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原名叶绍钧,他12岁入苏州长元吴公立小学时,请先生章伯寅取一个立志于爱国强国的字。章先生说:“你名绍钧,有诗曰‘秉国之钧’,取‘秉臣’为字好。”并教育他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史地名人伟业。1911年10月15日,苏州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了。次日,叶绍钧找到章伯寅先生说:“清廷已覆没,皇帝被打倒了,我不能再作臣了,请先生改一个字。”先生笑了笑说:“你名绍钧,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字吧。”这样叶绍钧满意而去。1914年6月10日,叶绍钧在《小说丛报》第2期发表文言小说《玻璃窗内之画象》,署名“圣陶”。以后他又把姓“叶”与笔名“圣陶”连了起来,成为著名于世的笔名……
商金林编写的《叶圣陶画传》采用“史实”与“图片”相结合的方式,用简洁而优美的文笔,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叶圣陶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漫长人生历程
《叶圣陶画传》是《文化的记忆》丛书之一。
商金林编写的《叶圣陶画传》采用“史实”与“图片”相结合的方式,用简洁而优美的文笔,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叶圣陶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漫长人生历程,再加上有了三百多幅珍贵图片的映衬和烘托,使《画传》的历史感显得格外真实厚重,读来倍感亲切,不仅可以了解叶圣陶的人生轨迹,而且能看到一个时代的风云和风貌。
2月18日,社会党苏州支部在沧浪亭召开党员大会,商讨如何反对袁世凯任总统,以保卫我大汉同胞用铁血换来的“共和”。会上,叶圣陶力排众议,慷慨陈词:
宜用激烈之手段先致袁氏于死,再则运动军队及全国同胞以解散现今之参议院,更由全国人民公举议员以举定大总统。
虽说刺杀袁氏的计划没能成功,但叶圣陶的“仇袁”之心更激烈了。1912年8月,社会党北京支部成立,陈翼龙任主任。12月初,应陈翼龙的邀请,顾颉刚北上助陈翼龙做党务工作。叶圣陶钦敬陈翼龙的学识和“豪气”,把撰写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论文寄给顾颉刚转请陈翼龙审阅,念念不忘在“倒袁”革命旋涡中搏击的革命挚友陈翼龙。1913年6月28日,顾颉刚从北京回到苏州过暑假。叶圣陶急于想知道北京的“时政”,于次日邀顾到拙政园小憩,“以资清谈”。他们在“南轩”整整谈了一个上午。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坐轩中,颉刚多谈京中事,谓如某君某君昔日自期其有操行者,今则为政党走狗,为嫖界脚色,为报界败类;某君某君,昔日自命有干才者,今则吹箫燕市,借贷度日,拷诈饱腹。所谓政府议会神圣尊严之所,乃独为罪恶坏事之出产地,侦骑密布,而人之生命危矣;兵士载道,而人之心思恐矣。京华首都乃无一片干净土安乐土,真可为长叹患矣。
日记的前半部分是对失德败行的党、社、会头目的痛斥,后半部分则是对“袁氏政府”的挞伐。“袁氏政府”是“罪恶坏事之出产地”。中华民国暗无天日,叶圣陶心忧如焚,夜不能眠,在摇曳的烛光下写了《游拙政园》一诗,记录了他与顾颉刚“清谈”后的慨叹。诗云:
颉公燕都归,听雨谈抵掌。
直北是长安.冠盖属朋党。
白日妖霾现,杀人弃沟壤。
鸡鸣上客尊,狗苟公道枉。
豪游金买笑,乞怜血殷颡。
嗟哉行路难,触处是肮脏。
何当谢世虑,摄心息俯仰。 。寄情孰所乐,高歌慨以慷。
帝力鼓大化,谁省我所往?
辞终各无言,看水倚轩棍。
初荷碧千舟 水殊滚0两.
