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城镇化》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进程。既有对城市研究的理论思考，也有对最新的城镇化政策的研究分析，并基于客观中立的视角，对政策进行预判和趋势分析。近年来提得火热的人口城镇化、大城市的承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等问题，笔者唐黎明几年前就在各大媒体上呼吁提示过，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正是基于客观中立的第三方视角，笔者的城市研究才更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另一只眼看中国城镇化》基于作者唐黎明的工作经验与研究思考，从经济、制度、产业、空间等多个方面对中国城镇化进行解读，剖析了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发展以及不同城市发展的弊端以及优点，关注了多个城市发展热点，是一本生动有趣引人思考的小书。

第一部分 打开中国城镇化黑箱的钥匙

 如何理解中国城镇化模式？

 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博弈

 多规合一：行政约束，还是顺势而为？

第二部分 城镇化率过半进入风险警戒期

 城镇化率过半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假如中国的城市也可以破产

 单一产业衰败引发的连锁反应

 假如中国的城市也可以破产？

 解决地方债务的三种途径

 GDP主义演变为房地产主义

 城市发展走向极端：膨胀的北京

 城市发展走向极端：衰败的东北

第三部分 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

 后GDP时代地方该如何发展？

 房地产冰山破碎的声音

 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标准是“三极兼顾”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可盲目跟风

 特色小城镇建设的内涵与方向

 京津冀协同发展须处理好四大关系

第四部分 另一只眼看城镇化

 城市之疾在于太急

 昆明，十年城市大跃进

 北川，失控的城市规模与尺度

 购物中心，跑太快将成烂摊子

 富士康，大项目对地方政府的意义

 鄂尔多斯，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

 如何发掘城市无形资产的综合价值

 文化体验才是古镇旅游的生命力

 贵阳超级大盘的超级问题

 封闭式小区如何推倒最高的围墙？

第五部分 多元的城市要素分析

 南阳，被摧毁的水运古镇

 清迈，城市活力源自多样性

 误入歧途的旧城改造

 开发区的关键是产城融合

 流水线上的大学园区

 以多元街区重塑城市多样性

 公园综合体与菜市场的创新

结语

作者简介

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再度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舆论关注和讨论的热点，甚至引发股价和房价的波动。新型城镇化与以往城镇化路径最不一样的，就是从城市规模的扩张，转向城市质量的提升。

过去三十年的城镇化模式，主要依赖于“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即以政绩考核体制为中心，辅以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行政化的城镇等级制度，它们共同构建了现有的城市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也种下了城市问题的种种因果。

所谓城镇化，无非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国家，在没有任何限制人口迁徙的政策环境里，农民进城，或者是城市间人口迁徙的选择，只是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政府无法干预他们的选择。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大城市，也可以选择中小城市，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和居住环境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然而，中国近代的城镇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对人口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末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目的是把农民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低价提供农产品，用以维持城市居民的低生活成本，确保国家通过获取剩余价值来完成工业化积累。实际上，户籍制度不仅仅限制了城乡人口的流动，也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户籍制度分配土地和福利，限制了村庄之间的人口流动。

户籍制度的约束，使得名义城镇化率和实际城镇化率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实际城镇化率只有39.9％左右。这16个百分点的差距，是生活在城镇里的“半城镇化人”没有城镇户口，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差距。城镇化，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而半城镇化，是这部分人在生活和消费等方面都没有达到城市居民的水平，是一种典型的城镇化质量不高的表现，也难以拉动消费和内需。

与户籍制度相呼应的是，土地制度也是决定现有城市格局的关键制度。

城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土地，过去三十年的城镇化路径，是建立在政府获取低成本的土地基础上，并以此支撑城镇化的粗放扩张。

