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见喜著的《蕉皮论语(孙见喜论集)》是作者自2006年以后的文艺评论选集。共分五辑：一、文学评论，二、戏曲音乐评论，三、书画评论，四、影视评论，五、文化随笔。集子名为《蕉皮论语》，缘于某次研讨会上的一件趣事。会上，主持人给每人两分钟时间发言，作者情急之下，顺手在面前的水果盘里取了香蕉，在香蕉皮上写了三句话，算是发言，有好事者将此蕉皮拍照后，发表在其网络空间里，引起大家笑议。这部集子取名《蕉皮论语》，即记录这一评论现象，也戏谑某些沉重的文艺话题。

孙见喜著的《蕉皮论语(孙见喜论集)》是作者个人的第二部评论集，集结了他在文学、戏剧、影视、书画方面几十年的精品评论心得，在形成这些评论心得的同时，作者有着自己的观点，就是要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之上。

第一辑 文学评论

 关于文艺批评的几点思考

 试说陕西的小说和批评

 《高兴》阅读断想

 小说《西京故事》的内与外

 从《后花园》看方英文的文化立场

 读王盛华自传体长篇散文《梦中家园》

 读刘少鸿的散文集《人迹霜桥》

 泥土与乳汁的书写——《子宫》序

 话说陈仓的系列小说《进城》

 《孙豹隐文集》谈片

 《贾平凹的文艺世界》序

 王新民和他的著作

 从乔典运到安黎

 丹萌和他的文学

 胡野秋和他的《三道湾》

 以李育善散文为例

 真理窗缝的探看者——史飞翔小记

 关于诗集《荒街上的四色猫》的通信

 ——1989年致方英文、张中山信

 阅读《海波文集》随想

 “厚土文丛”阅读随想

 疾行者的足迹——毕望霖文集总序

 生活在哪里?

 周卷文和他的《人生智慧》

 《太阳青春鸟》序

 《蓝色的情怀》序

 《北乡》序

 《是谁打断了村长的腿》序

 卧读赵忠抗诗集《情牵商洛》

 简评唐庆华和他的《商山吟》084．

 刘明武新著《从天文到人文》读后

 《雷达文集》第五卷《他从农村走来》序

第二辑 戏曲音乐

 《天狗》的意义与商州

 百年易俗社的艺术实践及其意义

 答鲁迅与秦腔十六问

 我看舞台剧《秦腔》

 大型现代戏剧本《西京故事》读后

 《风雨老腔》观后

 观杂技《汉唐百戏》随想

 中国民族音乐百场巡礼：“刘宽忍埙乐专场音乐会”观后

 何丹萌剧本《渔樵记》阅读印象

 历史的亮点与底色

 ——由大型实景舞剧《长恨歌》说开去

 关于民族音乐的思考

 评镇安花鼓戏《聂焘》

 秦腔剧本《大秦将军》读后感

 商洛花鼓戏《月亮河》观后

 松油灯的精神光芒与石磨坊的道德能源

 ——现代花鼓戏《揽月》观后

 我看《女儿沟》

 一曲动人的励志之歌——简评歌舞剧《延安保育院》

 诗酒弦歌满长安——由话剧《李白》说开去

 一曲英雄主义的颂歌

 沙叶新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阅读笔记

 长河奔腾未有息——简评《中国秦腔文化丛书》

 中华文化精神的呼唤与礼赞

 ——我看陈彦创作的三部现代戏

 漫说李梅演戏

 剧评两则

 概说省人艺最新版话剧《白鹿原》

 雪梅飘香迎春来——青春版《迟开的玫瑰》观后

第三辑 书画

 简评姬国强的写意人物画

 血管与地壳同律动——王延年国画赏析

 杨稳新书画评介

 读杨军建的山水画

 索然与紫藤

 醇儒路毓贤

 雷珍民的善事趣事

 石心剑书法的守与变

 王为国和他的书法

 作家鹤坪与水墨

 胡树群其人

 呼延小舟小记

 默沁·亚宁·太宇·陈彦

 《居阳读写》读后

 读程玉宇的画

 李治锋书画谈片

 杨莹的画

 陈婕收藏展序

 黄土地上的精神之旅

第四辑 影视

 35集电视连续剧《大鲁艺》剧本阅读印象

 50集电视连续剧《白鹿原》剧本读后

 关于长篇小说《废都》改编电视剧的几点建议234．

 作为6集实景花鼓电视剧《天狗》艺术总监阐述

 《山楂树之恋》恋了什么?

