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天的台大校长傅斯年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字孟真)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五十五岁。当时曾有“郭大炮(郭国基)骂死傅大炮”的说法。对于此事，当时的教育厅长陈雪屏在文章中有他亲历的说法，他说：“二十日‘省参议会’开会，一整天都是有关教育行政的询问，下午的会议中开始都由我答复，最后郭参议员国基提出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须由孟真先生答复，他答复完毕为六时十分，走下发言台时我看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他只说‘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当时刘参议员传来(是一位医生)帮同把他扶卧在列席人员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文包便作为枕头。从此他再未清醒，各种救急的治疗都无效果，延至当晚十一时二十分逝世。”对于傅斯年是否确为郭大炮在议会炮轰所气死，陈雪屏有所澄清，他说：“郭参议员平日在议坛上对行政方面询问，往往盛气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炮’之称。而他却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视为前辈。当日所询问的两点本来很容易说明，五分钟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费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彻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无论问者、答者双方词意中均未搀杂火药气味。第二天一部分台大学生包围‘省参议会’，要对郭国基有所行动，我曾赶到现场，和黄朝琴将当时实际情况说明，学生才散去。”由此可见傅斯年为郭大炮气死的传闻是以讹传讹的说法。
回顾两年前的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通过任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所长为台大校长，傅斯年于次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就职，而至他生命最后一刻，正好任职七百天。我们回首他接到教育主管机构要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通知时，起初他以病体未愈，医生嘱咐不能担任行政职务为由，严辞拒绝这项职务；但经朱家骅及多位友人的反复劝说，经过三天的闭门深思，他做出了一生最后的重要抉择：他接受任命，并义无反顾地走上“归骨于田横之岛”的不归路。他是“抱必死之决心，遂书生报国之志”的。据跟从傅斯年从上海飞抵台北松山机场的秘书那廉君回忆说：“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辞修在飞机场迎接他，有一个很大的场面。”而当天台湾岛上曾发生轻微地震，傅斯年因此戏称：“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幽默中不失他的本色。
傅斯年接掌台大之初即向台大同仁宣布：“斯年以久病之身，任此繁剧之事，兼以大局不能安定，意外事件又不敢必，故不能向诸位保证，可以长久任职，但敢向诸位保证，在职一日，必当积极为本校努力一日。”①而在议会中又郑重表示：“本人接掌台大，当尽棉力，以期成为第一流大学。”而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日据时代(一九二八年)的台北帝国大学，其与傅斯年心目中的“第一流大学”的蓝图是有所差距的。傅斯年说：“日本人办这个大学的目的，不特不使这个大学负起台湾高等教育的责任来，相反的，他们想尽方法限制这个大学成为台湾人的大学，这自然是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的。”②所谓“反其道而行之”，傅斯年的意思是要台大真正成为台湾人的大学，负起对高等教育应负的责任。
傅斯年认为大学要办得好，首重是师资的问题。这和他当时倾全力进行“抢救大陆学人来台计划”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他曾邀请气象学专家，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赴台任教。竺可桢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日记里说：“谈及政局，农山与余意相合，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廿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③他提到的“农山”是著名动物学家秉志。这两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看法，也是那时许多学者一致的看法。
