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逊自述
舒嶂／译
上面决定派军队(海军第四陆战队)去上海，于是，我前往那里，并于1927年2月抵达。身为军营作战官，我参与制订了上海的防御计划。
6个月后，由于我们缺少有组织的正规的情报服务，决定组建一个情报部。我被选派为海军第四陆战队的团部情报官——就我一个人。我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但还是硬着头皮干了。于是，我第一次对中国产生了兴趣。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组建政府。我的工作是向华盛顿总部报告中国的形势。1927年至1929年我学会了关注政治走向，而且想办法了解国民政府的动向。由此我的思维模式步入了政治轨道。
1929年6月，我作为海军上将马克·L布里斯多夫的参谋成员参加了孙中山的葬礼。1929年9月我回国。
离开尼加拉瓜前，我接到海军第四陆战队队长基尔戈上校的信，要我再回去当情报官。尼加拉瓜工作结束后一个月，我就又启程去上海。……基尔戈上校5月份逝世，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于是我请求调到北平美国公使馆卫队当副官。
我想学中文。在上海3年，我始终关注中国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情况。我现在要学习的是历史和文化知识。1933年年中至1935年，我同妻子(埃德尔·索耶·卡尔逊)居住在北平。
在北平时，我是《公使馆卫队新闻》的编辑，这份刊物原来只是登载美国一本杂志上的文摘。我利用这份刊物来改变500名公使馆卫队士兵的看法。这些士兵对中国人或漠不关心，或持敌对态度。中国的情况非常典型，他们喝醉了酒，就在街上追逐中国人，每天都有士兵因争执而被抓起来。我认为这种情况可以通过“道德规范”和教育使之改变。我自己创造了“道德规范”这一词而且首次在北平使用它。
《公使馆卫队新闻》具有教育意义。它刊载诸如路标、天坛介绍和与中国历史故事有关的文章。社论的篇幅有250字，我总是想法用道德的约束来使士兵们改变对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人只是不同种族的人。
里克西上校支持这一计划。他同意我为士兵开办公使馆卫队语言学校。90人报名，选出50人参加。课程是教400个汉字，并且学会如何用罗马字母拼写这些字，历时大约一年，我是主任。两年间我每天早晨7点至8点在助教的帮助下学习中文，已经学会了五六百字，能够在课堂上使用了。
这所学校充分体现出教育士兵的重要性。在3个月内，士兵在执勤钟点时的违法乱纪行为减少到每周三四次。我讲授各种课程，卫队的整个态度改变了。我让士兵学着说中国话，士兵们也以能与中国百姓讲汉语为荣。他们第一次与中国人友善相处，在6个月内没有出现犯法行为，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我认为违法乱纪行为是观念导致的，不过里克西也帮了忙。后来在上海也是这样做的。
我1935年回国，在匡蒂科担任莱曼少将的随从参谋。我还希望有机会把我对中国的观察归纳整理。为了获取美中关系的法律背景知识，我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去听了一学期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课程。乔治·华盛顿大学是晚上8点到10点授课的夜校，希尔教授管这事。我写了3篇论文，最后得了B。
我的第一篇论文是论述外国陆海军驻扎中国的法律依据。我发现外国战舰驻扎中国仅有的法律依据是1860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为追逐贼盗而立的一项条款。
另一篇论文是论述日本在远东的扩张，我一直追溯到丰臣秀吉。还有一篇是论述通过海军陆战队支持美国在中国的外交。
这时我已证实租界特权和治外法权以及外国人的普遍态度都是帝国主义的。这是我从尼加拉瓜到现在才逐渐认识到的。
我将法律问题的论文推荐给了《海军学院文件汇编》，论海军陆战队的那篇给了《海军陆战队杂志》。
后来在上海，我给《密勒士评论报》和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写书评和社论，都不署名。
我想做中国专家，所以计划回中国去当一名语言官。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于是我于1937年7月31日乘船离开西雅图。我在海上航行时，上海事变爆发了。我早就料到中国要发生战争，看来现在时机成熟了。
战斗打响后的第5天(8月18日)，我在上海登陆。1937年11月19日，战斗结束后一个星期，我离开上海。我去了南京、汉口、西安，又去了山西。1938年3月1日，我回到武汉，完成了第一次旅行。我徒步和骑马的行程共计1000英里。P3-6
2015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由北京出版集团发起的“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的陆续出版，不仅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纪念国际友人而做的一项有益尝试，而且也是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国际人士的著作。这些作者分别在20世纪中前期亲历、见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亲自参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通过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不能建设新中国”这一被历史证明的真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程与成果，展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实现今天的中国梦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建立的历史功勋，客观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对中国共产党不走老路、邪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给予了有力的诠释。
阅读这些作品，我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也是我喜爱这套丛书的主要原因，那就是这些书的作者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持有的那种平等、客观、友好的态度，置身于中国最普通的民众之中，融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体会中国人真实的喜怒哀乐，从而由衷地赞颂中国的“无与伦比的劳动阶级”与“正在改变世界的中国革命”。不能否认，近代以来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被扭曲和误解，是若干发霉的历史碎片，是落后愚昧的同义词。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这么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怀抱着对自由、对理想、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崇高憧憬，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候毅然来到中国人民身边。他们在枪林弹雨的华北前线，在孕育新中国的陕北窑洞，在革命家与普通士兵共同劳动的田间，与憨厚的农民、勇敢的战士和满腔热情的青年共同生活、战斗，与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正是由于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大批的中国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道路；也是他们用笔记录下了一个苦难而贫弱的中国，同时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坚强的、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的存在！在那个时代，这些声音象征着不屈的意志和战斗的信念，鼓舞着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为自由而战的每一个民族，使战火中的人们看到了遥远东方土地上的新生力量。
同样让我感动的是，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有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情和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支撑这种精神力量的是这样两个词语：理想、信仰。在这套丛书中，作者们记录下了一群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有将军也有士兵，有领袖也有青年，生者与逝者、有名者与无名者，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同样的主义——他们叫作中国共产党人，是作者笔下的中国之魂。丛书的作者们以极其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这个崭新的新天地里，没有腐败的官吏，没有麻木的奴隶，也没有鸦片、娼妓，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地区，这里是人们用精神信仰建造的现代乌托邦。生活的艰苦和物质的匮乏，改变不了这里的人们那种蓬勃的热情与活力。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们怀着必定胜利的决心，在绝境中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冲锋号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因此，我相信，“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不仅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永恒思念和真挚情感的一种纪念和慰藉，更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爱国教育、理想教育和信仰教育的一套优秀文本和绝佳素材。
衷心祝愿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衷心祝愿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舒暲、赵岳编著的《太阳正在升起--卡尔逊亲历的中国抗战》辑录了卡尔逊在中国担任军事观察员期间写给罗斯福总统的十余封信件及军事分析报告，爱泼斯坦、史沫特莱、刘白羽、欧阳山尊等中外友人的回忆文章，真实再现了卡尔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的心路历程，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埃文思·福·卡尔逊（1896—1947），一位对中国人民有着真挚情感的美国友人。抗战期间，卡尔逊作为第一个亲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考察的西方国家军官，在枪林弹雨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增加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认识和感情。
舒暲、赵岳编著的《太阳正在升起--卡尔逊亲历的中国抗战》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功绩，和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