 李菡：拉紧情感的手

 太阳高升冰山在化——评2016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漫说电视剧《天狗》

第五辑 文化随笔

 刘明武：一个给“阴阳五行”摘掉“玄学”帽子的人

 从儒道元典探寻社会治理的文化机制

 国学院的复兴与当代书院的新闻话题

 警惕：西安别在建设中丢失自我

 龙驹寨开埠三百年记

 毛泽东与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为什么要重开青年一代的精神方向?

 龙凤文化之我见

 西安民间国学的现状及问题探讨

 中华文化精神概说

 在山东泰安季羡林纪念园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西安的凯爱大厦说到北京的鸟巢鸟蛋大裤衩

 河洛文化研究的历史简况与最新成果

 我与古琴

 史飞翔著《关学与陕西书院》读后

 返本开新的文化思考

 向刘家全先生致敬

 金石文化断想

 人文商州展望

 乡约老者与现代仲裁

 张骞：国家利益大于天

 底蕴在哪里?

 用脚丈量思想

 灾难漫说

 上巳节感言

 识“朕”——中华元典阅读“十识”之一

 识“人”——中华元典阅读“十识”之二

 识“神”——中华元典阅读“十识”之三

 九锦台断想

 来自雅安的启示

 关于瓦库的答问

 寄语《房周刊》

 西安市四个“申遗”项目的文化内涵

 西安：有城无市何日休?

后记

说的是，到了这般时候，他才认真打扫自己的精神广场，才认真反思自己的来龙去脉，才探索自我灵魂的安妥之地。

他坦承自己是“地主、历史反革命”的儿子，他姓王名盛华，却是李言让的血亲之子。李言让，一个20世纪40年代的中学教师，又当过三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洛南县永丰镇的镇长，虽然没有民愤和血债，但也被判了10年徒刑，终于在16年后才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儿子虽早已改从了继父之姓，却在人生最初的血泪之路上仍然承受了“地主、历史反革命”背景的凄风苦雨。王盛华无奈在政治上选择了继父，但血缘带给它的骨骼之命他绕不开，也避不过。于是，在他的人生历练达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后，他“为言不妄诞，感悟是修齐”，向社会公开了曾经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尴尬与羞辱的身世，公开宣言自己的认祖归宗。一个文化上的高度支撑着他彻底澡雪灵魂，这不是一个文人慎终追远的认同，更不是一个无奈的生命为了趋附时势而应变角色，王盛华认祖归宗的觉悟意识是一个民族在异化之后于痛苦呻吟中的觉醒与警示!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历经了积弱积贫，从“五四”先贤始，人们就寻找民族的新生之路，只可惜，一代代的“贤者”都在挖根咒祖，他们把中华民族贫弱的根源归结到祖先的文化上。于是，从“五四”到“文革”再到“新时期”，对中华文化的憎恶和羞辱一次甚于一次，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和认同一浪高过一浪，一股“全盘西化”的大风从“五四”刮到如今!如今，贫是解决了，但问题并不是“先贤”们想象的那么美妙，某些方面甚至糟糕到了中国历史之最的地步!我们不得不追问，追问当代的中华民族变成了什么样?你可以站在昆仑远望九州现状：被称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全面丧失，以“仁”为本的恻隐之心、以“义”为本的羞恶之心、以“智”为本的是非之心、以“礼”为本的辞让之心、百善孝为先的敬祖意识等等，在中国大地上淡如夕雾，由此而导致大中华的民族精神空前萎缩!中华文化三个重要支点儒、释、道，解决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心灵的和谐，严密而博大，几千年来稳固地守护着我们的民族灵魂，但是，为什么近现代却总是落后挨打? 究其根源，不在人家的船坚炮利，而在于我们自己精神缺钙，在于传家宝的失传与质变，我们丢弃了“道器并重”，反对对自然科学的钻研和相关创造；我们丢弃了阴阳和合之道、丢弃了尚象制器的创造思维；我们失传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民主思想，失传了敬天法地的自然观，失传了行而论道的实践观，失传了“使民宜之”的执政之道，失传了“民重君轻”的公仆观念，等等，这才使我们长期以来科技不发达、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和谐，以致东也敢打西也敢打，导致了中华民族的百年积弱和积贫。  于是，真正的“贤者”发声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必须正本清源，必须认祖归宗!一百年来向西方寻求中华民族的救赎之路是找错了方向，中华民族的救赎与复兴只能依靠返本才能开创新的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终于开始寻找自己的祖先并确认祖先创造的文化。民族是以文化分野的，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世界不可能只向一种文化趋同，中华文化五千年的价值延续不可能在我们这一世断代!

