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打字机让我们雌雄莫辨。
对这种设备报以一瞥，你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些自诩为女性美德与道德准则捍卫者的家伙，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拿一般的打字机来说，不管是安德伍德牌、老爷牌、雷明顿牌还是科罗娜牌，都面目严肃、分量十足、四四方方，从不拐弯抹角，没有半点无聊的曲线或是怪异的阴柔。更不用提它的钢铁支架带来的纯粹暴力了一种无情的力量击打在纸张上。无情。是的。宽恕从不是打字机的天职。
我想我自己对“宽恕”一词也所知无多，因为我的工作恰好和它的反面密不可分那就是“招供”。我并不负责逼供，那是警司的活儿，或是警督也可以干，但并不是我的职责。我的工作静默无声，除非你把用打字机转录速记纸上的文字时发出的噼啪声算在内。但即使如此，我也不是这噼啪声的始作俑者。归根结底，我只是一个女人，只有在离开侦讯室的时候才会被警司注意到，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轻柔地拍拍我的肩膀，用庄严的声调对我说：“不好意思，罗丝，像你这样的淑女竟然要听到这样的事情。”他指的是强奸案、抢劫案……这些我们刚刚耳闻的疑犯招供。我们警局位于纽约曼哈顿下东区，辖区里像这样的案件可谓屡见不鲜。
我明白，警司对我说话时用上“淑女”这个词纯属客气。眼下正是1924年未完而1925年将至的时候，我的身份按时下的标准可能介于“淑女”与“女人”之间。这两者间的区别一部分源自受教育程度作为阿斯托利亚速记员女子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我或许可以忝列于“淑女”之中。但说到成长背景和生活条件，我只不过是一个每周入账15美元的孤儿，并不能自称“淑女”。而且受制于雇佣关系也是阻碍我成为“淑女”的一个因素。按照传统，“淑女”可以干点儿什么消遣，但并不受雇于谁。然而我为了上有片瓦下有三餐的生活折腰，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女人”，而非一名“淑女”。
当人们说起“打字机会让我们变得雌雄莫辨”时，他们很有可能是这个意思：这份打字员的工作会让女人离开自己的家庭，并非踏入制衣厂或是洗衣房，而是走进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这些之前见不到女人踪迹的地方。我们扔下围裙，穿上浆洗笔挺的衬衫和乏味单调的深蓝色裙子，变得不再那么有女人味儿了。他们害怕一旦我们长久地被速记机、油印机、加算器和气动邮件管这些技术性设备所包围，我们柔情似水的女人心就会不自觉地模仿着这些钢铁黄铜，变得刚硬顽固起来。
在我看来，掌握了打字这门技巧，的确能让女性步入那些原本男性化的工作场所，比如警察局。在这儿，打字员组成了女性少数派。事实上，也许有人听过或是的确见过曼哈顿的女警卫雇用这些奶奶级的老古董是为了解放男性警卫，使他们不必天天将多如羊群的妓女驱入警局，免得他们面临“举止不当”的虚假指控。但是我们警局的警司对使用女警卫并不赞成，也从不雇用她们。要不是警局打字工作太多他们实在忙不过来，可能压根儿连一个女人也不会雇用。实际上，打字机是我进入女性禁区的通行证。
打字并不是野兽般男性化的工作，请注意。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认为打字员的工作简简单单的听写艺术，指尖翻飞着在速记机键盘上敲出精巧断奏也许是我们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工作之一。至于其他的？人们大可不必担心。一名好的打字员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女人，能拥有一份收入合理的工作，她已经很知足了。
无论怎样，如果打字真的是一份男子气概十足的工作，那你就会看见更多的男打字员，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女打字员倒是随处可见，因此这份工作想必更为适合女性。到目前为止，我只见过一次男打字员，外形纤弱，看起来比我还不适合在警局工作。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这份工作干不长。他有小鸟儿一般的体态，胡须整洁得似乎每天都有理发师修剪，还穿着打理得当的白色鞋罩他来上班的第二天，就有一个犯人往上面啐了一大口烟痰。我很遗憾地向大家宣布，这名男打字员当时就变得小脸儿煞白，起身去了盥洗室。在这次事故之后，他只多撑了一个礼拜。“白鞋罩……”警司边摇头边咂了咂嘴这通常是他对我信任的体现。“这儿就容不下什么白鞋罩。”他说。我明白，送走了这么一位“时尚先生”，他也许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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