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富恩著的《程颢程颐/大家精要》以对人类文明有卓越贡献的大师程颢程颐为对象，浓缩其生平与思想精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军事学等领域，旨在“启迪生活智慧，开悟人生哲学”。本书作者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简练、严密地阐述“大家”生平与思想，让读者能快速读懂“大家”。

潘富恩著的《程颢程颐/大家精要》一书在简介二程生活经历的基础上，阐明了他们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着重对其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思想以及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等作了详细阐述。二程的学说，“理”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影响巨大。

第1章 程颢、程颐生平

 一、程颢生平

 二、程颐生平

第2章 二程理学的形成

 一、二程理学对儒学的继承和创新

 二、二程理学对佛、道思想的吸收

第3章 二程的哲学思想

 一、“天下只有一个理”的宇宙本体论

 二、“天理”与“人心”的主客观关系

 三、“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方法

 四、“无独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五、“物极必反”是对面转化的简朴理论

第4章 二程的政治思想

 一、“古今异宜”的历史进化观

 二、变革是大事，要因时制宜

 三、由才德兼备的“贤能之士”在位掌权

 四、治理社会“须立善法”

第5章 二程的经济思想

 一、“以食为本”，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

 二、“渔猎有节”，保护自然资源

 三、发展农业，主张“耕者有其田”

第6章 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

 一、“变化气质”说明人的禀性可移

 二、“存天理，灭人欲”是二程伦理道德观的核心

第7章 二程的教育思想

 一、读书为了明白道理

 二、教育以培养有力人才为目的

 三、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要“因材施教”

 四、学习重在“自得”

 五、深思为学问之源

 六、对佛教和道家思想的批判和汲取

结束语

附录

年谱

二程著作简介

按照宋时惯例，暑伏期间皇帝暂时罢读。这主要是为皇上的健康着想。但对此，程颐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皇帝的健康是应加以注意，然而却不必罢读，讲书断不得，而应“移就一宽凉处”进行。这件事又弄得他和皇上双方不快——宫里没有人听他的，他感到不快；皇上知道大热的天先生还让他读书，也感到不满。

在此期间，程颐参与了修改太学章程的任务。程颐企图用新儒学即理学思想全面改造太学。这样，他提出的修改意见便有全盘否定原章程之嫌，这使原来主持太学的官员感到十分难堪。时为礼部尚书的胡宗愈不但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由，坚持一切照旧，而且有意将程颐驱逐出朝廷。

事情发展到宋哲宗疮疹事件时，已经变得无可挽回。有一次，轮到程颐为哲宗讲书，他得知哲宗患疮疹，已有好几天没有上朝问政。这时，程颐的牛脾气来了，他首先问责于宰臣：上不御殿，知否?日：不知。程颐接着发挥：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次日，宰臣以程颐之言奏请问疾，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程颐的话不但太皇太后知道了，而且群臣也知道了，这首先引发众怒。谏议大夫孔文仲第一个发难，对程颐提出弹劾。

这时，程颐平常的一些言论和观点也被翻腾了出来。程颐平生不喜文学之士，认为诗词写得再多、再好，也无益于治邦安国，而那些所谓的妙词佳句，是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闲言语”。他曾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诗。”

程颐对文学和文学之士的这种态度，曾引起某些文人的不快，这其中就有蜀党领袖苏轼。苏轼一向恃才傲物，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文学大家，他也不放在眼里，时有讥评之语。而对于程颐这样言必称孔孟，文章欠文采，行为又迂腐的道学家，哪能瞧得起?新党执政期间，双方都反对新党，彼此的分歧被掩盖。新党失势，原先的对手已不复存在，彼此便对立加剧。

