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西班牙共和军发动布鲁奈特战役，以解救共和国首都马德里被围之险。好几个旅的国际纵队投入战斗，伤亡惨重。叛军有德国一百架飞机助战。救护车在公路上，目标暴露，虽然顶篷漆着巨大的红十字，一样被德国飞机追袭。中旬战事更紧，从前线撤下伤员越来越困难。
他已经几次躲过飞机追袭。
七月十八日清早，他又开了一辆刚修复的卡车改装的救护车上前方。返回的路上，他听到讨厌的德国飞机又在狼嗥般扑来。笔直的土路太窄，无法曲折前行，两边田野太暴露，已来不及撤下伤员。他只能大踩油门，拼命加速，仔细辨听飞机的狂吼声，在俯冲到底最后的一刹那，他突然狠踩刹车，自己一埋头俯身在座位上。随着刹车的尖叫，两颗炸弹落在汽车正前方，爆炸气浪几乎把车掀翻，弹片打烂了引擎。水箱破了，蒸气带着嘘叫乱喷。
飞机呼啦一声又拔高了。他爬出车座，抖落一身碎玻璃，骂了一句他所知道的最脏的话，瞧着飞机远扬。后面车厢的护士，虽然他警告过，还是撞得不轻，伤员更是狂声叫疼。此时，马德里正在召开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纪念西班牙内战一周年，会议邀请他作为一个“前线的诗人”去演讲。他却觉得不必去参加文人激昂的空谈，前线也的确缺乏救护车司机。毕竟，在炸弹的呼啸中，行动，是最有力的诗句。
卡车没法开了，他只能等着后面一辆车接过伤员。回到医院，他立即换了一辆卡车开出去。
这次他的运气到了尽头：一颗炸弹就在卡车边上爆炸，半边车厢与驾驶室都被炸烂。后面的车赶了上来，把冒烟燃烧的车上活的人与死者抢抬出来。
他被抬到爱斯柯利亚英国志愿医疗队，身上脸上盖满尘土血污．医生发现弹片深嵌入他的胸腔。已经不能动手术：手术只会加速死亡。满地伤员，医生只能先救有希望救活的。有个护士专门照顾医生不管的伤员，看到他躺在担架上没人理会，就用棉布沾水擦净他的脸，想让他临死时稍微舒服一些。可能因为开车时戴着头盔，她发现他脸上连一道擦伤也没有，脸色惨如大理石，像是疲倦之极睡着了。
护士正要离开，看见他嘴唇启动，好像有话要说，就停下。他的眼睛努力睁开，但未能办到。护士俯下身，医院喧闹，但他的声音还是听得清楚：“答应我……告诉她……”
护士温柔地问：“谁，”她瞥了一下他标签上的名字，“谁，裘利安？”
“她……告诉她，我梦想参加革命，想有个漂亮情人。她都给了我，我现在才明白，我死而无憾……但是她得知道，否则都是徒劳，徒劳……如果她在这儿，如果我能见到她……”
护士记得自己已多次试着扮演快死的人的爱人，她说：“我就在这儿，裘利安，告诉我。”裘利安的眼睛睁开，看了看她，轻轻地摇了摇头，闭上眼睛。 护士吃惊地抬起身来，端详说话的这个人：他胸口绷带已经通红，还在快速渗血，红殷殷地滴到担架旁的地上。他很痛苦，说这些话时异常不安。如此自我得意的遗言，又充满忧虑，很少从重伤垂死者嘴里听到，但不是没有可能的。战争正在进行，什么都可能。
他又说了一些话，这个以前是教师的护士觉得是拉丁语，但是太含混模糊，怎么听也听不清，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他又陷入昏迷，而且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夜里，他与当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尔墓地。
全身血迹斑斑的主治医生，褪掉手套，洗了脸，坐下签死亡证明。这是每天例行的最后一道公事，他很机械地签着，眼睛差不多要闭上了。签完最后一张，他顺手把一大摞死亡证明磕整齐，才突然醒过神来，意识到签过的纸片中，有一张，名字有点熟悉。他找到那一页，不错，就是这名字——裘利安．贝尔，通知书寄给最近亲属，母亲范奈莎·贝尔，地址是伦敦，布鲁姆斯勃里，戈登广场四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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