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维新派领袖之一的唐才常（1867-1900），因发动唐才常起义，被老师张之洞逮捕，斩首，临刑前吟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唐才常说：夫西国最重儒者，其儒者又率以兼爱、尚同为宗憎。如今日在中国之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等，皆不惮灌灌苦口，棒喝当途。或疑渺不相属之人，何以强聒不休如此，盖兼爱尚同，其宗憎然也。我诚得其人师之友之，不独学识因之日进，即彼情状，可从洞悉。遇有疑难交构之处，或得其一二言排解，涣然冰释，亦未可知。若贸然秉使节而来，处眢井者三年，虽偶焉过从，不过一时闻冗冗之徒，于一切政学根原，衰如充耳，致为西人窃笑，以谓支那之人，不可与语，此盲于目而病于心者也。辱国之罪，莫大乎是。
在中国旅居十多年以后，李佳白自己袒露了热爱中国的心迹：“余居中国十余年，言语、饮食、衣服、居处，无非华也，亦既自视华人矣。履华之土，即受华之惠，每思披肝沥胆，有以报称。值此迫不及待之势，诚不敢缄默不言。愿为借箸之筹者，诚以中国情形，水深火热。一国不振，强邻并争，亿兆将无安枕之日，君相亦多旰食之虞。”
由于有了一颗炽热的中国心，所以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晚清光绪帝主持的外交部会议里，李佳白居然位列各位中国大臣之中；自己的父亲在美国去世的时候，清朝官员250人为之送挽联，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朋友的驻外公使李鸿章。李鸿章曾经对中国人说，李佳白是“文明之美国人”。其在华45年的经历，影响所及包括光绪皇帝、恭亲王奕诉、荣庆相国、管学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孙家鼐、端方、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梁士诒、梁敦彦、熊希龄、赵尔巽、翁同龢、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胡适、曹云祥、伍廷芳、王文韶、盛宣怀、王闿运、吕海寰、宋教仁、宋育仁、严复。中国近代的许多重大事件，包括戊戌变法、新学思潮、京师大学堂的创建、义和团事件……一个外国人均参与过，这是一种何等显赫的地位！而具有这种显赫地位的，就是把一生奉献给中国的美国人李佳白博士。
以往的研究者把李佳白定位为传教士，或者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或者是独立传教士。其实，李佳白的身份应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主要贡献不是传教，而是促进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的近代转型。他当过记者，办过学校，参与了戊戌变法，是“新学”的首倡者之一，最早提出筹建京师大学堂，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教育、新闻、翻译、慈善事业、水利事业，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其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的一些早期慈善组织均与李佳白有关，如中国红十字会、天足会、道院、中华义赈会、红□字会。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在中国，他是1893年世界宗教议会的参加者和继承者，是中国首位宗教对话的提倡者、实践者；在中国，他是新兴宗教巴哈伊信仰的第一位认同者、传播者、介绍者，也是孔教的主持者、提倡者，他的一生，和清末以及近代的核心人物均有接触和交集，甚至对他们均有影响，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除了美国人的身份没有改变，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人，说中国人的语言，像中国人一样爱中国，也像中国人一样会犯下错误，有时候甚至是严重的错误。
李佳白有洋儒、西儒、美儒之称。端方给他的称呼是“西来巨儒”。李佳白提倡的“孔子加耶稣”，绝对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使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表达一种最复杂的思想融合，就是孔子不仅要加耶稣，也要加摩西，加穆罕默德，加克里希纳，加琐罗亚斯德，加佛陀，加一切与儒学不同质的文化传统。所以在李佳白主持的尚贤堂里，演讲者有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婆罗门教徒、印度教徒、道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儒教徒、锡克教徒、通神论者，以及不同的哲学流派。在尚贤堂里，哈德成阿匐就直接与李佳白对话，就季理裴的一部著作里面有对伊斯兰教不适当的评论而互相交流，最后李佳白发现季理裴确实有不对之处，便当众销毁了这部书稿。（P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