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田：作家应该把对世界的看法说出来

采访手记：

八十五岁的老作家李心田缓步走来，爽朗地笑着，紧紧握住我的手。我的耳边恍若响起“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那动人的旋律。小说《闪闪的红星》出版距今五十年，同名电影距今也整整四十年，片子里那句“潘冬子!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台词，至今仍被一代又一代人熟悉着。

回忆对老人而言五味杂陈，他谈到自己童年含泪的微笑，谈到自己物不平则鸣的率性，也谈到对于创作的种种遗憾和不满足。李心田，这位从事文学创作近六十年的老作家，至今仍笔耕不辍，刚刚完成了《风筝误》，又在进行新的文学创作。

李心田投入儿童文学，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开始便从“真情”出发。并且努力追求真善美。慢慢地，他离不开儿童文学创作了。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

李心田：我是先写字后读书。六岁那年，爸爸从官山镇回家过年，指着门上贴的对联告诉我：“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我不懂什么意思，也不认识，可是过后我还能背给爸爸听。爸爸见我记性好，很高兴，就买了两张光连纸，订了一个本子，教我学写字。七岁上初小，十一岁读完初小进入私塾。一个班里有三十多名学生，我是最小的，但被编入高班，除了听老师讲《论语》，还要读《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和《论说精华》，每人写三百字小楷，每隔一天写一篇日记。老师很严格，背不过就要挨打。我很少因为背不出书挨打，因为背书得法，再加上也确实用功，一年内学了《中庸》《大学》《常用尺牍》等七本书，老师提到哪里，我能背到哪里。基本上背诵如流。这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写作很起作用。私塾读了两年多，读了十多种古书，我的作文也常被老师拿来当范文，被贴在学校的墙上展览。

那个时候课外书很少，有时候从别人家里找来《三省庄招亲》《珍珠塔》之类的唱本看，也看过《三侠剑》之类的侠义小说，对我有些教益的，是《三国演义》《聊斋》和《今古奇观》。我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河边走了一遍，因为比较用心，积累了比较多的知识。

舒晋瑜：您在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功底，涉猎外国文学也很多吧?

李心田：我的作品文化底蕴比较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这是我比一般人“占”的一点便宜。后来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些影响，受影响更多的是法国文学，比如左拉的《娜娜》，雨果的《悲惨世界》，读得最多的是巴尔扎克。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读了不少。我读《尤利西斯》，读了两遍，能知道一点，没很懂。我准备再读一遍。我不大喜欢拉美的文学作品。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李心田：1957年，我在《文艺学习》上发表《我的两个孩子》。小说有三千字，张天翼给我写的按语有近六百字。他在按语里写道：文章失败和成功最简单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作品是否能够以情动人，作者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是否能触动读者的感情。我先写了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独幕话剧《小鹰》，又以此为基础，写了电影文学剧本《小八路》。剧本发表后改成《两个小八路》出版，编辑李小文希望我再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个中篇，我简要地向她讲了一个红军家庭的故事，她说可以写。这就是后来的《闪闪的红星》(最初定名《战斗的童年》)。

我投入儿童文学，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开始便从“真情”出发，并且努力追求真善美。慢慢地，我离不开儿童文学创作了。1965年，“文革”前夕，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那时在文工团当创作员，怕遭到批判，连写了两封信给中国少儿社，要求把《战斗的童年》稿子退还我。稿子退回来之后，我很惶恐，又很爱惜自己两年多完成的书稿，就把手写稿交了，把誊清稿留了下来。交上去的稿子，连同别人的书籍、文字，在院子里堆成一堆，全烧了。我当时很感慨：文章误我，我误青春，以后不写了!

舒晋瑜：后来《战斗的童年》又是如何变成《闪闪的红星》被广为流传的?

李心田：“文革”没结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永旺(后来曾任《文艺报》主编)来约稿，我把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了他。他看完后对我说：“我觉得行，拿回去再研究。”首先要集体研究，除接受社内众人的审查，还要请社外的权威人士看。李希凡曾被请去审阅这部稿子。他说，稿子还可以，不过可出可不出。一位军代表的意见就厉害了，他说：“像《鲁滨孙漂流记》，是什么意思?”幸亏当时在社里主持工作的王致远同志顶住了，他当家，出了这本书。王致远建议我把最后一章改掉，不要让父子见面，大团圆就俗了，不如写一封信，不落俗套。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把自认为写得很好的一段改为一封长信。这封信在1975年曾被选入中学课本，就是《冬子给他父亲的信》。谢永旺觉得书名一般，要我改个名字，我苦想了两天，提出《闪闪的红星》。书印出来后心里没底，是当时北京市教育局长、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写了评论，认为是对儿童教育的好教材，才放下心来。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部小说，又很快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介绍到国外。那时候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尚未建交，德文译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与他们签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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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4-106

