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是幸运的,他以庶出、第五子的身份,却意外承袭了“铁帽子王”的爵位:他继承了远离政治、谦抑退让的家风,尽量躲避政治,却意外地接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强人的班,一举成为大清帝国的掌舵人。
载沣又是不幸的,他得以继承亲王爵位,是基于三个哥哥的早夭;而他得以成为国家的掌舵人,又是基于唯一存活的兄长的非正常死亡。他的登场,充满了悲情色彩。
郭宝平著的《摄政王载沣(大清王朝最后的掌舵人)》以载沣为切入视角,对晚清最后几年的历史给予了新鲜犀利的观察与解构,对中国近代史演进的多种可能性进行了思考,可谓一部对晚清史研究的上乘之作。
载沣,慈禧太后的接班人,也是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位掌舵人。本书作者站在大历史的维度,立足于载沣掌权时中国处于转型期的历史拐点,以晚清大变局的时代各阶层不同诉求为背景,抓住载沣以维护政权为宗旨,却以丢失政权收场这条主线,探究了载沣治国执政之得失,揭开了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秘密,比如,慈禧为何选择载沣为接班人?政治强人慈禧去世后最高权力平稳交接背后有何惊天秘密?载沣何以甫上台就罢黜袁世凯?这背后有何巨大阴谋?改革和革命的压力骤增,暗杀和政变的密谋涌动,载沣又如何应对?
郭宝平著的《摄政王载沣(大清王朝最后的掌舵人)》以载沣为切入视角,对晚清最后几年的历史给予了新鲜犀利的观察与解构,对中国近代史演进的多种可能性进行了思考,可谓一部对晚清史研究的上乘之作。
进入20世纪的第八个年头,公元1908年,2月份前,是中国的光绪三十三年;进人2月,就是光绪三十四年了。
这一年,人主中原的大清帝国已历经九帝,统治中国264年了。
本年2月1日,是光绪三十三年大年除夕,欧洲一度的强国葡萄牙的国王与其长子、也是王位继承人的王储,在一次暗杀行动中双双殒命。年中,美国第二十四任总统克利夫兰去世。这些消息,相信已经和多国建交的大清国的领导人,一定是知道的。按照外交礼节,大清派驻的公使照例还要去吊唁。
或许,这个时候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年,大清帝国也将遭遇奇异的“国丧”。
光绪三十四年夏末,天气仍然“大热不已,异乎往年”(载沣日记中语),入冬以来,神秘莫测的紫禁城就笼罩在诡异、沉闷的气氛中。
萧萧寒风吹动着枯枝败叶,更增添了几分凄凉。
十月初十(11月3日),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73岁生日(彼时记虚岁,故时称74岁生日)。此时,达赖喇嘛正好在北京,初六这天,光绪帝还在紫光阁会见了他,达赖喇嘛请求人宫为慈禧老佛爷拜寿,慈禧太后欣然允准。
人们原以为,老年人的生日过一年是一年,加之有西藏活佛前来祝寿,这次寿庆当比往年要热闹许多。
不料,临近生日的前一天,慈禧太后突然传出懿旨,说要简化庆典,“明日皇帝在内廷行礼,王公百官仍在原处行礼”。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不让王公百官前往福昌殿给她祝寿。 但是,王公百官中,只有军机大臣、醇亲王载沣例外。他除了“在原处行礼”外,还奉懿旨当面行礼。礼毕,慈禧太后赐给载沣菩提念珠一挂,并且说了许多让载沣感到有些意外的话,按载沣的当日日记记载,就是“温谕有加”,载沣“忭悦之下,尤深感悚焉”。
慈禧太后对载沣说了什么,让他感到“忭悦”——非常高兴、愉悦的同时,又深感“悚焉”——非常惶恐不安?我们有理由相信,载沣在慈禧太后生日这天,从这位一言九鼎的最高领导人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
这个消息,尚未向外界传递。
生日次日,慈禧太后就彻底病倒了。载沣日记记载:“皇太后圣躬不豫。”
但是,宫中传出的消息是,皇太后之所以简化寿庆,是因为皇帝病重。
这个说法等于把皇帝的健康状况这一国家最高机密在皇族和政府高层公开化了。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意识到了,这预示着,国家将有大事发生!
不过,人们对光绪帝病危的消息,多半是将信将疑。不仅因为光绪帝才37岁,正值壮年;更重要的是,宣布这样的消息不是第一次了,而事实证明上次宣布光绪帝病危消息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所以人们对今上是不是真的病危表示怀疑,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倒是慈禧太后的健康,令人生疑。要不然,为什么达赖喇嘛在慈禧太后生日过后又送去佛像一尊为之镇邪呢?
的确,从夏季开始,身体一向硬朗的慈禧太后就生病了,虽经太医院正堂张仲元等御医精心调理,仍久治不愈。人秋,老人家频繁出现咳嗽、肋痛、口渴等症。入冬后,咳嗽加剧,头痛目倦,面目浮肿。
生日庆典与其说是因为光绪帝病危,不如说是因为慈禧太后正缠绵病榻才不得不简化的。
不管最高层有意识要传达出什么信号或者刻意隐瞒什么秘密,一时间,对将要发生大事的猜测愈来愈多,谣言四起。
所谓无风不起浪,神秘政治中的谣言,往往是高层刻意隐瞒的真相的提前曝光,甚至是故意吹风以试探舆论的反应。
事实上,首都北京,紫禁城的某个密室里,挑选皇位继承人的方案已经开始酝酿、实施。
帝制中国奠立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表面上看相当发达、成熟,实际上却不尽然。比如最高权力交接、行使,就是只有大的原则性规定,不大考虑特殊、例外。过去是嫡长子继承制,到了大清雍正时期又创设了秘密建储制,如果大行皇帝——刚去世的皇帝没有子嗣,那就要以血缘亲疏的原则来挑选了。是选大行皇帝的下一代还是同辈?再则,同样血缘关系的可能不止一人,选谁合适呢?如此一来,有权决定继承人的决策者,就有余地了。所以翻开中国历史,选择继承人或者交接最高权力,常常伴随血雨腥风,政局动荡。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在位者也往往为此伤透脑筋,但也为那些幕后操纵者留下了运作的空间。
慈禧太后是大清的当家人,不用说,挑选继承人这幕大戏的导演、主角,只能是她了。
这是慈禧太后掌权以来第三次为大清帝国挑选继承人了。
挑选继承人有规矩有空间也有无奈
从光绪三十四年倒推三十五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19岁的同治帝去世。
按制,大清帝国实行秘密建储,即在位的皇帝挑选一名他所认可的儿子作为继承人,名单在其死后揭晓。但是,同治帝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大清帝国面临着一次继承人危机。
同治帝去世仅仅两个小时,选择继承人的紧急会议就在养心殿西暖阁举行了。参加者除了两宫皇太后,还有同治帝的尚在世的五位叔父以及奕勖、景寿等担任大臣的宗室成员。
此时,慈安太后还在世,慈禧太后的威权也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到了一手遮天的程度,所以会议气氛还有些“民主”。
按常理,继承人如果选同治帝的同辈,应该是选成年人;如果选幼童,应该选同治帝的晚辈,以过继的方式继承大统。所以会议一开始就有人提议,应在同治帝晚辈“溥”字辈中选一人为大行皇帝立嗣,溥伦是最合适人选。也有记载说,同治帝临终前曾拟遗诏,立溥伦为嗣皇帝,恭亲王奕诉辅政。遗诏被慈禧太后收缴,谓之“小孩子胡闹”而废之。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