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拉·优素福扎伊是一个爱学习、爱阅读，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懂得感恩，爱家人爱朋友；勇敢，清醒，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个有理想，并为理想不懈奋斗的女孩。

同时，她更是一位因争取受教育权而改变了世界的女孩，年仅17岁便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诺贝尔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得者。还获颁“国际儿童和平奖”“巴基斯坦国际青年和平奖”“沙卡洛夫人权奖”“国际特赦组织良心大使奖”。

这些光环让我们对这位年轻优秀的女孩产生了好奇，她受过什么教育，出生在什么家庭，为什么可以如此优秀呢？让我们通过《我是马拉拉(青少年版)》一起来走进她，了解她吧！

17岁的马拉拉·优素福扎伊成了为全球儿童争取受教育权的象征，甚至连续两年是诺贝尔和平奖创设以来最年轻的候选人，并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诺贝尔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得者。为什么马拉拉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的成长经历如何？她有何遭遇？她又是如何积极地想要改变这世界？他的父母是如何培育出这样与众不同的女儿？

在《我是马拉拉(青少年版)》中，马拉拉以第一人称叙述，语言越是平实，越是直指人心。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塔利班到来之前马拉拉的生活，她出生于开明的教育工作者之家，她像众多少女一样，天真烂漫，爱做梦，自由得像一只小鸟，喜欢阅读和写作；第二部分，在马拉拉和她的父亲努力为当地儿童争取受教育权利的时候，极端恐怖组织也在这一地区蔓延，残酷的生活带走了马拉拉喜爱的玩具、儿童节目和她热爱的书本，人人自危；第三部分，年幼的马拉拉开始在父亲的支持下用自己的声音对抗塔利班，发表演讲，并用笔名在知名网站上写博客，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第四部分，她受到了塔利班的威胁，年仅12岁的她被塔利班列入黑名单，2012年10月9日，在乘校车回家途中，塔利班枪手击中了她的头部和颈部，性命垂危，她幸运而又坚强地活了下来；第五部分，马拉拉被接到英国接受治疗，她说：“我是马拉拉。我的世界改变了，但我一如既往。”

序言

第一部分 在塔利班到来之前

1 像鸟儿一样飞翔

2 我的梦想

3 一支神奇的铅笔

4 来自真主的警告

5 第一次正面交锋

第二部分 笼罩河谷的阴影

6 电台毛拉

7 斯瓦特的塔利班

8 无人能幸免

9 天上掉下了糖果

10 2008：恐怖主义给我的感觉

第三部分 让世界听到我的声音

11 一个说话的机会

12 女学生日记

13 永远的下课

14 秘密学校

15 这就是和平吗？

16 逃离家乡

17 重返斯瓦特

18 一个小小的心愿与一场奇怪的和平

19 喜讯终于到来

第四部分 成为攻击目标

20 收到死亡威胁

21 春天的承诺

22 不祥之兆

23 一个普通的日子

第五部分 远离家乡的新生活

24 我在伯明翰

25 困难与解决方法

26 100个问题

27 在等待中度日如年

28 阖家团圆

29 填补记忆中的空白

30 来自世界各地的祝福

31 苦乐参半的一天

32 奇迹

33 新的生活

34 回不去的家乡

35 一周年快乐

尾声 茫茫人海中的一个女孩

鸣谢

来自马拉拉基金会的一封信

  2 我的梦想

每年的春天和秋天，在大尔德节(Big Eid)和小尔德节(small Eid)期间，也就是开斋节和宰牲节期间，我们全家就会去香拉。那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那里的山村中出生长大的。我们去明戈拉汽车站坐车，那儿熙熙攘攘的都是人，恨不得全镇的人都挤在一起，等着搭乘长途巴士。我们身上背着要送给亲戚的礼物，绣花的披巾、一盒盒的玫瑰和开心果甜点，还有在小村庄里买不到的药物。

