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与季羡林相识，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一九八○年秋末，北大第一次用竞选方式来选举人民代表。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女竞选者。
北大成为中国开放之初各种思想的舞台，当时社会上的各类风云人物来到北大，如：倡导“启蒙”的刘青峰夫妇，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等。
水涨船高，竞选者们的调子节节攀升，年青的学子们开出一套套“治国良策”。国际重要媒体纷纷登陆北大，记者们从礼堂追踪到宿舍楼。
我的竞选口号是“东方美”。我在“宣言”里以张志新烈士为先例，标榜中国女性在当代为社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我也讲到“大学生分配原则”和“出版自由”，当时却没人注意。
而我关于“男性雌化，女性雄化”的言论，却触怒了许多人。
当年北大有三面旗帜：一面是激进改革派，一面是稳健改革派；我有幸被列为第三面旗帜——“人性解放派”，可谓恰如其分。
这与我的人文理想以及后来的作家道路是相通的。
从电影《青春祭》开始，直至二○一四年，我在北大的演讲《压抑的胜利》，都是顺着这条路走下来的。其他各位竞选者，也基本“不改其道”。
从这一点说，我们这些竞选者没有辜负当年选民们的信任。
在北大经历的这一段，正好套上那阕令我们这代人所喜爱的吟诵不厌的伟人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北大所爆发的这一次民主竞选产生了大量吸引社会各界的观点、思想，其丰富、激进、开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内容，后来直接影响和介入了社会改革进程。
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作为“第一个女竞选者”，我受到强烈关注。
我生性自由，时常口出狂言，爱唱爱跳，还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小平头，为当时一些同学所不容。这样一个任性的女生，不是传统中的“代表”形象。
一方面，我与竞选者们共同承担着尝试“民主选举”的风险；另一方面，我还要承受作为“女性竞选”所遭遇的嘲笑和打击。
有人说我“不懂政治”，劝我退出。有人把我当作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典型。
一位刚满十八岁的女生因为受不了人们对一个女竞选者的羞辱，愤而撕碎了手中的选民证。我的职责是找到她，说服她再去领取一张选民证。
而一场风波正来自我所在的中文系七八级文学专业（“文学七八”）。同班人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写大字报反对我，贴满了校园三角地最醒目的大字报栏。一时间，我成为校园的“重头戏”。
班上多数同学其实并不了解我的过去。我的“平反证”从云南寄到中文系，班上书记尚新找我谈话，说“没想到你是个反‘四人帮’的英雄”。
我在昆明医学院当工人时，是那里的团支部书记，以此身份，一九七六年四月，我组织了全院悼念周总理大会，将花圈送到昆明中心广场，后被打成“反革命”。
当我看到王军涛的《竞选宣言》里的那句“让我们推动中国”时，我决定成为竞选者中的一员。
同班同学却说我是“为了找朋友而竞选”。事实是，由于我竞选，在社科院读研的“红学”男友与我分手了。
大字报所揭发我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我在宿舍里说过“我不用买书，以后找一个有书的男友就行了”。
P25-27
二○○九年夏，我专程来京吊唁季羡林时，向严家炎先生诉说了心中悲痛。
在家炎师夫妇安排下，邀理群师兄相叙。我说到要为季先生写篇文章。
是时我正在申办赴台采访西南联大相关人物，身负重任。当时赴台，事关西南联大历史，事关两岸血脉与文脉的重新沟通，对岸的学长们年事已高，望眼欲穿地期待我经年了。
我“赴台”这个事情也是季羡林、任继愈先生大力赞同的。
我如愿以偿，终于在二○○九年秋天赴台拍摄，用影像留下了那些尚在的老校友的声音、容貌，将他们口述的内容一并纳入了《西南联大行思录》中。
我也如愿完成了写季羡林的文章。特别顺，好像有天意。
文字出炉，时任三联总编的李昕先睹为快，以为这是一篇“力作”。
收到我的文章后，家炎师立即打来电话，表示嘉许，后力荐于《明报月刊》。其夫人晓蓉亲力促进。越年，有本系的师兄胡平生来滇相叙，见此文，亦赞同推进。
蒙香港方面潘耀明总编与陈芳女士关照，叶国威先生惠编，《季羡林：追念与思考》一文于《明报月刊》二〇一三年第一、第二期连载。
刊物推出，正值陈平原君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回京时帮我将送及北大方面的刊物带回。
这篇文章立即在网络传播，引发人们对这位北大教授的怀念之情。一些熟悉他的人反映这正是他们所了解的季羡林。
二○一三年秋季，在任重的陪同下，我到季羡林、任继愈二位先生的墓地去看望他们，带着这两期《明报月刊》和云南的火腿月饼。
去年，《当代》杂志刊登《季羡林：追念与思考》，有删节。
今年，见北大中文系七七级查建英同学在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英文译著上作序，特意提及先生一生中最华彩的乐章，他在历史重大关头的行事，深感欣慰。
母校北大诸君，在我毕业之后，尤其是在我做“西南联大”一事的过程中，给予我强大支持。
在我欲了解与季羡林相关的情况时，为解释我的困惑，北大前辈领导王学珍、师兄辈的领导郝斌，还有师弟辈的领导郭海，都及时地将重要的真实信息告诉我。