台大教授刘广定先生还指出，与此同时，众多学者经过八年抗战，复员后才安居未久，不想再迁徙。也有人到台湾后，对现况并不满意。因此，不但傅斯年当年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到台任教有所困难，而且一些原在台大任教的著名学者也借词离开了。如动物系系主任朱洗教授(一九五六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一九四九年初寒假开始时回上海，未再返校；数学系姜立夫教授(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与土木系陶葆楷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土木系系主任)于一九四九年暑假开始时离台赴穗，任教岭南大学；政治系萧公权教授(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则于该年年底前往美国；植物系系主任李惠林(一九六四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也于第二年暑假后前往美国。曾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的李书华(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虽曾到过台湾，且接了台大的聘书，却前往欧洲，未尝执教。傅斯年曾给他的老友，也是傅夫人俞大綵女士的亲表兄陈寅恪(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发了聘书，并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但陈寅恪却选择留在岭南大学，并未来台大任教。P1-4
《晶报》记者魏鼎采访
最早领略台湾著名作家蔡登山的风度，还是在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纪录片《书生意气——五四人物志之胡适》里。蔡登山作为评点专家之一，和多位大陆学人，伴随传主人生故事的进展穿插讲解传主人生的晦暗隐幽。在众多评点者中，蔡登山讲述胡适不为人知的私生活细节，其言之有据、娓娓道来的语气，让人感觉他好似一直居住在传主的心底。
这也难怪，蔡登山除了是一位饮誉台湾的随笔作家，还是长于考证的文史学者。在蔡登山发掘民国名人“旧八卦”的独特趣味之下，还有一种严谨治学的态度，这让历史变得更亲近，也更有人情味儿……前段时间，蔡登山携新书《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亮相大陆，记者借机对他进行了专访。杨宪益的重要性远胜过林语堂
晶报：大陆近些年刮起一阵“国学热”，我知道您曾通过纪录片、历史写作等方式呈现民国大家的生平，民国那段历史为什么能够保持这样一种长久不衰的魅力？
蔡登山：可能民国历史在大陆比较热，在台湾我倒没有这种感觉。在大陆热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那段历史之前被忽略了，现在才觉得重要和醒目，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民国史资料比较分散，有些在台湾，有些在香港，现在大家开始努力搜集这些资料，虽然有点晚，但还是来得及。比较可惜的是老先生一个一个走了，他们的遗憾都已无法挽回。
我在一九九三年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出于刚刚说的原因，兴起拍摄纪录片的念头。那时候我拍的是《作家身影？，不只是拍作家，更希望去再现那个年代更广泛的文化面貌。当时我也跟大陆的一些朋友谈了自己的想法，比如我想拍杨宪益，但却没有能力拍，因为他不在我们设定的现代作家范围之内，他是翻译大家。杨先生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把《红楼梦》以及许多现代作品译成英文，他的文化贡献很大，但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不太重视他。他本来可以通过口述留下更多东西，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挖，可惜很少。我认为杨宪益的重要性远胜过林语堂，他架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有待深挖的文化名人还有王世襄、启功等，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不是单单一本书可以呈现的。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媒体本来可以去做杨宪益的纪录片、王世襄的纪录片，保留更多有声音有场景的资料。可惜也很少。
晶报：现在口述史算是保存历史的一种流行办法，可是口述史采访及整理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体采访及写作。那么在您看来，应如何建立口述史的专业性和严谨性？