元祜元年(1086)，苏轼上疏参与弹劾程颐，在奏状中公然说：“臣奏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太皇太后对程颐已经大为不快，加上大臣纷纷上疏，要求将程颐逐出朝廷，程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次年八月，程颐被赶出京师，命回洛阳为勾西京国子监，这相当于太学分校的管理官员。这次被贬，出乎程颐的意料。他不想赴西京国子监就职，曾几次上疏，要求还归田里，但他的请求最终都未获准，他只好勉强赴洛阳就职。

元祜五年五月，程颐的父亲程王向去世。程颐以父忧去官。元祜七年，程颐服丧期满，朝廷中曾打算让程颐回京。这时，又是苏轼出面上奏，说程颐进京，“恐不肯靖”。结果，授程颐判西京国子监。四月，程颐接到官诰，遂寄放河南府，上疏辞职，但未获准许，只好勉强就职。

元祜八年，太皇太后去世，旧派失去了政治靠山。新党对宋哲宗施加影响，以至于宋哲宗亲政后，表示要继承宋神宗的事业，改元绍圣。新党重新上台。新党援引旧党之例，把旧党纷纷赶下台，并且也不准他们的子弟入仕。有人弹劾程颐是司马光等人推荐得名，应列为奸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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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经过朱熹的发扬光大，世称程朱理学，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影响达八个世纪之久。二程作为理学的奠基者，又是洛学学派的创立者，他们究竟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起何种作用，对后世的正面及负面的影响如何?二程理学思想的积极历史贡献和对后世正面的文化影响主要有三点。

第一，疑古求新。以二程为首的洛学学派，在宋代疑古疑经的思潮中起着主力军的作用，力求从传统儒经句训章诂之学的教条禁锢中摆脱出来，主张独创精神，不盲目崇拜权威，强调“学者须要自信”，既对传统的东西不全信而有所存疑，而更重视对疑难问题进行新的探索，“疑甚不如剧论”，给传统儒学文化输入新的内容，建立了系统、完整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二程这种疑古求新的思想为南宋朱熹、吕祖谦等人所继承，也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所发扬。这革故求新的思想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现。

第二，人存性理。二程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理”是世界的本原，人和物质都是“理”的体现者。他们又说“性即是理也”，理、性是世界的最高实体。“然人只要存个性理”，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理性，失去理性便是禽兽。二程理学的重点便是论述为人之道，讲人的自觉性。朱熹为此而进一步阐述，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决定于人的道德价值：“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人而不言仁，则人不过一块血肉耳。”二程将人的定义归之为“存个性理”，发扬了儒家传统的人学思想，提高了人的价值观念。抗元英雄文天祥、著名清官海瑞，皆受这种思想所熏陶。

第三，民可明也。二程主张文化启蒙，反对愚民政策，觉察到统治者实行“愚民”“强(强制)民”“欺民”都是行不通的，强调把“教化”列为当务之急，认为教育事业关系国家政事的根本，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提倡“修学校，重师儒”，为宋明时期的书院林立、讲学盛行起着倡导的作用．也对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和近代进步人士提倡开发民智以一定的影响。二程虽讲“忠君”思想，但是他们还是重视“民为邦本”，不能“尊君太过”，“民”应有其一定的独立人格。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传统的人本思想，提倡人的主观进取精神，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亦为后世的进步思想家所继承。

然而，二程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同样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二程理学提出“天下只有一个理”，用哲理的形式来论证封建制度万古不易的道理存在，加强和巩同封建的等级制，尤其表现了对妇女的鄙视，反对妇女夫死改嫁，竟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后来的封建卫道者在推行礼教过程中，妇女们受害最深，到处林立的节女、烈女的牌坊就是她们成为封建礼教牺牲品的见证。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封建统治者宣称自己的意志便是天理。二程曾说过“理与己一”“己便是尺度”，这还不过是在哲学意义的范围之内，可是封建统治者将“理”与权力相结合，这就使“理”成为对人民的“残杀之具”。清代戴震在揭露那些“尊者”“长者”崇奉程朱理学的本质时，指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理”超越法，死于理，“以理杀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所批判的对象主要包括了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的程朱理学。

