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著的《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讲述一个台湾农民家族，从晚清到日据时代，再到光复后国民党主政的七十年，五代人一路走来的真实故事，显现了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透视“台湾经济奇迹”背后台湾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

作者文笔流畅生动，小说的文学品质极高，故事有吸引人的情节，也展示了时代变迁中富于启示、引人深思的种种世象。

我们这些移民的后代，其实更像是祖先从唐山流浪出来的时候，从路边捡起的那一块石头，在生存与打拼的扁担上，在流浪死生的旅途上，我们顽强滚动，磨蚀碰撞，漂泊四方。

我们再不会遇见父亲母亲遇见过的这些人，这些事，这些时代，这些情义了。历史只给了人们一次机会，去见证转型的瞬间，那奋斗的勇气、流离的辛酸、扶持的温暖、决战的魄力和永恒的漂泊……

在记忆衰落的时代，《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作者杨渡用文字记述家族细事，见证着台湾社会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现代工商业和电子时代的近代史。

娓娓道来的平实书写，却如此动人心魄，这小仅仅是文字之功，更多是来源于深厚的人生体验和历史真实的力量。

序言：读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 赵刚

序曲

第一章：三合院

第二章：通灵人

第三章：农村的奋斗

第四章：铁工厂时代

第五章：青春俱乐部

第六章：夜路流亡

第七章：母亲的家园

第八章：温泉乡的吉他

第九章：告别的年代

第十章：真像一场眠梦

终曲

后记：驾到最初的一念

3 妈妈在哪里

我转而打妈妈的手机，但回音却是“对不起，您拨的电话未开机”。我边走边打，心中逐渐着急起来。大约是第五次吧，终于有人来接听。

一个东南亚年轻女子的口音说：“哦，阿嬷，阿嬷不在，不在。”声音很陌生，我都怀疑是不是打错电话。

“阿嬷不在。她去哪里了？”我用英文问。随后我想起来了，上一任的菲律宾女佣离开后，妈妈一直在找接替的外佣，但申请的人还没到，只能暂时请中介公司帮忙找一个印尼的女佣来帮忙，所以英语也不通。我赶紧改口用国语说：“阿嬷不在，她在哪里？”

“不知道，不知道。”她的声音短促，四声不分。

“阿嬷去哪里？阿嬷去哪里？”我重复说着。

“不知道，不知道。”她只是这样回答。我只好放弃了。

还有谁知道妈妈的去处呢？

我继续打电话给弟媳妇。她和弟弟共同分担越南工厂的经营与管理，二人轮流往来。

弟媳妇在手机里说：“医生说爸爸要开刀，要妈签字。妈叫我来医院，和医生商量。可是我来了，也没看到，她可能非常害怕，自己先坐车回家，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也找不到。”

“哦，妈妈！”我在心中轻呼。瘦小的妈妈，一个人，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她会去哪里？

我完全可以了解她的恐惧。以前祖父就是因为牙龈生了一个小肿瘤，远赴台北台大医院开刀。刀一开，癌细胞扩散，就一去不回，死亡方归。自此我们家族都非常害怕住院开刀，仿佛刀一开，就再也回不了家。祖母晚年也是这样，骨骼老化疏松，她宁可承受痛苦，也不愿意住院治疗，直到最后，在父亲的怀中过世。父亲也有一样的观念。妈妈怎么敢下这个决定去签字呢？

不管如何，先找到妈妈再说。我决定走路回家。

我想起读大学的时代，从台北回到台中时，父亲常常在台中火车站等着接我。台中火车站是日据时代的建筑，那种浓厚的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风格，红白相间的正面，典雅的对称色泽，有一种庄重的气质。车站的月台，总是飘着煤油和蒸气的白雾；穿过长长的检票口，出了车站，外面老排着一条长龙似的出租车；出租车之后，才是等候家人的自用车。我看见父亲倚在车子旁边，斜靠着车子，抽着香烟，遥遥地挥一挥手，口中仿佛还哼着日本的演歌。