这是一篇声泪俱下的讨袁檄文。独夫营私,袁氏将“北洋政府”的“内阁”视为一己的“私物”,用“峨冠博带”结盟死党。“野心总统、武人内阁、奴性国务、受贿议员、淆乱是非之报馆”,构成了特异的“中华民国”。“乞怜血殷颡”,指的是袁氏1913年4月26日与俄、英、日等“五国银行”秘密签字,借款2500万镑,用这笔巨款收买刺客和报馆,添置枪炮,假兵威以箝制黎庶,阴谋复辟帝制。那些“豪游金买笑”的政客文痞们,为了一己的私欲,舐痔吮疽,为独夫作伥。为肇造中华民国捐躯的先烈们的尸骨未寒,而民国蟊贼袁世凯当皇帝的野心已暴露无遗。1913年7月28日,革命志士陈翼龙在北京被袁世凯拘捕。叶圣陶为挚友的命运忧虑,在8月1日日记中写道:
醉眼阅报,见载陈翼龙被捕。陈自前年相识,交情乃多古豪士态。及去北京,虽无音问之通,而颉刚口中固常相及,而余亦时以相问者也。今被捕于北京,直似牧人之捕其牲畜,捆而杀之至易事也。鬼魅当途,妖氛蔽日,令我局外人有按剑四顾,捡头以斫之思,感愤之极……
8月6日,陈翼龙被枪杀于北京宣外老墙根玻璃公司荒野空地上,年仅二十八岁。次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饬各省主管将所有社会党本部支部一律查禁,解散中国社会党。叶圣陶与陈翼龙“苏州一别”,竟成永诀。兰摧玉折,使得他更加仇恨“北洋政府”,更加仇恨专横跋扈的袁世凯,深切怀念为“主义”献身的陈翼龙。P20-21
多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有这样一个判断:即近代时期(具体而言,约莫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学术文化继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和近千年以前北宋时期之后的第三次高峰。其中尤以史学和哲学成绩卓著。屈指数来,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重量级人物,随随便便就点到两位数了。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语出《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而这一百年内,伴随着中华民族莽荡多灾的历史进程,思想文化界却也是风起云涌,王者辈出,书写了和民族命运转捩相颉颃的厚重而辉煌的一页。
其实,不光是史学、哲学乃至整个国学界,再横向推广开来看(纵向则可收缩到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文学艺术领域,同样是风云际会、群雄并起,诸如文学巨子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张爱玲等等;美术巨擘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吴昌硕、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以及梅兰芳等京剧四大名旦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天才出没、灵杰隐现的蔚然奇观,只不过比前者发轫时间稍晚(名日现代),且特点或不如前者显赫,故不易在数千年的时空中以“第×次高潮”名之。她倒更像是历史长河突然在这里拐了个弯,文学艺术革命豁然开出了新生面,“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人们不免要问了,近现代中国风雨如磐,血火进溅,神州陆沉,中华板荡,几乎无处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以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独能繁华百年尽得风流呢?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马克思的“文化繁荣有时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的名言,或者“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的古诗所能了得了的。在我看来,概括前人备述,择其大端,至少有三条或可一说。谨此就教方家,请略论之。
其一,由于西学东渐激活了中华文化。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排天而来,东方/西方、本土/域外、传统/现代,两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冲撞、融合,构成了百年大潮波澜壮阔的主流。孰优孰劣,暂不置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需要对撞,交流才更易激活,尤其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一经激荡便活力四射。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佛入中土;无论是民族融合,还是西学东渐。凡有交流、刺激者,必有如输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生机,开出新的生面。这是一般的文化特性,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坠的根本所在。因为她的超稳定性,所以不惧开放;因为她的超包容性,所以能同化异质,从而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正是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引进和运用,传统中国史学才蜕变一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典籍与文物),陈寅恪的“中外互证法”(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都有西方实证史观与理性分析之影响在焉。他们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坚信“吃了羊肉决不会变成羊”。茅盾说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样,鲁迅则说“全是仰仗了百余篇外国小说的阅读”。曹禺剧本脱胎于尤金·奥尼尔,茅盾则师承普顿·辛克莱,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也正因如此,中华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才勃发新机,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二,由于西力东扩激发了中华士子。