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人
“我几乎将一生都花在文字生涯上。”
大卫·休谟生活在各种观念和社会力量风起云涌的启蒙时代，正是这些观念和社会力量使18世纪成为现代性的源头。休谟的与众不同——如果不是说独一无二的话——之处在于：他在奋力革新人性研究的同时，也从未失去对普罗大众的理解和洞见。通过将哲学、学问和文学结合起来，休谟不仅成长为一名专家，而且还按照18世纪的智识理想，将自己成功地塑造为一名“文人”。像其稍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同道一样，作为启蒙时代的理想文人，休谟并未画地为牢，而是涉足全部的知识领域。但是，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人类历史上，休谟的读者圈首次涵盖了普罗大众。毫无疑问，休谟的哲学受众必然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而其对于政府、经济、伦理、宗教和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或许也只能激发相对有教养的那部分人的兴趣；但休谟的国史著作却能够吸引绝大多数识文断字之人。
文人生涯一直是大卫·休谟勃勃雄心之所在，而且也很少有人能像休谟那样以这种纯粹且坚定不移的态度投身于学术生活。对于休谟而言，文学表达是他据以克服理性主义传统的重要支点，自远古的苏格拉底时代以降，这种理性主义传统一直主宰着欧洲思想。1739年，当还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时，休谟就第一次提出了思想革命，此后，终其一生，休谟不断地以各种文学体裁践行着其形形色色的思想革命。而这也构成了其人生的首要动力：“实际上，对于眼睛和心灵而言，晦涩总是令人痛苦和不适，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辛劳，澄明总是赏心悦目，让人喜不自胜。”因此，我们只能在思想层面上寻找休谟文人生涯的关键。任何忽视其思想的休谟传记都无法标榜自己的厚重。
尽管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哲学，但休谟能够遵循自己所立下的诫命：“但依然是一个人。”而本传也主要致力于呈现作为一个人的休谟。作为一个人，休谟具有诸多美德。法国人习惯于称其为“好大卫”（le bon David），但很难将这个“绰号”转译成英语。称休谟为“善的”（good），这必将误导大众，因为他毕竟不是圣人。然而，休谟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一个大好人：他富于同情心，仁慈，平和，宽容，对他人总不吝溢美之词；他在道德上真诚，在思想上诚实。他总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但他有点易于猜忌——猜忌自己的名声，猜忌友谊的忠诚，猜忌祖国的威望。就智识而言，他是一位世界公民；就情感而言，他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不仅如此，休谟还是一位凡夫俗子，他乐享生活中的各种美好之物，如美酒，如佳肴，如机智、谈话和理性的论说。虽然自制力超群，但休谟同时还是一位多愁善感、激情洋溢、并非对女性素所不敏之人。借用法国人的话来说，他是“好大卫”。 在不列颠，休谟是第一个仅靠文学就挣得不菲家业的著名文人。莎士比亚确曾富甲一方，但那主要是靠其作为一名演员、经理和股东的收入。德莱登（Dryden）确曾衣食无忧，但那主要是靠大人物的恩庇；艾迪生生活优渥，但那主要是靠政府的津贴。蒲伯确曾资财渐丰，但那也是通过第三种形式的恩庇，也即预先的征订。通过给书商做枪手，约翰逊勉强可以维持生计，他也只是在晚年获得一笔政府年金之后，才算是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在18世纪，这种政府年金被视为文人所应得的酬赏；而休谟也曾适时地获得了他的那一份。但是，休谟最主要的成功，源于其作品在公众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休谟从不曾将其著述献给任何一位恩主，也从未想方设法提高其著作征订的数量，他的富足仅仅得益于书商。
P13-14
莫斯纳的著作是一项相当瞩目的学术成就，对于休谟研究者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对于所有研究18世纪启蒙运动和文学史的学生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知识宝藏。
——Richard H. Popkin，哲学季刊
这部堪称典范的作品已经远远超出一本传记的价值。它是对18世纪的热烈的智识研究的回应；它不仅是关于哲学面向，更是面向众多读者的书。
——C.E. Vulliamy， 观察家
这是一部酝酿已久的著作，在经过近20年的准备之后，它于1954年首版付梓。这部传记是作者漫长而快乐的研究生涯所孕育出来的丰盈厚重之作。作者兴趣广博、智力超群，对18世纪启蒙运动和休谟研究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泰晤士文学副刊
“我记得一位作者曾说过，一个人的前半生不足以写一本书，而一个人后半生也不足以修订这本书。”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休谟曾向其出版商这样写道。这句评论同样适用于眼下的这本书。在经过近20年的准备之后，它于1954年首次付梓，并于1970年重印，而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它又以“修订和扩充版”的形式刊行于世。一本经常被人目为一锤定音的“权威之作”——这是一个被滥用之词——的书，居然在短短的20年间就需要“修订”，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感诧异。在准备“新版”的时候，我已充分地意识到：近年来，人们对于休谟的研究已大为繁盛。我差不多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去浏览和翻阅休谟和关于休谟的新著述，并加以评估，并将那些本属于一本传记的内容纳入本书。同样，文献索引也需要更新，而大不列颠图书馆也从大英博物馆中独立出来了，因此缩写也从BM变成了BL。
