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有福编著的《大道至亲》是“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中的一本，是一本散文集，书中写了中国西北穆斯林的生活状态、奋斗历程以及他们与兄弟民族的关系，字里行间突出了穆斯林对家乡的热爱、对信仰的虔诚以及他们善良、团结、勇敢的可贵品质和精神风貌。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

马有福编著的《大道至亲》写了中国西北穆斯林的奋斗历程以及乡土风情，字里行间突出了穆斯林对家乡的热爱、对信仰的虔诚以及他们善良、团结、勇敢的可贵品质和精神风貌。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

◎流浪，流浪，为什么流浪

◎斋月三致张承志

◎乡关何处托茂家

◎河州笔记

◎西宁笔记

◎走进卡力岗

◎千丝万缕玉树情

◎地下的回回

◎西关之关

◎回族宴席曲：渐行渐远的背影

◎丝路天籁

◎茶味无穷

◎唐瓶：似曾相识名归来

◎文明洼地的化石：浩门马

◎一碗面载不动前行的忧思

◎遥远的回响

◎游学西北

◎哈菲兹

◎没有势利的写作

◎油菜花的馨香

◎大道至亲

◎试跨一阶天地宽——《不要忧伤》读后

◎灵魂的呼吸——我读《随风而行》的感觉

流浪，流浪，为什么流浪

一

自从海西归来的那一天开始，在柴达木盆地如流水一样的风景中，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有关哈萨克的一组，包括图尔木在大柴旦镇郊那个具有哈族风情的帐房茶园、马海村那个在冬不拉的旋律中被见证过的婚礼以及几位巴浪子在村头给骆驼烙印的场景。尽管，在地上黄沙漫漫、空中乱云飞渡的柴达木盆地里，这样的风景的确显得平常与渺小，不值一说，但在我了解青海哈萨克族、解读他们历史的过程中，这一切却为我的关于哈萨克的学习、理解和思考终于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我对哈萨克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那是在新疆《民族作家》举办的一个笔会上，我们一行几十位文学青年怀着对新疆的向往在北疆走马观花似地走了许多地方。在天山腹地风景如画的唐布拉草原上，我们在伊犁哈萨克学者木拉提的带领下去一家临溪而居的毡篷里做客。这是我第一次造访天山，也是第一次走进哈萨克的毡篷。那松灌丛生、绿草如茵的草场，那天蓝水清、羊安驼适的美景让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们怎么看都看不够。在尽享大自然美景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哈萨克热情待客的全套礼仪。那香喷喷的羊肉抓饭，那伴随着溪水声和冬不拉天籁之音的天山音乐，还有那老人们饭前的祝愿和饭时女人们抱着孩子的助兴舞蹈，让我们久久陶醉，如处仙境般，说不尽其中的美妙和快乐。吃肉、唱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很快，我们打破了语言的界限，也打破了主客的界限，拍着手独唱、齐唱、随唱了许多歌曲，就连一向不擅于唱歌的我沉浸在歌声的海洋里，拍手都忘了胳膊的酸疼。

就这样，当晚没有离开草原，大家就随心所欲地住了下来。直至深夜，我走出毡篷时，牛羊和骆驼们在月光下反刍，木拉提在毡帐外与一个怀抱冬不拉的老人聊天。我也就盘腿坐下，加入进去。木拉提给老人介绍说我来自青海。喔！老人感叹了一声，一下子提高了声音。木拉提很快翻泽：青海有我们的亲戚，我们的人！

在美丽的月光下，在天山唐布拉草原的山溪旁边，在木拉提的翻译下，我第一次了解到青海哈萨克与他们悲惨的生活。具体的许多内容，我早已分不清是那个晚上了解到的，还是我在以后的学习中懂得的，但让我记得最清的是，木拉提三次给我翻译了那位长者的失望：新疆的哈萨克远迁甘青的原因是，当时甘青的掌事者马步芳是回族，既然穆斯林是一家，那就不应该口是心非。但是，马步芳及其部下在对待远迁的哈萨克时就践踏了这句高贵的“圣训”。

如刺在喉。代人受过。

就是这一席谈话，让我的天山之行一下子陷进冰谷，抵消了诸多快乐。作为青海人，作为回族，虽然，我与马步芳没有任何关系，但我的内心依然很不好受。历史的这一笔暗账朦胧地走进我的内心。在伊犁街头散步时，木拉提再一次跟我说：当初马步芳与哈萨克的头人们都是抚摸着《古兰经》结盟允许东迁的，但是，他，变卦了，他黑了心了，他让哈萨克飞翔的翅膀断了。

就从那时开始，我留意起青海哈萨克的资料，包括老人们的口头记忆。

从新疆回来，吃着我买自清河县甜瓜的当晚就与父亲谈起了哈萨克。父亲说，那时哈萨克穷得叮当响，不是偷，就是抢，马步芳就像消灭庄稼地里的黑燕麦般地把他们打到山里去了，我们村的哈萨阿奶就是他的阿爷打哈萨克时捡来的童养媳。

喔，想起来了：哈萨阿奶，全村都这么叫，小时候还真搞不清这是个外号，还是个敬称，至今才知道：一件很重大的历史事件还跟我们村有一丝瓜葛。我真记不清哈萨阿奶的长相、语言和服饰了，但记忆最深的乃是：她们家养着一只鹰，为了养活它，在村里消灭麻雀之际，她们既好像是紧跟形势，又好像是分庭抗礼似的也收罗麻雀，供鹰享受。村里收购时，每个雀头给二分钱，她们则是一个雀身换一小杯樱桃。当时，她们家院子里有一棵浓荫蔽地的樱桃树，樱桃树的枝权问蹲着那只用皮条拴住了爪子的老鹰。这在一个没有养鹰传统的村子里显得有点另类。但人们也是见怪不惊。如今，我想，就是这只鹰让自从三岁多就被带到我们村庄的哈萨阿奶依旧保留着对自己母族的一丝记忆。

哈萨克是一个游牧民族，也是一个热衷于打猎的民族，他们对于鹰的感情一言难尽。就像所有的游牧民族一样，他们也非常喜欢以“展翅的雄鹰”比喻自己。在哈萨克的心目中，一只雄鹰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有着与自己的胳膊、腿子、骏马等同等重要的作用。有时，一匹好马还换不到一只好鹰，据说，在过去，一只鹰的价值比一个姑娘的嫁妆还要高。也正因为如此，哈萨阿奶在自己的晚景里，以一只鹰打发自己的孤独，回忆着自己的血脉。

冰山一角就这样引起了我的关注和阅读。正好从新疆回来的那个秋天是我到青海教育学院进修的开始，我从能够找到的资料中走近了哈萨克，走近了流浪在青海西部的哈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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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智慧世，回族文学之时代乐章

杨宏峰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璞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其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族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在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

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慧天下”之意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