写季羡林，没有“北大背景”的人是做不到的。
在北大校园外，我也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
陈四益先生是我辈早在校园享受学子时代之际就敬慕的作家。当年，他的精彩文章与丁聪先生的漫画配合，刊登在每期的《读书》上面，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道难忘的精神大餐。后来因为同在《社会科学报》开专栏，我们相识。
我初到亦庄造访时，四益兄说及他因为编辑一部书，曾与季老有过不快。然而，听我讲到季羡林令人震撼的言行，他为之变色，立即说：“此可垂于青史。快写吧！”
季羡林是一个被推上“神坛”的学者。多年来，校园的声音已经被削弱和被淹没。社会对他先是给予盛誉，后是质疑。还季羡林一个本来面目，是对社会悬念的一个答复，也是对社会回归“正常态”的一种努力。
……
他对校园诸人，一向有宽容之怀，牵念之心。“君子和而不同。”北大人向来有这个“不同”。
对北大，先生已经倾注了他毕生年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话当属其人。
季羡林为北大留下了东语系，还有他在贫寒岁月中缩衣节食收藏的巨大文化财富。
因为他是把北大当作了自己的家园与血脉传承的。他更把北大当作了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坚守阵地。
先生晚境，诸多不易与不顺心，而其对北大之初心未改。至今，没有发现他留下任何“颠覆”前面所做捐赠的法律依据。
季羡林一直是处于清醒中的，记忆力也相当好。我多次看望他，可以感知到这些。由此我一直以为，先生应该是留下完整遗嘱的。有交代，才是他的性格。
第一次听到“季羡林有遗嘱”这个蛛丝马迹，是在央视2套的节目中。因此我一直不敢释怀。也许，这份珍贵的遗嘱落在他身边的什么人手中了？我等着，有一天水落石出。
北大与先生之间，不该有任何隔阂与淡漠。先生是北大教授，“北大”是先生一生的事业。抛开那些物与财的归属，季羡林此生的高品懿行，已经为北大校史，更为“北大精神”增添了华彩乐章。
在季羡林的内心，一直是把民国以来那批担负救国之道的杰出知识分子代表作为自己的表率恩师的。他的使命自然是追随他们。
他们是他的守望。这是灵魂对道义的守望，是对历史的交代。
没有一个人能把这漫长的路走到头。为了子孙后代，守望便是传承，是一个民族凝聚力量的方式。中华学人，这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决不可以放手。
有的东西，任它铺天盖地、主宰一时，不过是“物议”，当不了历史的家。有的人，一生只有一鸣，而这一鸣，可以长达千秋。
二〇一六年夏至至霜降 昆明
命运与担当
钱理群
这是一本感情真挚、又大有深意的书。曼菱自由无羁地书写她和季老的“忘年交”，又随时放言议论关于北大的传统、关于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等。这些话题也都是我感兴趣的，边读边想，随手写下，算是对曼菱的回应。
说起北大传统，我总要想起杜威对蔡元培的评价：“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北大的评价。从这一角度看，北大在二十世纪曾经几次对国家、民族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产生直接与深远的影响，可以称作“世纪辉煌”。在我看来，所谓“北大精神传统”正是在这样的辉煌的历史瞬间所显现、培育的。这其中就有本书所着重讨论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的北大教授，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记得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周年校庆，我和北大部分师生一起编写、演出话剧《蔡元培》，着重展现的就是蔡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四处奔走营救被捕学生的那历史的一幕，其中一个场面是被捕学生回到学校，蔡校长向全校师生深深一鞠躬，说：“把被捕同学如数交给诸位，我尽责了！”每回演到这里，现场每个演员、观众无不动容。但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就没有了这样的历史的一幕：那时候，所有的教授都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也不可能为蒙难学生说话。这整体性的沉默，迟早引发良知尚存的北大人内心的不安。我自己是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发现一九五七年的历史依然被歪曲，突然产生了耻辱感，并和一些朋友一起编选了《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共三册），提出要建立“一九五七年学”，恢复历史的真相。我们这一还债之举得到了季羡林先生的全力支持，他亲任顾问，并为“文丛”题字。我读本书后才知道季老私下曾对人说，他“以为自己不是右派而愧疚”。那么，他也是为自己没有与一九五七年的受害者共同承担苦难而感到愧疚。后来，我们所作的重新评价反右派斗争的努力，受到了当局的注意与问责，并且牵涉到我，有关领导还专门来调查。在这关键时刻，季羡林先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样的保护后学、敢于担当的风骨，让我感佩不已，终生难忘。