在其名著《休谟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1941）中，诺曼·坎普·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注意到：“我们或可希望，有一天，某个兴趣广博、智力超群之人将探究休谟所有的智识领域和智识活动，探究作为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人的多重面向的休谟。休谟的哲学——作为一种心智倾向，它为自己找到了这些各异的表达方式——将首次得到充分和应有的呈现。这一天尚未到来，也没有哪位学者曾对号入座。在这里，我有一个善意的提醒：他在发愿从事这项工作时最好年岁尚轻，如果“一个人的前半生不足以写一本书”，并需要留下“后半生来校订它”的话。人们所寄予厚望的综合性休谟研究，将来或许不会以一本传记的形式出现，甚至也不会以一本思想传记——当前的这本书就是一本思想传记一一的形式出现。如果我再年轻20岁，甚至15岁，我或许会被诱惑来从事这项综合性研究（书名或可叫《大卫.休谟的心灵》），但是……
1979年，基于当时出版业惨淡的经济状况，为了使新版得以顺利面世，不得已做了许多限制。重新排版全无可能。所以，只能对原版进行影印。我只能对原版的文字进行少许的改动，而那些较大的改动只能以“新的文字增补”的形式附于卷末。
若要列出自1954年以来与我联系，并向我提供建议、信息和批评指正的所有哲学家和学者的尊姓大名，人们或许有理由问：我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为了避免此种困扰和尴尬，我将只提及少许人，但对于略而不提的那些人，我诚挚的谢意和感激并不稍逊。他们是爱丁堡大学的查尔斯·P芬利森（Charles P.Finlayson）、约翰·V普赖斯（John V Price），以及已故的D.B.霍恩（D.B.Horn）；德克萨斯大学的玛丽·贝克（Mary Baker）、威廉·B.托德（William B.Todd）和安妮.鲍登·托德（Ann Bowden Todd）；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恩.S.罗斯（Ian.S.Ross）；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杰弗里·亨特（Geoffrey Hunter）；耶鲁大学的詹姆斯·奥斯本（James Osborne）；约翰·马歇尔法学院的小米歇尔.莫里斯罗（MichaelMorrisroe，Jr.）；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的大卫·拉斐尔（David Raphael）；麦吉尔大学的雷蒙德·克里班斯基（Raymond Klibansky）；土耳其安卡拉的哈斯特帕大学（Hacettepe Universitesi）的阿卢卡·阿诺巴（Aruc Aruoba）；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保罗·E.查雷（Paul.E.Chamley）；谢菲尔德大学的P.H.尼地狄克（P.H.Nidditch）；牛津林纳克学院（Linacre College）的R.W康龙（R.W.Connon）；唐纳德·F海德（Donald E Hyde）女士，以及唐纳德·海德和玛丽·海德图书馆（theDonald E and Mary Hyde Library）；苏格兰洛锡安地区委员会（Lothian RegionalCouncil）的路政主管A.S.克罗克特（A.S.Crockett）；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邓肯.汤普森（Duncan Thomson）；苏格兰国立图书馆的威廉·贝蒂（William Beattie）和艾伦·S.贝尔（Alan S.Bell）。最后，我要向我的妻子致以最诚挚的感激，她数十年如一日，不仅是我的最佳批评者，也是我最忠实的支持者。
刚写完上面这些话（我本打算就此搁笔的），我就收到苏格兰国立图书馆的手稿部助理艾伦·贝尔的一封来信，他提醒我务必注意：一系列以显见的休谟笔迹签名，并填有具体日期的历史笔记已被判为赝品。这些赝品的臭名昭著的所有人便是那位亚历山大·豪兰·斯密（Alexandet Howland Smith），一位19世纪后期各种历史文献的伪造者。接着，贝尔先生以其博学的派头揶揄道：“这则消息或许会影响您传记中的一些框架性和思想性的观点。”是的，确实如此。它足足花了我两个星期来拨乱反正。这还不包括极其能干的版本编辑W.E.S.托马斯（W.E.S.Thomas）女士所做的努力。同时，对于贝尔先生所主动提供的苏格兰国立图书馆及爱丁堡其他珍藏中关于休谟手稿的即时信息，我深表感谢。
欧内斯特·坎贝尔·莫斯纳（Ernest Campbell Mossner）
奥斯汀，德克萨斯
1978年4月26日
休谟，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的哲学是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欧内斯特·C.莫斯纳著的这本《大卫·休谟传（精）》是世界公认的最权威的休谟传。这本新版本不仅对大卫·休谟的生平有详细的著述，同时补充了更加详细的索引。文笔优美，揭露了关于休谟的罕见史实。
欧内斯特·C.莫斯纳著的这本《大卫·休谟传（精）》，于1954年出版了英文首版，1980年出版了第二版，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再次以平装本形式修订重印。
本书不仅对大卫·休谟的生平有详细的著述，披露了关于休谟的罕见史实，同时也还原了一个精彩纷呈的18世纪，更探究了休谟所有的智识领域和智识活动，探究了作为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人的多重面向的休谟，休谟的哲学——作为一种心智倾向，它为自己找到了这些面向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本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这个新版本中有详细的书目、索引和文本补充，使之成为学者和高年级学生研究休谟、认识论和哲学史的完美文本。它也是对18世纪和启蒙运动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文学学者以及任何对哲学感兴趣的读者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