2001年，我国开始实行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收购储备机构成为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供应者。在土地收储制度之外，还辅之以“招拍挂”，以及“价高者得”的参与规则，使政府成为土地市场的垄断供应者，保证了地方政府成为土地出让收益的最大受益者，也使得部分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除了卖地卖房别无其他发展路径。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城市规模不断摊大饼式的扩张，城镇化质量却乏善可陈的主要原因。  这种低成本的粗放扩张，是以损害农民权益为代价的。农民付出了土地，却没有享受到土地增值的利益，征地冲突不断，也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实际上，一个城市可出让的土地是有限的，一个城市的扩张也是有边界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以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为切入点，遏制城市的粗放扩张。

简单来说，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提高农村土地价格，要让土地收益更多地进入农民自己的口袋。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城镇化推进的成本，逼迫各地放慢推进城镇化的速度，从而更加注重土地的集约使用，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拿到更多财产收益，既可以缩小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也可以推进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国城镇化的质量。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处在“后土地经济”时代。各地方政府需要看到，土地不仅是商品，可以拿来买卖，土地以及以土地为基础的城市更是宝贵的资产，需要用心经营，使之增值。在经营土地方面，除了盖房子，地方政府需要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产业升级等诸多方面下功夫，推动资产价值的提升，并从中开辟新的地方财源，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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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模式自有其规律，既不同于完全市场经济状态下的城镇化，也不是完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化，具有半市场化半行政化的特点，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在不断地博弈，推动着中国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概而言之，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主要依赖于“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即以政绩考核体制为中心，环绕着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行政化的城镇等级制度三个基本制度，它们相互作用，构建了现有的城市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也种下了城市问题的种种因果。

随着中国的城镇化率步入50％大关，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也步人了风险警戒期，具体表现在地方债务高企，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丛生，房地产业一业独大，导致了产业空心化，而中国的城市也表现出两种极端的形态，一边是城市膨胀百病丛生，一边是人口外流产业塌陷。

中国的经济社会步入后土地经济时代，原有的房地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都难以为继，需要构建新的评价模型，从空间、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系统推进城镇化的进程，而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更要寻求差异化的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

为此，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城镇化。大项目对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什么？人口，对城市而言是红利还是负担？超级大盘会带来什么样的超级问题？决定城镇化品质的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与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密切相关。

那么，一个理想的城市，应该是怎样的呢？笔者把城市分成不同的要素板块：商业区、开发区、大学园区、公园绿地、广场、交通枢纽……结合国内外的正反案例，以更加人性化的视角来解读这些城市要素。哪些建设是成功的？哪些是误入歧途？哪些是行政之手干预的？哪些是自下而上自由生长的？……孰可为孰不可为，一目了然。

城镇化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政府乃至个人就能主观决定的，它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从其演进过程来看，一定有人口、产业、资源、知识的集中和变迁，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缺一不可。这意味着，传统的低成本、由政府强制推进的“土地城镇化”战略必须得到调整和纠正，而由于上一个阶段城市问题和矛盾的累积，未来中国将进入一个高成本城镇化时代。

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进程。既有对城市研究的理论思考，也有对最新的城镇化政策的研究分析，并基于客观中立的视角，对政策进行预判和趋势分析。近年来提得火热的人口城镇化、大城市的承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等问题，笔者几年前就在各大媒体上呼吁提示过，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正是基于客观中立的第三方视角，笔者的城市研究才更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中国已经步入了一个高成本的新型城镇化时代，过去三十年累积的问题逐渐显现。也难以为继。从企业到地方政府，都需要冷静反思传统城镇化模式带来的种种问题，理性客观地思考地方的城镇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

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其生长发展，自有其规律和趋势，对于城市管理者、政策制定者而言，遵循发展规律，制定关联政策，才能事半功倍；用动态的眼光，预判城市发展趋势，预留城市发展空间，才可游刃有余。一个城市，不可能永远地建设下去，中国的城镇化，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城市建设，转向建管并抓；从土地财政，转向后土地经济；从粗放发展，转向精细管理。中国的城市研究，也需要更多元的声音，更多样的视角，客观冷静，顺势而为，共同建设一个让生活更加美好的城市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