因此，那年夏天，季羡林先生的态度和举动，就绝非偶然。曼菱在本书里对此有一个相当精辟的分析：别人也会愧然，只是压抑于心；季羡林先生却可以因为愧疚而“自请入地狱”。这就“把道义责任的完成提高到了‘生命羞耻’的地步”，这样的“知耻近乎勇”是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其实，当时许多的北大老师都有这样的耻辱感，虽然心存不安，但大多数还是选择了沉默。因此在先生仙逝后，我从曼菱这里得知，季老当年就作出了“独往矣”的选择，“冲破知识界习惯性的沉默和隐忍，实践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知识分子的天职”，我感到了极度震惊和无地自容！更联想到在那个历史关头，这样挺身而出、主动承担的，还有朱德熙、王瑶等先生，就不由得对这些前辈学者顿生敬意。可以说，他们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将自己的，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骨气、正气，全部爆发出来，那是惊天动地的！这又是一个瞬间辉煌。而且，在我的感觉里，对于北大来说，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的“辉煌”。
……
曼菱书中谈到，陈四益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引述鲁迅在他的老师章太炎逝世后所作的历史评价：虽不免“白圭之玷”，但其“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者：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模”，认为鲁迅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如何总结和评价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有启示意义——这也是此刻我想说的话。
我还注意到，鲁迅在悼念文章里特意提到，章太炎先生去世后，有人“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并表示了他的愤怒与悲哀。历史竟然也如此相似：在终于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人世，季老依然不能入土为安，除陷入打着他的旗号的没完没了的官司，还遭到了国内，特别是海外的种种幸灾乐祸的指责和嘲笑。曼菱说，面对这样的隔岸观火的义正词严的“高论”，她每有“夏虫不可以语冰”之感。我能理解曼菱的感受，我自己在国内常常对现实有尖锐的公开批判，但到了国外，特别是面对那些居高临下的说辞，无论是对国内政治的批评，还是对国内知识分子处境的同情，我大都沉默以对，心想，国内的事情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曼菱说得好：“国内学者经历的曲折与辛酸，是难以对外人道的。国内学者所承负的责任，和那种‘跌倒又爬起来’的弘毅精神，虽九死而不悔地推动中国的艰难前进，这种奉献与作用，海外人难以取代。”因此，“为季羡林辩”是必要、必须的，这也是为处境艰难、历经坎坷的国内知识分子辩。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经历集中代表了始终没有离开中国这块土地的知识分子的不幸，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设身处地的对待。他（他们）在磨难之中对知识分子本色、本职的坚守、承担应该得到尊重和尊敬。而深陷泥泞之中发生的精神迷误，暴露的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的理解。其所暴露的人格的缺陷，在分清是非、吸取教训以后，也应该得到宽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求“完人”“完美无缺”的苛责，不过是道学家者言。这恰恰是应该抛弃的传统，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理解与宽容。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
1980年代，张曼菱在北大求学期间，就常有机会聆听季羡林先生教诲，其后一直和季老保持联系，在季老笔下，张曼菱是“小友”，在张曼菱心中，季老是学问大家，甚至拥有“大师”光环，但他在晚年“被过分使用”，失去了个人空间，只能终日生活在内心巨大的孤寂中。《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精）》记录了张曼菱和季老的多年交往，用“亲历亲见亲闻”为季老辩，拨开困扰季老晚年生活的纷纭乱象，还原最最真实的季老。
张曼菱所著的《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精）》记述了季羡林从山东临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的人生历程，本书记述了他九十多年来所遇到的人和事，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展示了他个人的奋斗经历和情感世界。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道路坎坷艰辛又丰富多彩，本书真实而完整地体现了季老对自己一生的记录，帮助读者了解季老从一个农村的苦孩子成长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所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