身札记读本，也是任公用以推行公民德育的指导书。考虑到梁氏编纂这三种书思路的连贯性和紧密性，取名“梁启超修身三书”。其中《德育鉴》是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梁启超修身三书（德育鉴）（精）》详细介绍和评价了梁启超所编篡的三种修身德育读本。

《梁启超修身三书》收入梁启超所编的三种书：《德育鉴》《曾文正公嘉言钞》《节本明儒学案》。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前后出版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梁启超修身三书（德育鉴）（精）》中的《德育鉴》是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

编者前言

导读

例言

辨术第一

立志第二

知本第三

存养第四

省克第五

应用第六

启超谨案：以上所钞，皆发明知本之不容已。夫学者无志于求己之学，不必论矣。间或有之，而学焉不得其门，则苦其难而终无所入，卒以废弃耳。自宋儒提倡斯道，一时号称光大，其间最有力者尤莫如朱子。朱子之言曰：“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所论与英儒倍根（整理者按：今译培根）之归纳论理学颇相似，以之为研究科学之一法门可也。虽然，科学之上，不可不更有身心之学以为之原。而朱子之所以教人者，则自以为身心之学而非科学也。更申言之，则属于德育之范围，而非属于智育之范围也。夫为学当日益，为道当日损，是则德育、智育两者发脚点所攸判也。（为学即属智育范围，日益者，以艺术增进为贵也；为道即属德育范围，日损者，以结习销除为贵也。）今朱子以此教始学，其所谓一旦豁然者，虽未必无期，而所谓用力之久者，不知久至何时。人生百年，光阴能几？循此以行，则恐矻矻数十寒暑，发白齿堕，奄然澌灭，而一无所自得者，比比然矣。且科学者，无穷尽者也。故以奈端（整理者按：今译牛顿）之慧，其易箦时，乃言学问如洋海，吾所得者仅海岸之小砂小石，而其馀不得不以俟诸后贤。即后贤有十奈端焉，百奈端焉，千万奈端焉，亦不过由海岸进而至距海岸数十里、数百里止矣。欲以一人之精力，而总有洋海全部之智识，此固必不可得之数，庄子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若是乎，由朱子之道，而欲求所谓“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全体大用无不明”者，其亦终不能至而已。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而不知两者之界说，适成反比例，而丝毫不容混也。故陆子规之曰：“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朱陆异同，此为界线。虽然，朱子他日固自悔曰：“多识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前此未免支离。”（《与何叔京书》）又曰：“某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太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与周叔谨书》）又曰：“年来觉得日前为学不得要领，自身做主不起，反为文字夺却精神，不为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惧，且为朋友忧之。若只如此支离，漫无统纪，展转迷惑，无出头处。”（《答吕子约书》）由此观之，则朱子晚年确有见于前此受病处，而学道之不可以不知本，章章明甚矣。故今先汇述先哲之言，以见支离之必无功，而简易之万不容已。若夫孔子之所谓一贯者何物？孟子所谓先立其大者何物？程子所谓约者何物？所谓着力得力者当由何道？陆子所谓大纲、所谓一路者何物？庄渠所谓主宰者何物？白沙所谓把柄者何物？王子所谓这一件者何事？所谓头脑者何物？所谓木之根、水之源者何指？徐氏所谓发脚何以能不差？千言万语，只是一事。吾今请述吾所信仰者以饷同志。  启超又案：吾今语此，非欲为前此争朱学、王学者增一重公案也。吾虽服膺王学，而于朱子万不敢菲薄。盖朱子所言，有益于学者修养之用者，滋多矣，本编所引已不下数十条，未敢有门户之见存也。独至本章，以王子之言为主者，非徒素所师仰云尔，诚以吾侪生于今日，社会事物日以复杂，各种科学皆有为吾侪所万不可不从事者，然则此有限之日力，其能划取之以为学道之用者，校诸古人，抑已寡矣。今若不为简易直切之法门以导之，无论学者厌其难而不肯从事也，即勉而循焉，正恐其太废科学而阔于世用，反为不学者所藉口。故窃以为惟王学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本章之特提之，正以此也。

P63-67

梁启超（任公）身跨政、学两界，名满天下，著述宏富，于当时后世影响巨大。然而，在今天很多人心目中，其形象却飘忽不定，以致有研究者称其人多变无恒守，其学多面无统绪。其实，任公一生跌宕起伏，其行动主张固然多所变更，其中却有一以贯之者；其学问涉猎极广，多所开创，其中确有统摄全局者：其一贯、其统绪正是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而这一点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

梁任公的修身之学奠基于万木草堂时期，深化于戊戌变法之际，确立于游历美洲之后。政治行动的挫败，促使他从政、学两方面深入反思：为政者缺少修身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愈为作恶的工具。他总结清代以降的政治：曾国藩走的是“道德改造”路线，从改造自己做起，然后砥砺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终于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继之而起的李鸿章转而走“功利改造”路线，以功利为本位，专奖励一班有才能而不讲道德的人，政局无可避免地衰敝下去；袁世凯则更以富贵为本位，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专门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爪牙，天下事遂不可收拾。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上，“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馀，根本去刬除”（《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表现在教育上则是“智育日进，而德育日敝”（《节本明儒学案》眉批）。概括言之，政治、社会的败坏在于重功利而轻道德，轻道德的根源在于传统修身之学的衰落。

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其自立立人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学统驭科学，以德育统摄智育；德育的内容则为先私德后公德，即以传统的道德学问为本；德育的方法则是从个人修养做起，推己及人，即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此是任公的“晚年定论”，是他此后巡回各地演讲和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初衷，也是他编撰和出版《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三书的原由。

不幸的是，梁任公当年的大声疾呼并未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对前途的担忧早已成为现实：那之后的政治改良固路漫漫其修远兮，今日学界之腐化堕落亦有目共睹，学校则适成为“贩卖知识杂货店”（《为学与做人》）。然则任公之努力果无意义乎？修身三书的出版，当时就深刻影响了一批士子如蔡锷、徐志摩、梁漱溟的人生道路，谁说不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

任公有诗云：“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今天重印是书，名之曰《梁启超修身三书》，固在继承先生之遗志，亦以还任公真面目与世人。

三书之所由作，乃为修身实践作指导，一面总结了修身之学的道理和方法，一面结合任公自己的亲身体验，谆谆提醒工夫的要点。惟愿有缘读是书者，如任公所期望，真实做修养工夫，幸勿以思想资料视之！  刘海滨

2016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