自从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毁了古老帝国的城门,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民族,瞬间跌入了屈辱的深渊。“知耻而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保国、保种、保教三重危机的挑战,中华民族激发出了勇敢的应战精神。无论是“体用之争”还是“师夷制夷说”,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的选择就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1 50多年前的留美幼童为肇始,无数仁人志士英才俊杰汇入了这一潮流。科学救国也罢,主义救国也罢,文化救国也罢,为救亡图存,为中华崛起乃第一要务。这恰是中华传统之精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愈挫愈奋,百折不挠。于是,鲁迅们东渡扶桑,从学医疗救身体到弃医从文疗救灵魂,不经意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骁将;陈寅恪们负笈欧美,游历列国,博通多语,只为重审历史,探询新知,未曾料想为现代中国史学奠基开疆。他们或者干脆“怒向刀丛觅小诗”,以笔为枪投入战斗:林语堂放弃翻译《红楼梦》之夙愿而新创《京华烟云》直接伸张民族大义,徐悲鸿以中西合璧之膂力绘制巨作《田横五百士》激励士气;梅兰芳蓄须罢演表明抗敌心志……“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中国士子的良知使命,爱国热忱,天下担当促成了他们的选择,玉成了他们的事业,使之进发出最大的创造激情和最炫目的天才光芒,像群星照亮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的深邃夜空。
其三,由于坚守根本,昭示了中华文化的未来。前点引述陈寅恪之“两方面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说的就是大师的标准与风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综观近现代诸子,经、史、子、集、儒、释、禅乃至西学,无一不通者,不如此不能有大成。但掰开了说,我更看重后一方面,即“民族根本”。而且依我看来,近现代诸子多作如是观。从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鲁迅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从王国维的沉湖殉葬,到辜鸿铭、钱穆的终生“卫道”;从林语堂的“中华文化至上论”到陈寅恪、钱钟书皈依传统以至于书写方式都回到竖写、繁体、文言而决不妥协,已然看出近现代诸子之殊途同归——从中土出发,游学多年,再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后的选择是回归传统。即便口口声声要“全盘西化”如胡适之者,后半生几乎都投入了“整理国故”,一部《水经注》的考证就沉湎二十三年不能自拔。至于说到中国艺术的魅力,诸位想想,林语堂区区一本《生活的艺术》都足以让美国人倾倒,那梅兰芳访美访苏演出之后被惊为“天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表现派大师布莱希特就坦言:我梦寐以求的艺术境界(假定性、程式化或曰“间离说”)在梅先生的京剧艺术中已然炉火纯青了……当然,凡此种种,都是现象,只云其然,未云其所以然因为她太过复杂,因为她涉及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就譬如说汉字结构罢——由于她象形与会意,就造成了一字多形多义的效果,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一百年前(1908)就著文阐述汉字的象形文字所传达的动感,所包含的具体图画和多词类功能。因其非抽象性,包涵有浓厚的感性直观素材而更能表达诗的本质,“由于其记载了人的思维心态的过程而开创了语言哲学的新篇章”——汉字仅仅是“更能表达诗的本质”吗?范氏发现不正是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开始频频叩询与推崇“儒教文明即将拯救人类”的先声吗?
好了,三三归一,依然是个说不清道不明。要知真相,欲探究竟,还请看江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大型丛书《文化的记忆——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画传》。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阵容豪华的规模,为活跃于近现代中国文学、国学、艺术诸领域中的数十位巨子作人传,立学案,画群英谱。既向世界系统介绍近现代中国文化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西方解码中华文化的兴味,又向国内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重启记忆,赓续传统。所谓薪尽火传,传什么?怎么传?如何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攀登?“读图时代an era 0f readlng pictre”固然不免“读图”,但又决不能仅仅止于读图!文化的赓续主要在于两条:一是有传统(记忆);二是要思考。读了“记忆”以后要三思啊!至于我的三点解读对耶错耶?诸君读后自有明鉴。
是为序。
己丑夏月于江右袁州听松楼
两年前,江西人民出版社陈世象先生嘱我撰写《叶圣陶画传》,我因要到澳门大学讲学一年耽搁下来了。去年暑期结束在澳门大学的讲学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叶圣陶画传》的写作,寻找图像资料花的时间最多,扫描和翻拍的工作主要是圣陶先生的后人叶永和、蒋燕燕伉俪做的。永和是圣陶先生最小的孙子,燕燕是圣陶先生最小的孙媳,他俩撰文编书合用一个笔名“叶燕”。
《叶圣陶画传》署“叶燕图”,这“叶燕”就是叶永和、蒋燕燕。
今年10月28日,是圣陶先生120岁诞辰。《叶圣陶画传》能在今年出版,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谢谢江西人民出版社,谢谢陈世象先生。
商金林
2014年2月20日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