见了面，他常常问一声：“吃饭了没？”

“有啊，吃了便当。”我说。

“很久没回来了，要不要去吃台中肉圆？”爸爸总是这样问。

台中肉圆离车站很近，转个弯就到了。我还没回答，爸爸就自己说：“去买几个回去吧！你阿嬷也喜欢吃。”阿嬷年纪大了，肉圆软软的，她吃得动。

飘着老火车站的气味、台中肉圆的香味、爸爸等候的身影、老“长寿”牌带一点呛鼻的烟味，仿佛构成了我回乡的记忆。

想不到走路出高铁，是如此曲折。我先下到一楼，再从等候区的中间穿过，在车群之间，还是找不到通往外面的人行步道。最后，我只好趁着空档，直接穿越，才走出高铁站的建筑，来到天空下的马路上。

我步上一座天桥，望着一大片广阔的平野，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些被财团买下的土地，现在还未开发，全部用来当停车场。这是我第一次用徒步的方式，近距离感受着高铁和家乡的关系。它更像是一个被围起来的孤岛，荒凉而有几分寂寞。

“真奇怪，家乡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有一种仿佛置身异乡的陌生。

4 空寂之屋

“妈妈，你在哪里？”我的脑海里迅速闪过几个地点。她曾在夜半走荒凉的田埂路去巡视水田；曾逃亡几个月躲避警察的通缉；曾独自支撑工厂财务让爸爸再站起来；她可以调动几十个工人，重建工厂；她可以当媒婆，帮工人成家。她一生好强，从不喜欢麻烦别人。现在的她，应该不会去找亲戚帮忙，她和父亲最熟悉的郑添兴医师也老了，不再看诊，她不会去找他询问。最可能的地方，只有朝天宫妈祖庙。

那是父亲中年后投入最多心力的地方。他担任寺庙主委二三十年，出钱出力，一砖一瓦，石雕神像，烧香金炉，都是自己去台南、鹿港、泉州、厦门找木匠、石材师傅定做来的。这是父亲毕生心血所在，也是妈妈信仰的依托。

P5-7

序言：读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

赵刚

九月中旬，杨渡兄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有一部新近完成的名为《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的书稿，想请我写点东西或是给点意见之类的。这本书主要是以他父亲，一个原本注定只能是台中乌日的乡下农民，在一九七。年代磕磕碰碰起起落落，终而成为成功的锅炉制造业者的一生故事为纲，但也兼写了头家娘、地方、家族、信仰、中小企业、工人的故事。“这本书或可作为台湾史的侧颜一读吧！”——杨渡如此说。

老实说，我有点狐疑。儿女不是不能写父母(或反之)，但要写得回荡婉转写得有公共意义，也的确比较难，因为常常作者那一厢情愿的耽情，不见得也能让读者们产生共鸣。最近这些年颇流行作家爸爸写儿子写女儿，，我就常不免诧异于这些作家的胆大，这样亲密切肤的关系也敢动辄写一本书？对象越写越近，世界越写越小，就不担心如此的写作泄露的不是经验的逼仄与创作力的枯竭？于是我想起陈映真的一句我以为的名言：“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写作！”

利用课余事亲之余，我一页页读下去，竟然发现，没有勉强，感到兴趣，颇有收获，甚多感慨。《左传》里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而杨渡兄不正是一个孝子吗？而且还是一个对大家都可以有所馈赠的孝子。杨渡说得很精准：这本书“告别的不只是父亲，是一个时代”。