我们将这些礼物搬到巴士的顶上，和一袋袋面粉、白糖、毛毯以及别人家的行李搁在一起，堆成一座小山。然后，我们都挤进车里，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颠簸4个小时，才能到达山区里的目的地。这一趟旅途，前1／4的道路弯弯曲曲，一边是斯瓦特河，另一边是陡峭的悬崖。底下的山谷里有以前翻下去的汽车残骸，两个弟弟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目光搜寻着这些残骸。

长途巴士在山路上越爬越高，空气渐渐变得凉爽、清冽。最终，我们已经看不到别的，只有一座又一座高山。绵延不绝。除了山，还是山，再有就是从山间看到的一线天空。

很多香拉居民非常贫困，这里缺少医院和市场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不过，每次抵达那里，我们的大家族都会举办盛大的宴会欢迎我们。在小尔德节期间，这样的宴席尤其受欢迎，它标志着拉曼当月(Ramadan)的白日斋戒告一段落。饭桌上，摆满了一碗碗的鸡肉米饭、菠菜羊肉、又大又脆的苹果、黄澄澄的蛋糕，还有一大壶甜甜的奶茶。

在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我已经被看作是一个世故的城市女孩了。有时，我的表亲们会取笑我，因为我不喜欢打赤脚，身上穿的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衣服，而他们都穿自家缝制的衣服。我有城市口音，说着城里人特有的俚语，所以，他们认为我很现代、很时髦。他们哪里知道，那些真正的大城市的人，比如白沙瓦人和伊斯兰堡人，会认为我很土呢。

到了山村里，我就过上了乡村女孩的生活。早上，听见公鸡的啼鸣，我就起床了。而有时候，我是被碟盘磕磕碰碰的声音吵醒的，那是家族里的女人们在楼下为男人准备早餐的声音。然后，所有的孩子都会从屋子里跑出来，新的一天到来了。我们吃的蜂蜜直接取自蜂巢，青梅上撒着盐。谁都没有任何玩具或者书本，我们就在溪谷里玩跳房子，打板球。

下午，男孩子们去钓鱼，女孩子们聚到溪边，开始我们最喜欢的结婚游戏。我们会挑选一位女孩假扮新娘，为她梳妆打扮，帮她做婚礼的准备。我们给她戴上手镯和项链，帮她化好脸上的妆，用指甲花膏在她的双手画彩绘。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就要把她交到“新郎”手上了，这时她要假装哭泣，我们会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叫她不要担心。有时候，我们会笑得瘫坐在地上。

可是，山区里妇女的日子并不好过，那里没有像样的商店、大学和医院，也没有女医生，政府不提供清洁的水源以及电力设备。很多男人都离开了山村，到遥远的地方当养路工，或者矿工，等积攒了钱就寄回家乡。有时候，这些男人再也没能回乡。

这里的妇女出门之前也要先把脸蒙上，而且，除了近亲之外，她们是不允许和其他男性碰面或者交谈的。她们都不认字，连我的妈妈也不例外，她在山村长大，不识字，也不会读书。在我们的国家，文盲的女性很常见，可是，看到自己的妈妈，一位如此骄傲而有智慧的女性，在集市上看个商品价格都要费很大的劲儿时，我想，她一定和我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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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闭上眼睛，我就能看见自己的房间。床铺凌乱，我的绒毯堆在那里像一座小山。因为我匆匆赶去学校，不然考试要迟到了。校历摊开在书桌上，正翻到2012年10月9日那一页。我的校服——白色纱丽(shalwar)与蓝色克米兹(kamiz)——垂挂在墙面的衣钩上，安静地等着我。

我能听见邻家孩子们在我家后面的巷子里玩板球。我能听见不远处的集市上传来嗡嗡人语。若仔细去听，我还能听见好朋友萨芬娜正在轻轻地敲着墙——我们两家共用的一堵墙，她定是有秘密要告诉我。

