榔头垮虽只有几户人家，但方圆百里的老人们都知道这个地名。它因榔头爹而出名。很久以前，一个姓王的老头常在农闲时从河里捞鱼，然后挑到东南15里外的拾桥去卖。那时拾桥的鱼行被一伙强人霸占，所有的鱼都必须卖给鱼行，然后由鱼行卖给小商小贩及百姓。他们在买进卖出时都是自己定价，不允许别人还价。王老头不信邪，在卖鱼时故意与鱼老板还价。鱼行老板见有人不守他定的规矩，就召来30多个伙计将王老头围了起来，其中一个操起院子的榔头就朝王老头的肩上砸去，让他们惊奇的是，王老头的肩没有被砸坏，榔头却被震飞了，拿榔头的两条胳膊也被震断。伙计中有个练过武功的胖子不服气，又操起榔头朝王老头的头上砸去，榔头又被震飞，胖子也被震翻在地不能动弹。从此以后，人们便将这位王老头称为榔头爹，榔头爹所住的垮子也被称为王家榔头垮，拾桥鱼行便可自由交易了。
榔头爹出名了，便有人慕名来求他传授武艺，但他很少传人，只有他认为有德性的人才肯收为徒弟。有一次，有个在纪山寺学习武功的青年也来找榔头爹，想改换师门。榔头爹不答应，这位青年便爬到屋后几丈高的大桑树上不下来，榔头爹轻轻一纵便将他抱了下来，送回了纪山寺。
我是榔头爹的后人。由于没有家谱，我并不知道榔头爹上我几代，榔头爹的武功也早已失传。我出生时，榔头垮只有3户人家，每家的正屋都是朝东开门、土墙布瓦、二重带一个小天井的小8间。我家住在中间，南面是大伯传榜家，北面是二伯传元家。最南头还有三间空房，主要用于我家堆柴草。传榜的儿子叫家茂，传元的儿子叫家登，都比我年龄大。我的父亲叫传文，母亲姓高，我有二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家千长我15岁，二哥家方长我12岁，姐姐出嫁不久就因家庭矛盾而自杀。家千在我出生的那年娶妻余氏，家方在我三岁时娶妻全氏。我家有5石①多田，由于缺水，每年最多只有一半的田种水稻，实行轮作，有一头耕牛，一头马。马主要用来驮运粮食、萝卜到十里铺、塘坡、丁岗、老山、刘店、纪山、郑场等地去卖。还有四人踏水车一辆。我家和大伯、二伯共用一套舂米的设备，包括石臼、风车、石磨、石碾等，主要是用来舂自食的米，有时也将自家产的谷加工成熟米驮运到拾桥去卖。
我出生时，房前屋后有很多的树，如果有人躲在门前的树林里，即便是站在门前的稻场上的人也看不见。最大的树，是我家与二伯家屋后的大栗树，树干粗到4个大人合抱也围不过来，树冠有几十米高，方圆20里就能看见它。我不知它有多少年，据说，是我爷爷的爷爷小时候挖掉大桑树蔸后栽的，因此，我们叫它大古树。大古树常栖着数百只老鸹①。每年夏天，小鸟学飞的时候，常常有许多翅膀未硬的小老鸹落到地面上，因此引来了一些猫和蛇，有时大乌蛇还爬到屋顶吃燕子，我们很害怕。每年冬天老鸹筑巢的时候，地面便会落满枯树枝，这些便成为我们的引火柴：
我们垮子南北两头各有一口堰，北边的叫旁边堰，水面有一石田大，可灌溉两石多田，是我先辈们请人挖的。南边的叫锅田堰，是黄姓大地主请人挖的。据说，黄家挖这口堰吃了十几石谷、一黄桶(约700斤)蚕豆。旁边堰周围是我们垮子的田，大约有10石。锅田堰南至全垮、东至全河、西至大蛸的几十石水田和所有的垛子屋(带两个天井的三重青砖瓦房，每幢有大小房屋12间)，都是黄姓地主的，黄姓地主住在沙市，其土地全部出租，租金是每石田收3石谷和1只鸡；其房屋由种他田的佃户居住和看守，不收租金。
我家门前有条河，叫拾回桥河②，是荆门境内最长的一条河，它发源于漳河，经长湖在沙市流入长江。我家处于拾回桥河的中下游，河里鱼很多，经常有人划着小船带着鱼鹰在河里捉鱼；涨水季节常有帆船从沙市开到我家门前运粮食⑧。河的对面是一马平川，向东一直连接到后港；河的这边是连绵不断的小山坡，向西一直连到河溶。我们垮子北3里是汉宜公路，铺有石块，常有汽车往来；西4里是襄沙公路，车辆很少。
P2-3
我们习惯于从知识分子的视角看待农民问题，从城市的视角看待乡村问题，而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视角，多面地展示了他们的经历和思索。这样的视角所揭示的乡村社会历史文化变迁，对学术界和相关读者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补充。
曹锦清
本书从采访到整理出版，耗时达十五年之久。其采访之细致、专业与艰辛，在新时期从事“三农”研究的学者中并不多见。由于采访时间主要是在我国取消农业税之前的2000年，所以，本书对了解世纪之交中国“三农”问题之恶化状况，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
吴重庆
本书重点描述了宏观历史著作较少关注的农村社会生活变化特别是农民日常生活变化，回应了21世纪以来学界有关中国农村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为农村研究提供了鲜活、珍贵的历史素材，可以让读者真切感受中国正在繁荣富强。
贺雪峰
本书不只在于重述历史，更重要的在于从活生生的历史细节中获取意义，探讨农村变迁的内在机制，获取对我们在当下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立足点的理解。
罗兴佐
荆门地处湖北中部，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荆山余脉东南端，素有“地接江汉，门锁荆楚”之称。荆门在春秋战国时归属楚，唐时设县，宋时建军，元时设府，明时复县，清为直隶州，民国降州为县，新中国成立后续为县。1979年，县、市分设。1983年，县、市合并，升为地级市，下设东宝区、沙洋区。1996年，荆州市所辖京山县、钟祥市划归荆门市。1998年，沙洋撤区设县。2001年，划沙洋县何场乡和东宝区麻城镇、团林铺镇、白庙街道办事处，与掇刀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合并成立掇刀区。2002年，湖北省五三农场划归荆门市，成立屈家岭管理区。2011年9月，成立漳河新区，托管原东宝区漳河镇、原掇刀区双喜街道办事处。
荆门现在的幅员面积为1．24万平方公里。地域东、西、北三面高，中、南部低，呈向南敞开形，形成低山坳谷、丘岗冲沟和平原湖区兼具地势。东北部的钟祥、京山大部分地域地处大洪山南麓，地质特征为褶皱断块山地，主要由古生界、中生界碳酸盐岩、碎屑岩以及元古界变质岩构成，形成低山或丘陵，最高海拔为105l米。西北部的东宝区地域是由大巴山东延至保康、南漳的荆山，山文线由东西转为北西至东南，蜿蜒形成荆山余脉。主要由二叠三叠纪石灰岩组成，形成坳谷、冲沟分割起伏和缓的低山、丘陵或岗地，最高海拔为673米。中、南部汉江两岸的钟祥市、京山县部分和沙洋县大部分地域，主要分布于新生代沉降盆地之中，由于江河冲积和湖泊淤积，形成平原湖区，最低的河床和湖底只有海拔27米。区域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湖?白密布，河网交织，堤垸纵横，是全市粮棉集中产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优质棉、商品油料生产基地。