二程偏重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忽视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认为去了解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都是“玩物丧志”，是有害于“道”的，其所表现的迂腐之见是不利于中国古代科技、艺术的发展的。而朱熹却弥补了二程思想这方面的缺陷，他在“穷道理”的过程中，对自然界物理生物等现象作了探究，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致广大，尽精微”，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对后世的影响乃是二程所不能及的。

蒙元统治时代，程朱理学受到尊崇，程颢、程颐也成为从祀孔子庙廷的贤哲，理学实际上成了蒙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的主导思想，正如全祖望所说的“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主要指理学)尚未替”“洛、闽之沾溉者宏”。元代的理学一方面是蒙汉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元时期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挽救汉民族文化危机，亦起促进中华民族团结和融洽的功效。元末朱元璋起义抗元胜利，结束了九十八年的蒙元统治而建立明王朝。明初统治者尊崇程朱理学，虽然明代中期有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但是程朱理学仍被统治者定为“正学”。直至清代，程朱理学都被统治者作为统治工具，故云“程朱之言，亦‘六经’‘语’‘孟’之言也”。程朱的言论被当作至高的教条和“万世准则”，成为禁钢人民头脑、长期奴役人民的精神锁链。以上可说是程朱理学在历史上所造成的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但应指出，二程理学(包括朱熹)本身和它被统治者利用后而成为教条这两者之间是应该有所区别的。

程朱理学最早传入国外的首先是日本，通过中日往来．日本僧人园尔(1202～1280)等将大量理学书籍主要包括二程、朱熹的著作带回日本，从此日本理学的研究者络绎不绝。至16世纪的德川幕府时代，程朱思想成为日本思想领域中的主流。16世纪朝鲜的李朝时代有李混(退溪)传播程朱理学，撰《朱子书节要》，使其朝野上下接触程朱理学，影响颇大。而程朱理学传入欧洲则是17世纪之时，当时西方耶稣会的传教士欲以西方的神学与中国的理学结合，以求适合中国的国情，达到更好的传教之目的。近现代欧洲研究程朱理学的不乏其人，他们追慕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并企望以此来补救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他们主要是将程朱理学的书籍译成德、英、法等国文字而传入西欧。抗战时期，冯友兰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并融入西方实在论，从而建立“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冯友兰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在国内外起了重大的影响。

至于二程的理欲之辨对后世的影响的好坏问题，亦不可一概而论，应作具体分析。二程曾错误地将人们的物质欲望视为同道德相对立的东西，“蔽于人欲则忘天德”，把人们的正当物质要求的“欲”同贪得无厌的“欲”混同起来。正如清人焦循所指出的那样：  “程朱舍情而言善，舍欲而求仁，舍才以明道。”程朱“存理灭欲”言论曾被元、明、清的统治者用来作为镇压进步人士的工具，也曾被社会上无耻的御用文人借用来伪装自己，成为“口谈仁义，心存富贵”“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说假话”“做假事”的“假人”(明李贽语)。二程所谓的理欲之辨在当时也还有积极的一面。他们揭露和批判那些封建统治者为了“满其所欲”而“诛剥于民”“竭民膏血”，这些统治者“交骛于利”“日志于富侈”，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这种对封建社会黑暗的鞭挞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后世亦起着“明鉴”的作用。二程主张“正心窒欲”，提倡“主敬”的内省工夫，时刻注意道德上的自戒约束。从对个人道德修养来说．用道德自律克制私欲的恶性发展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上也有过不少品德高尚的志士仁人，他们曾认真通过生活实践和道德修养的途径达到崇高道德的境界。但是任何事情，一旦流于形式，就会变成虚伪的东西而自欺欺人，危害甚大。二程理学“以理克欲”的观点，如果“欲”是指“求自益以损于人”“交骛于利”，这种“欲”就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们今天仍然要讲以理克欲，使我们的社会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