我闻到米饭的香气，妈妈在厨房里忙活。我听到弟弟们在抢遥控器，电视频道在美国职业摔跤(wwE)和卡通片之间跳来跳去。不一会儿，我就会听到爸爸用低沉的声音叫我的小名。他会说：“简妮(Jani)。”这在波斯语里是“小宝贝”的意思。“今天学校运转得怎么样?”他问的是他创办的胡沙尔(Khushal)女子学校，我就在那所学校读书。我总要趁机逗他，同他玩文字游戏。

“爸(Aba)，”我会打趣道，“学校转不起来，它只能慢慢走!”我这样说是要告诉他，学校还可以办得更好。

在一个清晨，我离开了巴基斯坦我深爱的那个家，本以为一放学，就可以悄悄跑回去，如今却到了另一片天地。

有人说，我现在回去太危险了，那么，我永远都回不去了。于是，我只能时不时地在想象中重返家乡。

可如今，另一家人在那所房子安家，另一位女孩睡在我那间卧室里，而我，远在千里之外。我对卧室里的其他东西不太在乎，唯独牵挂书架上学校颁发的那些奖品，有时竟会梦见它们。那座亚军奖杯，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赢得的，那里陈列着将近50个奖杯与奖牌，是我在考试、辩论和竞赛中名列全班第一而获得的。也许，在有些人眼里，那些只是塑料做的小玩意儿，也有人会觉得，那些不过是对好成绩的奖赏。但是，对我来说，它们是一种提醒，提醒我，在离开家的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之前，我有我所热爱的生活，以及我过去是怎样的一个女孩。

睁开眼睛，我已经在新的房间里。这是一栋牢固的砖楼，坐落在这座叫伯明翰的城市——一座潮湿而寒冷的英格兰城市。在这里，拧开每个水龙头都有水流出来，还能任你调节冷热，再也不用去市场搬回煤气罐来烧水。宽敞的房间里有闪光发亮的木地板、大件的家具，还有好大好大的电视机。

这一片郊外，安宁静谧，树木葱茏，几乎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没有孩子们嬉笑、叫喊，没有妇人们在楼下和妈妈一起切蔬菜、聊天说话，也没有男人们一边抽烟，一边辩论政治问题。可是，有时候，即使隔着这些厚厚的砖墙，我还是能听见家里有人在哭泣，在想念家乡。这种时候，爸爸会猛地推开前门，用低沉浑厚的声音问道：“简妮!今天学校运转得怎么样啊?”

我不再玩文字游戏了，他也不是在问我那所他创办的、我就读过的学校。然而他的声音里含着一丝担忧，好像是害怕我不在了，不能回应他。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我差点被杀死，仅仅因为我站出来勇敢地说出，我有上学的权利。

那是最平常不过的一天。我15岁，读九年级。前一天晚上，我为了一门考试，熬夜学习到很晚。

我听见公鸡在打鸣，但还是迷迷糊糊地又睡过去了。附近清真寺传来晨祷声，但我想方设法躲进被窝里。我还装作没听见爸爸来喊我起床。

然后，妈妈来了，轻轻地摇着我的肩膀，说：“醒来吧，小披索(pisho)。”她用普什图语的“小猫咪”称呼我，那是普什图人的语言，“已经7点半了，上学要迟到啦!”

那天，“巴基斯坦研究”这门课有考试，所以我做了一 个简短的祷告。若此事顺应您的旨意，就请您让我考第一名吧，我心中默念，哦，感谢您赐予我的所有成就!

我就着茶水，匆匆咽下一点儿炒蛋和薄煎饼(chapati)。我最小的弟弟阿塔尔那天早上撒泼吵闹得厉害，他嫉妒我得到那么多关注，因为我站出来向公众呼吁，女孩应该和男孩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早餐桌上，爸爸逗他，说：“等哪一天马拉拉成为总理，你来给她当秘书。”

阿塔尔是家里的开心果，他装出气呼呼的样子，叫道：“不!她来当我的秘书!”