本书将荆门农村简称为“楚乡”，采集与整理了楚乡7名村干部的口述史，用最自然的方式讲述了他们各自生命历程中最真实的故事(包括分家、建房、迁移、生死)和最深刻的记忆(包括上学、结婚、职务或职业变化、人生辉煌、人生挫折、子女教育)，反映了1930年代以来楚乡土地制度、乡村治理结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婚育观念等的变化。
写作缘起
本书的写作构思开始于2000年的荆门职业技术学院④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农发所”)的集体调研。农发所的所长是贺雪峰②，专职研究人员有陈涛、汪冰⑧和我。
2000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下发，标志着农村税费改革正式开始。农村税费改革主要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农民负担成为显性问题并引起中央重视始于1990年代初。1990年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1991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目前农民税外负担过重，各种摊派有增无减，不仅直接影响农民增加农业投入，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之后，中央和省级政府几乎每年都要发各种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但各种形式、各种名目的收费、摊派、罚款政策仍然不断出台，农民负担日益沉重。荆门的农民负担也在不断上涨㈤，1998—2000年连续3年出现种田亏本，农村发展难以为继④。
农村税费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农村发展已经进入重要的转型期。当时，农发所承担的研究任务是调查研究荆门市第四届村两委选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后的首次选举，它成为研究转型期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②。我们在研究村两委选举时认识到，要理解村两委选举，就必须研究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性质⑧；要研究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必须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发展历史。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记忆力好、担任村干部多年、仍在农村居住且关心国家大事和农村前途的老人是农村历史的活档案，采集和整理他们的口述历史有助于研究近百年乡村社会的变化。
于是，我们决定以“村干部口述史”的形式描述荆门农村的变化，为研究转型期乡村社会提供第一手资料。
我们首先拟定了采访提纲(垒)，将采访重点确定为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如解放、土改、“文革”、承包等)和个人生命关节点(如出生、上学、结婚、任职等)所在村庄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社会治安、公共文化、个人心态等方面的变化。
然后，我们研究了采访对象的选择标准、采访应注意的事项。采访对象的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担任过村主职干部(村支部书记、村长、会计或文书)且累计任村干部lO年以上、离职后一直在村庄内生活。只有村的主职干部才能了解村的全面情况；任职的时间越长越便于历史比百年楚乡历史变迁的总体趋势和重要历史事件的基本看法存在很多共识。其主要共识如下：
(1)解放前，楚乡土地分配不均，土匪、水旱灾害、战争交相为害，大多数农民缺衣少食，只能住低矮阴暗的茅草房，死亡率高。解放后，楚乡不仅迅速消除了战乱和匪患，而且在1970年代基本上控制了水旱灾害、解决了温饱，在2000年前后实现了小康。楚乡在取得巨大进步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重大挫折，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文化生活丰富的同时也存在生态恶化、亲情淡薄等问题，但所有农民都真切感到了社会的进步、物质的繁荣。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使农民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的基础。
(2)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土地改革使真正的耕种者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占农村人口多数的无地或少地农民(贫下中农)支持，是新生的农村基层政权建立和巩固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民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前提；尽管人民公社在建立过程中存在着贪大求快的问题并给农村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整个公社时期农民收入都增长缓慢，但以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生产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从整体上看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利于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村卫生文化教育的发展、农民种田技术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繁荣的条件；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是逐步取消了对农民的制度束缚和体制性歧视。