蔡登山：我觉得口述史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参考，因为口述只是口述者的一面之词，口述者很可能对个人经历进行有意或无意的矫饰和掩盖。所以这对采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需要提前做足功课，还要具备去伪存真的能力，才可能辨别受访者是不是在隐恶扬善，就像唐德刚当年做胡适的口述自传。年纪尚轻的受访者记忆比较清楚，年纪大一点的受访者很可能会搞错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其他细节。如果采访者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任由口述者讲而自己照单全收，就很可能出错。比如唐德刚事先查过档案，胡适一讲错他马上就能更正，所以他做的口述史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但一般口述史并不那么严谨，多存在失真的地方，这就需要以更多档案资料、日记书信进行比照勘误。所以我们常常把档案资料排在日记前面，之后是书信，最后才是口述史。
晶报：您本人是台湾研究张爱玲第一人，我本人也很喜欢她的作品，可是我还是感觉张爱玲这些年让人们捧得太厉害了，张爱玲为什么会成为众多文化精英膜拜的对象？
蔡登山：张爱玲这个作家有她奇特的地方，她一生的几个转折点都带有传奇性，当然也由于她晚年深居简出的作风而更添神秘，因为没有多少人见过晚年的张爱玲，不像现在很多名人经常……消失。传统出版社在做选题时要有比较长远的想法，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可以减少出版数量，但绝不能降低出版质量。
我自己现在也在编史料、掌故、笔记，我的编法和他们之前的编法是不一样的。通常是我先看一遍，然后把材料打散，再根据一个主题重新编排，完全是以读者的想法去做。因为以后是大数据时代，索引就显得更加重要，输入一个关键词就能找到某本书。所以我现在其实是用电子书的方法整理文稿，为了让读者更加方便。降低书稿质量以迎合读者倒也不必，但是如何吸引读者去买你的书倒是要有新的思维。
晶报：您如何理解影像和文字这两种表达方式，又是如何将这两种思维融入创作中的？
蔡登山：我一直都保持这两种兴趣，做电影的同时从未放弃现代文学的研究。我看了很多艺术电影，得到很多启发，我后来的写作跟电影有难分难解的关系。我常常用电影的结构处理我的文章，所以我的文章是环环相扣的，可读性是很强的。拍纪录片对我影响很大，之所以从文学批评转向历史考证，是因为我在拍纪录片时已经学会怎么处理这些史料，如何做田野调查、比勘材料，同时赋予故事画面感。
我拍沈从文，他的《边城》那么长，如何用三五个镜头去处理，这很难。幸运的是，我在湘西真找到一个“翠翠”，找到渡河的场景，我们把那个女孩子打扮成“翠翠”，不需要她开口讲话，只要拍几个镜头，就能再现渡河的场景。还引用了《边城》最后一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整个感觉就出来了。有的纪录片仅仅靠字幕表现诗词，一点都不能感动人。我看外国电影，知道人家是怎样处理悲伤剧情的，不是抱头痛哭，而是用一个特写去捕捉女主角的眼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有掉下来。这样的纪录片才能打动人，这个技巧同样适用于写作。
历史是由许多的人与事构成的，这些人与事可谓复杂而多端。因此面对如此情况，“秉笔”写历史的史家如何“直书”，一直以来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如世称“良史”的司马迁，他书中所言的史事，凿如目前，而这果如凿凿乎？实在不能不令人有此疑问。等而下之者，如后世“史传”中的本纪列传、“家传”的事略行状，甚至“自传”的回忆录、口述历史等，常常不是失之于略，便是病之于蔽，甚至于诡谲虚假，颠倒是非，不一而足。
观之史书，常常囿于成王败寇，子为父隐，以致相互标榜，自我夸饰；甚且文过饰非，入主出奴；重之以“名分”、“名教’’那一套跋前疐后之瞻顾与讳忌，自不免难尽所言。更难的是在是非曲直的拿捏上，无法恰如其分地畅所欲言，于是在“信而有征”的成分上，自然大打折扣。难道真的三代以来无“信”史乎？此说法固然不免有欠公允，其言也过激，然孟子早已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是历史之不可尽信之说，其来有自矣。
晚清到民国，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之大变局，不仅是从数千年专制到新创共和的政体大改变，也是中西潮流相激相荡的时期。其间魁儒杰士、巨蠹神奸、巾帼英妙、山市隐沦、草莽豪俊，层出不穷；他们或怀利器而通显，或抱绝学而潜藏，或夤缘而致青云，或孤芳而溷尘土。面对这些人与事，或有一德之足式，或有一艺之堪赏，或有一言之可传，都是书写的大好题材。