这本《一百年漂泊》在一个伦理的意义上，是一个孝子为亡父作的一本巨大“行传”，虽然我必须说它和传统的行传不类，因为它并非只是旌表扬善而已，而更是子对父的善恶清浊都试着去尽可能地认识理解，从而认识理解他自身的一个努力。但在一个知识的、社会的意义上，它更是对台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的极其压缩的“短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见证与一纸吊文，以他的父母亲为陀螺，画出小人物在时代的快速旋转中，在社会的坑坑洼洼中，颠扑冲撞的线条痕迹。因此，这本书的难得可贵恰恰在于它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维度中的书写，而是以饱满的对亲人的感情为底气，努力展开对一个时代、对一群轰轰烈烈但却将被彻底遗忘的人群的认识与反省。而正由于所书写者是小人物，因此完全没有某些作家写大人物父亲所带着的浓浓翻案风，因为这样的小人物在历史上根本是无案可稽的。杨渡的写作救赎了他的父亲，更救赎了整整一代的小人物，使之免于被体制化的大官大腕才子佳人的历史书写所遗忘。

因此，这本书的确是“可作为台湾史的侧颜一读”的！

岂止，透过“魅寇”(杨渡父亲名字“铭煌”的日语发音)的不寻常的旺盛生命力，我们看到了一般社会经济史所难以勾画出来的隐密而惊人的线条，因为魅寇虽是一般意义上的小人物，但却在他力所能及之地，努力撑破体制与现实所加诸他的种种限制，而这或许是众多关于台湾当代的工业化或发展叙事所无从着墨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它们太强调那些既存的结构或文化条件了。杨渡在“终曲”里也如此说：“是的，一个时代，一个属于工业时代的风景，正随着父亲的离去，慢慢结束了。”读这本书，让读者在魅寇的翻腾不定的无畏人生结束后，深刻地感喟于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又将如何安身立命？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并迎向未来？我们，又将如何被后人回忆与理解？

以魅寇(一九三○——二○一四)的一生为主要线头，杨渡编织出一个兼具深广度的社会、人文与历史的交响风景。又，如果也可以说魅寇的故事是一个被他儿子诗人杨渡所镂刻出来的一片生动、可信，乃至可爱的浮雕风景，那么，之所以能如此，恰恰是由于魅寇的一生是镶嵌于一个由小至大、由迩至远的多层次背景架构之中，包括了家族中的女性、父亲与母亲的家族史、乌日(或台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史，以及作为大背景脉络的日本殖民史与政权更迭史。

这本书是以主人公魅寇的老病临终为楔子，引领出每一章的历史回溯。今昔交织，使得叙述张力饱满。从铭刻着“弘农堂”这个堂号的一间老三合院，作者讲起台湾的一九六○年代，一个工业化的马达声即将响彻全岛之前的酝酿蠕动时代。在书写中，杨渡将这段工业化前的农村史和先人渡海来台、日本殖民统治、美军大轰炸、成功岭的马场、神风特攻队以及父系与母系的父祖辈的湖海漂泊或神鬼离奇或兼而有之的命运，以一种蒙太奇的方式拼贴起来，使读者在平静的叙事中隐隐地感受到远方的风雷与脚下的震动。读杨渡的书，让我不免想起台湾这个岛屿的故事的离奇荒诞与血汗现实，丝毫不让于拉美，但为何终究没有出现那样的“魔幻写实”的文学？这当然是离题了。

……

我初读到这段记录时，感觉很是震动，因为这件发生于一九六。年代台湾中部的一个寻常三合院的往事，在今日读来，深具一种寓言性质。这个“祖母与母亲的心”相对于那位“婶婆的嘴”，似乎见证了两种台湾人心灵状态的消长关系，一种对天理的敬畏之心与对他人的宽厚之心，似乎在我们的“民粹民主化”过程中，被一种只知有“当下”、“争夺”、“我要”、“我义”、“他魔”……的心理与言说状态中给消释泰半了。这也许是我的“过度解读”，而非作者的本意。但是，我读这本书时所感受到的杨渡对于他祖母的深挚厚重的感情，也不能不想象这个感情后头的更大的文化与历史内容吧！的确，杨渡是把对祖母的告别理解为对一个年代的告别的。