舒晋瑜视野开阔，感觉敏锐，极具真知灼见，多年来对我国文坛多所了解，故采访提问针对性很强，又因是面对面对话，越显从容亲切，极富情趣。《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既是一部作家创作活动的心灵史，又折射出我国文艺思潮的流向。军事文学是代表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文学，相信此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军事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诗人、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李瑛

她既葆有扫描文学的大视野，更练就了一支耕耘不辍的快笔头，*重要的是，她能够沉静下来，舍得在阅读作品方面下功夫，并籍此探入作家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各种有价值的文学话题，保证了前沿、独创与深度的三位一体，这在浮躁的当下媒体中尤显难能可贵。同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舒晋瑜对军旅文学和军旅作家的长期关注、深知与热爱，也是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文学评论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 朱向前

作为记者的舒晋瑜，长期观察和研究文学创作的现象与实践，对军事题材文学和军队作家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对于军旅作家创作轨迹、文学成就、风格变化的梳理，角度非常独特且很有意义。作品以亲切的叙述、大量的细节和富于魅力的文字，通过深入剖析作家和作品，展示作家创作的轨迹，不仅有力搭建起军旅作家和读者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桥梁，还可以给正在从事新的创作的年轻作者，特别是军队青年作家，提供十分有益启示。

——文学评论家、原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局长 汪守德

舒晋瑜的访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作家的发现，发现他们的童年，发现他们的经历，发现他们的阅读，发现他们的风格，发现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文学观，发现他们丰富驳杂的精神世界，一言以蔽之，发现他们的奥秘；舒晋瑜的访谈第二个特点是文学性，用文学的方式表现文学人物和文学现象。她甚至会越过“访谈”这样带有规定性的文体规范来书写她的对象。从她的笔下，我们能够大致地看到一个个作家成长的足迹，看清他们的轮廓。她的努力是行之有效的，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描绘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 徐贵祥

白桦：

文学是我的生命

毕淑敏：

我精心搭建想象中的世界

邓友梅：

身外无累，心中无事

都梁：

我关注小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

二月河：

我不是专家，我是小说家

冯德英：

我的作品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

何建明：

军人性格和作风在我身上足够浓烈

金一南：

心胜则兴，心败则衰

峻青：

我还没真正写出自己想要的作品

黎汝清：

军装是世界上美的服装

李心田：

作家应该把对世界的看法说出来

李瑛：

在大好年代，重新出发

柳建伟：

我一直关注战争与和平

马识途：

文学应该注意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马晓丽：

我希望不断地从功利写作中超拔出来

彭荆风：

“驿路梨花”今何在？

裘山山：

军人和女人，是我的两种身份

王树增：

寂寞书斋是我的理想生活

王宗仁：

写青藏高原，一生就做这一件事

魏巍：

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战斗力的一部分 

项小米：

从地工祖父的秘密到洪水时代的爱情

谢冕：

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徐光耀：

我写得不多，但我尽量写得好

徐贵祥：

重返“徐怀中时代”

徐怀中：

《底色》是我戎马一生的手模足印

阎连科：

我的写作和我的倔犟

忆明珠：

在“随心所欲”中寻觅“不逾矩”

张正隆：

我大概不是好士兵，但我努力成为好作家

周大新：

我想写出让人感觉温暖和美的作品

周涛：

纵情傲物三十年

朱苏进：

我为什么不写小说

朱向前：

三十年下了三步棋

朱秀海：

无论小说还是编剧，贯穿我对中国社会的思考

《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可视为《中华读书报》文学记者舒晋瑜上一本《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的续篇或姊妹篇。

全书是对国内有军旅经历或者仍身在部队的作家的访谈集，包括白桦、毕淑敏、都梁、二月河、马识途、魏巍、谢冕、阎连科、朱苏进等三十三位。每位作家单独成篇，每篇一万字左右。这些作家年龄层次、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他们现在与军队的关系或远或近，但军旅生涯却给他们的创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一问一答间，也能体会到坚硬的精神质地。

《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是一本有态度的当代作家访谈录，好文学的心灵地图册。

本书是《中华读书报》资深记者舒晋瑜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二本。军旅或军旅出生的作家是当代中国文坛独特的风景，他们以笔为旗，作品尤为注重精神性，收录白桦、毕淑敏、邓友梅等，一共三十二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