然而一般为历史人物写传，多用传主之奏折、文集以及实录、上谕中的有关记载。这样的传记，从形式到内容，总给人一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觉，而且内容干巴巴的，一点都不生动。倒不如稗杂者流之所记，尽可无拘无束、不瞻不徇，使人物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然而这些稗杂者流之所记，也犯了一个严重的弊病，那就是游谈之雄，好为捕风捉影之说，故事随意出入，资其装点。因此晚清金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编写的《近世人物志》的前言中就有“欲考人物，仅凭正传，既嫌过略；兼述野史，又虑传误；皆不必尽为信史也”之叹。于是他花了许多气力，用了大量时间，将翁同稣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闽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这四部号称“晚清四大日记”中所记载的人物，按时日先后，整理排比，编成《近世人物志》。这些日记常流露出作者对所记人物的毁誉，对所发生事件的评论，如《越缦堂日记》不仅忠实记载李慈铭和樊增祥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披露了南北两派清流之间互相鄙视、彼此拆台、钩心斗角、互不相让的真实情景。为了解这些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难得的一手珍贵史料，吾辈若能循此线索，证之以清代档案及清人信札等原始资料，则对晚清人物及其事迹，当可收探骊得珠之效。
又晚清至民国，掌故随笔一类的笔记杂著为数极多，但多为耳食之谈，谬悠之说，其中能以渊博翔实及议论精辟见称于时者，当推黄浚(秋岳)所撰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为翘楚。该书对晚清以迄民国近百年间的诸多大事，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洋务运动、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均有涉及。内容不仅广征博引，杂采时人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因作者身份的特殊且多自身经历，耳闻目睹，议论识见不凡，加之文笔优美，读之有味，被称为民国笔记的前茅。掌故大家瞿兑之推崇该书谓比之于洪迈的《容斋随笔》，绝不逊色。而该书也颇受史家陈寅恪的青睐，后来旅美学人杨联陧、房兆楹亦极力推荐，咸认其不但史料价值极高，而且是近五十年来以文言文所写笔记的第一流著作。
学者赵益说：“《摭忆》一书，不仅能于晚清掌故一网殆尽，尤能知其人、同其情，因此述事或不尽然，议论则往往中的。……黄氏能做到这一点，一半是本人博闻强识、深明故实之学识使然，另一半则是与其平生遭遇相关。黄氏早年入京师学堂时，变故尚未发生，犹能亲睹旧清之貌；鼎革之后，又以少年隽才见赏于梁启超(任公)、樊增祥(樊山)、易顺鼎(实甫)、俞明震(恪士)、陈衍(石遗)等老辈……瞿兑之尝谓掌故学者，既必须学识过人，又得深受老辈熏陶，并能够眼见许多旧时代的产物……所有这些，黄氏可以说都已具备。见闻既富，体会并深，左右逢源，遂能深造自得。”
晚清至民国，百余年间，多少人物及往事在“雨打风吹”下，已“风云流散”了。而剩下为市井之所流播者，里巷之所咨嗟者，又语多不实，甚至颠倒是非，厚诬古人。例如一九三一年“张学良伴舞失东北，，和一九三二年的“王赓献地图”，闹得满城风雨。当时马君武写了《哀沈阳》二首，大大地讥讽了张学良“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无独有偶，北平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也以“五石”的笔名，写了一首《后鸳湖曲》，大大讥刺王赓为了和陆小曼幽会而丢失地图之事。对此，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书中说：“九一八事变，东北五省一夕失守，报纸喧腾，谓张学良与胡蝶共舞。其实胡蝶于时已恋有声(按：潘有声)，事变之夕，胡蝶并未离开上海，此与‘一·二八’事变，谣言陆小曼与王赓者，事出一辙。美人祸水，常被后人歪曲描画，点缀历史。其实：‘吴亡何预西施事，一舸鸱夷浪费猜。’千古沉冤，正恨无人洗刷耳。”
历史在于“信而有征”，对不实之事，吾人当为之考辨、为之翻案。“重数民国往事”，“重数”之目的，在求信以俟征。孔子说：“足，则吾能征之矣。”苟若我辈今日不为之，则年远代湮，又何以征于后目信于后乎？
历史是由许多的人与事构成的，这些人与事可谓复杂而多端。治史常常不是失之于略，便是病之于蔽，甚至于诡谲虚假，颠倒是非，不一而足。
《重数民国往事(从傅斯年到梅兰芳)》作者蔡登山重数民国往事，所述之人或有一德之足式，或有一艺之堪赏，或有一言之可传，通过杂采其人书信、日记、笔记、文集、回忆录、档案资料、公牍、密电等，力争做到信而有征，最大程度地重现历史图景。
《重数民国往事(从傅斯年到梅兰芳)》是民国历史研究专家蔡登山先生新作，是《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的姊妹篇。
本书是著名文史传记作家蔡登山先生的最新著作。全书由29篇文章构成，以传世史料为基础，通过客观的考证，对文学、教育、文化、艺术界的名人进行系统介绍或生平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