出殡之日，我持着经幡，父亲捧着祖母的灵位，走过乌村的街道，街道竟变得如此陌生。它不再是童年时与祖母一同走过的街道，那是一九九。年代有超市与汽车的年代，工业的时代。属于祖母的岁月，属于农村生活的温暖，那柔软的土地的触觉，那有着鸡啼声的微凉的早晨，随着她的逝去，永远消失了。

但愿并非如此吧！毕竟，作者在书的“后记”里，也还如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一样，仍然抱持着一种信念与坚持。在指出了台湾发展经验的沉重代价后，杨渡说了一个宝贵的“然而”——“然而，一如台湾民间所信持的，无论多么扭曲、多么变形，至少有些不变的人性，还是值得人去活、去坚持的。”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于台中大度山

后记 回到最初的一念

一九九三年，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做一个专题：一九七○年代忏情录，邀请作家回顾自己一九七○年代的生活。参与的作家包括蒋勋、舒国治等。

回顾一九七○年代岁月，我可以写台中一中的文化启蒙，也可以写后期的大学浪荡诗生活，但认真回忆，一九七○年的开头，恰恰是我的母亲为了票据法而开始逃亡的那一年，也是父亲从一个农民小商人，转向铁工厂的时代。那农村生存的艰难，母亲逃亡过程的惊险，家庭破碎流离的忧愁，家道中落而尝尽债主青眼白眼的羞辱，寻找出路而不可得的少年的孤愤……最后全部化为一个少年的乌托邦。而这个“贫民医院、贫民收容所、孤儿院”的乌托邦，最后成了永恒的追寻，甚至决定了生命的方向。

那一次专题，我决定以母亲开始逃亡的夜晚为起始，透视台湾一九七○年代，台湾农村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

可能，它太像一个时代的开头，该文发表后，就有朋友认为应以此为基础，前后延伸，写成长篇小说，用故事来显现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或者，说得直白一点，是“台湾经济奇迹背后”的故事。

我确实有此一想，但每一次总是起笔容易续笔难。关键是自己贴得太近，情感太切，无法以一种客观而冷静的笔，去分析、书写自己的父母亲。再加上一九九○年代，因采访工作而到处流浪，漂泊成性，难以安定，就这样延搁下来。

但想写的心念，一直未曾放弃。我常常陪父母亲聊天，谈农村往事、家族故事，但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仿佛只是闲话。直到二○一○年，父亲首度病危，坐在通往家乡的列车上，想起大学时代，父亲来台中火车站接我的情景。他总是抽着烟，斜倚在轿车边，笑着说：“吃饱了没？”于是我们顺道去买台中肉圆，回去给祖母吃……

我感知到，再不写，一切都来不及了。但随着父亲病情的起伏，情绪不免波动，根本无法安静，而写作，是需要安静的。

二○一二年，父亲几度病危，我眼见他进出医院、插管拔管，有如徘徊在冥河边的尤里西斯，不禁想到六祖慧能在《金刚经口诀》中说的“颠倒迷错，流浪生死”，常半夜无法成眠，于是愈发坚定了写作的信念。

或许时间久远，历史的距离感出来了；或许是台湾的转型已经完成，它的轨迹与转折更为清晰；也或许岁月让回顾的眼睛有了沧桑的成熟，懂得在安静里凝视；我终于比较看得清楚这一百年来台湾命运的轨迹。

日据时期是被统治者的悲哀无奈、任人支使流浪；光复后是茫然无序、政权转变的恐惧无依；一九五○年代的土地改革与白色恐怖；一九六○年代的农村困顿、生存艰辛；一九七○年代的加工出口工业化与急剧的社会变迁，乡土文学的兴起，本土意识的觉醒；一九八○年代的社会运动与转型过程的社会冲突；一九九○年代的民主改革与本土化的冲击，以及两岸开放所带来的世界观的开展；二○○○年之后的政权轮替与族群冲突。回顾这整个过程，一百年的家族历史竞和台湾史浑然结合起来，每一个阶段的轨迹，每一个人的生命，如此鲜活，如此清晰，如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然而，我深知自己想写的不是一本家族史，而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这个过程，欧洲国家是以四百多年的长时间跨度，始逐步完成社会之转型。但在台湾，却是以四十年时间，就加以完成。我称之为“十倍速发展”。由于速度之极度扭曲，人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扭绞压挤，人们无法立即适应，遂产生各种悲剧。