(3)新中国成立初期，楚乡能迅速取得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合作化的胜利并保持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是因为党员干部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关心农民群众的利益，解决了贫下中农的实际问题，启发了贫苦农民的政治觉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1959—1961年，楚乡粮食生产普遍大幅度下降并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除了持续干旱外，与干部脱离农民群众瞎指挥有重大关系。1962—1978年，楚乡粮食产量稳步增长，主要原因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缩小为生产队并保持了生产队的稳定、水利建设提高了抗灾能力、种子改良提高了粮食单产；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和基础建设投入大。1978一1984年，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和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主要原因是农民集体的权利扩大、杂交水稻等良种的推广、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前的农田水利建设发挥了作用、计划生育减少了养育子女的数量。1990年后期，农民负担过重和乡村债务急剧增长，主要原因是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和对农村干部的管理不到位；2001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逐渐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减轻了农民负担。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多年发布“一号文件”，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好转。
致谢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感谢所有为本书做出贡献的人。首先感谢贺雪峰老师，主持设计了本书的最初调查提纲，对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完善提了不少指导意见。特别感谢本书的7位口述者及其家人和所在村的村干部，但愿本书的出版能给他们带来精神慰藉，但愿健在者生活得更幸福、逝者能走得更安心!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的领导和同事，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点建设经费和博士(教授)科研启动经费的资助。感谢合作伙伴陈涛，协助完成了本书的统稿。感谢人民出版社的毕于慧编辑，为本书的完善和出版付出了心血。感谢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专家，为书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减少了本书的错误。
王习明
2014年春节初稿，2014年10月修改
王习明、陈涛著的《楚乡巨变(七位村干部的口述历史)》采集、整理了湖北楚乡七名村干部的口述史，用最自然的方式讲述了他们各自生命历程中最真实的故事（包括分家、建房、迁移、生死）和最深刻的记忆（包括上学、结婚、职务或职业变化、人生辉煌、人生挫折、子女教育），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楚乡土地制度、乡村治理结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婚育观念等的变化。
本书关注宏观的国家政策变化对微观的个人生活变化的影响，关注农民日常生活在各个重大历史关键点的变化及其农民的感受，从普通农民的视角去观察和评判社会制度，探寻社会的变迁以及政治和经济制度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的机制；从整体历史的视角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连续性，考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层面的系统性。
王习明、陈涛著的《楚乡巨变(七位村干部的口述历史)》以湖北荆门七位村干部的生命史及家庭史为线索，用最自然的方式讲述了生命历程中各种最真实的家庭故事（包括分家、建房、迁移、生死）和最深刻的个体记忆（包括读书、结婚、职务或职业变化、人生辉煌、人生挫折、子女教育），反映了上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下至二十一世纪初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各个重大转折时期土地制度、乡村治理结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婚育观念等的变化。通过七位口述者的真实经历和切身感受反映了中国乡村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