斗嘴害得我差点儿迟到了。我匆匆忙忙地冲出家门，餐桌上还剩着吃了一半的早餐。我沿着小巷奔跑，刚好赶E那辆塞满了去上学的女孩的校车。我就这样冲进了那个星期二的早上，再没回头看一眼我亲爱的家。

学校不远，沿着小河，校车5分钟就开到了。我及时赶到，这个有考试的日子过得和平常一样。当我们安静地答题，扑在试卷上凝思默想时，明戈拉城在我们的身边喧闹着，喇叭声声，工厂轰鸣。这天放学的时候，我很累，但是很快活，因为我知道自己考得不错。

“坐下一趟班车吧，”莫妮巴对我说，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多说会儿话。”我们总是喜欢在一起多待一会儿，等着晚班车送我们回家。

几天来，我总是有一种奇怪而揪心的感觉，似乎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一天晚上，我还发现自己在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死亡到底是怎样的呢?我想知道。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朝着麦加的方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当人死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问真主，“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能够告诉人们死亡是一种什么感觉。“马拉拉，你这个笨女孩，”我接着自言自语，“你死了，就不能说话，不能告诉人们那是什么感觉了。”

上床睡觉之前，我又问真主，我能不能就死一下呢?然后活过来，这样就能告诉人们死亡的感觉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依然阳光明媚，接着的一个又一个早上，都是这样。而且，现在我还知道自己考得很好，无论之前脑子里笼罩了什么乌云，都开始渐渐消散了。于是，一如往常，我和莫妮巴聊了个痛快：她在用哪个牌子的面霜啊?那位男老师是不是在治疗脱发呀?还有，这一次算是考完了，下一次会有多难呢?

校车来了，司机在喊我们，我们跑下了台阶。和平时一样，胡沙尔女校校车迪纳(dyna)在大门外等候，我们跑向这辆白色卡车，莫妮巴和其他女孩都先把头和脸蒙上。而且，和平时一样，我们的校车司机又准备了一个小魔术逗大家开心，那天，他把一颗鹅卵石变没了。我们想破了脑袋，也猜不透其中的奥妙。

20个女孩和两位老师挤在卡车里，车里有3条平行竖排的长椅，和车身一样长。那天天气很闷热，感觉黏黏搭搭的。卡车没有玻璃窗，只是在外头搭了一块泛黄的塑料布。在明戈拉城的交通高峰时段里，我们的卡车在拥挤的街道上颠簸，这块塑料布一下一下地拍打车身。

哈吉巴巴路上一片嘈杂拥挤，有色彩艳丽的人力车和罩袍随风飘荡的女人。那些骑着小摩托的男人，使劲儿地摁喇叭，在车阵的缝隙里插空穿行。我们经过一个正在杀鸡的小贩，一个卖冰淇淋甜筒的小男孩，一块广告牌上打着胡马雍医生植发中心的广告。莫妮巴和我一路上都在聊天，我有很多朋友，而她是我的知己，是无话不说的闺密。那天，我们正谈论这学期谁会得第一名，车上的一个女孩唱起了一首歌，我们都跟着唱了起来。

就在车开过小巨人食品厂，转了个弯，离我家不到三分钟的地方，卡车慢慢停了下来。外面，是一片奇怪的寂静。

“今天好安静啊，”我对莫妮巴说，“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从那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这是我听到的故事：

两个穿着白色长袍的男人站到了卡车的前面。

“这是胡沙尔女校的校车吗?”其中的一个人问道。

司机笑了，学校的名字用黑色的字母明明白白地写在车身上。

另—个男人跳上了卡车的后挡板，挤了进来，我们大家都坐着。

“谁是马拉拉?”他问道。

没有人出声，但有几个女孩把目光投向了我。他举起手臂，指向我。一些女孩尖叫起来，我紧紧地抓着莫妮巴的手。  谁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