父亲做生意的几度失败，背负高利贷，乃至于母亲的逃亡入狱，都与此有关。同时，家乡乌日有一个日据时代即建厂的中和纺织厂，生产大盛的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女工曾多达一千五百余人，小村里充满青春女工快活的歌声和笑语。可是一九九○年代，工厂开始外移之后，纺织厂也关闭了。

德国有百年工厂，瑞士有百年工艺，可是台湾从农村转变出来，不到数十年，那些新发展的工业又都关闭了。

然而，这种“十倍速发展”，从农村剧变至工业社会的历程，又岂是台湾所独有？一九八○年代之后，大陆走上劳力密集的加工出口型工业，急速发展起来，它所呈现的社会变迁之剧烈，几与台湾当年无异。然而，一如台湾民间所信持的，无论多么扭曲、多么变形，至少有些不变的人性，还是值得人去活、去坚持的。

从二○一二年春天开始，到二○一四年初，大略写完整个故事约二十七万字后，我深怕自己受父亲生病的影响，让文字显得过于伤感，特地请朋友帮忙看，前统一集团总裁林苍生以他沉静之眼，字字校正，更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深深感恩。其次，我怕自己耽溺于台湾特殊经验，而疏于某一些应有的叙述，特地请北京朋友于奇和三联书店的资深编辑吴彬看。他们阅后，再想想大陆已经出版的与台湾相关的书籍，才发现其内容更多是关于民国时期、国共斗争史、一九四九大迁徙等，却缺乏有关台湾人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历程的描述，仿佛国民党到了台湾，一下子就跳进了已开发的阶段。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从这一点看，此书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平凡的台湾人家族，在政权改变、经济转型、社会巨变之际，所遭遇的故事，或可稍补不足之处吧。

一如所有诗人都有犹疑不决、老是想再寻找更准确的字眼的毛病，从写完初稿至今，此书作了几度修改，名称也有所改变。我原本想以“一百年漂泊”为名，来呈现台湾人这一百年来，从殖民地到现代化，从农村社会到工业时代的过程中，心灵的流浪漂泊；但在台湾，考虑到它可以更贴近土地的感觉，遂以“水田里的妈妈”为书名，以呈现一九七○年代初，妈妈从逃亡的水田中浮现泥泞的面容之际，命运决定性的一瞬。现在，三联书店的大陆版本则回复为“一百年漂泊”之名。这是由于，我每每看到春节前后，只为了返乡，尽一个孩子对父母、对子女、对家乡的责任，几亿人迁徙于道途，就不禁想起以前春节时，自己拥挤在夜行列车返乡过年的感受，便明白这现代化过程的漂泊，绝对不只是台湾为然，而是大陆也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乡村劳动者向沿海工业区漂泊，来自西部的大山大河边的青年——在异乡凝望的眼睛……这又岂是“现代化历程”几个字所能道尽？

这几亿从农村漂泊而出的生命，辗转于返乡道途之际，总是怀抱着善良的愿望，相信以后会回馈故里，做一点好事；然而，真正的现实可能是，城市化的必然，向农村扩散，我们的漂泊，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我们注定再没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可以回归。

我曾和作家朋友说，我们这一代人要写一写，年轻的一代人一出生就是在一个已经工业成形的时代，他们不会有这种转型的体验与痛楚。历史只给我们这一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记录这个过程，未来再也不会有人来写了。像英国有狄更斯，法国有巴尔扎克，美国有福克纳，中国也应该有记录这一段转型故事的作家。这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愿以此书，献给漂泊的时代，流浪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