受了委屈的生命个体向家庭回归，无所依系的家庭向自己的宗族回归，被异化了的民族向祖先回归，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寻根，而是母乳的回灌和元气的通联，是根脉的复活与族群的复壮。比如王盛华，他的回归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微缩景观，那个文雅而诗文皆工的中学教员李言让，他为善地方的胸怀、独善其身的志向、达观广远的情致、安贫乐道的心性等等，作为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晚辈唯有认祖归宗才可能顺理继承。面对坎坷，李言让发出自己的歌唱：“穿云踏雾有谁阻，攀枝折桂任我求。崎岖既可成大道，荆棘岂能常塞途。”在厄运压顶之时，李言让发出豪迈的呐喊：“愈穷愈宜守本分，毅然安我老来贫!”在自己魂归先祖之际，他给自己造坟，且赋诗日：“目睹窀穸工告竣，殁后即为我佳城。此举尚称余心愿，满腹愉快乐无穷。”这种达观和安定的神气，难道不是我辈应该继承的吗?

这份遗产，不会为王盛华所独有，所有晚辈、所有读者，都应该从这份遗产中获得永久教益，因为，李言让的精神气质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生生不灭的毛细根脉，一个生命与一个生命网联，所有生命都联结祖根，那么民族的强大是不言而喻的了。

P18-19

我跟孙见喜先生认识有三十多年了，第一次见他，是在家乡镇安，听他讲文学课，那时我十几岁，拿着笔记本，记了不少“干货”。他讲课不枝不蔓，尤其善于归纳，长于做理性提纯，说事有一种单刀直入的捷快。

后来我调到西安，几乎每一星期都要到先生的府上走一遭，他家里也永远是高朋满座，作家、编辑、教授、记者、演员、演奏家、生意人，也时常会有老乡、老翁、老妪、家庭妇女等与文学完全不搭界的人，于客房、厨房、卧室里串走。大家谈文学，谈历史，谈社会，谈政治，谈经济，谈农村，谈城市，谈写字，谈朋友，谈男女，谈饮食，话题极其宽泛。到了饭口，洋芋糊汤、蒸馍、稀饭、干炒鸡蛋、醋熘土豆丝，也管饱咥。常来吃的，还会提些意见，诸如稀饭烧得有点干，鸡蛋炒得油太大，土豆丝激醋不在火候、软得有点像面瓜等等。一般在一个家庭聚会，大家自然会以主东为中心，说话做事，都要顾及主家的感受。但在孙先生家里，这个中心常常是别人，有时为一个观点争吵起来，他还常常沦为被批判对象。但茶照管，饭照吃，气氛实在不友好了，他也会取下满墙挂的乐器，让会者一人操一件，合奏一曲《彩云追月》什么的。总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先生好客，好朋友，挺民主，挺包容，有时甚至像个没原则的和事佬。 但时间一长，我发现，孙先生的包容与和事，是有界线的。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生就有了与我们不太相同的生活意趣与细节，比如，那时我们可能更喜欢给家里挂一幅油画，而他却偏从农村找来几双草鞋，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在满世界学钢琴、小提琴的时候，他却把民族乐器的十几个种类，都弄来摆得满屋皆是，并且还要定期举办“业余范儿”很浓的家庭音乐会。当大家都在关注弗洛伊德、荣格、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维诺时，他却在啃《周易》《老子》《尚书》《黄帝内经》。开始，大家还都不以为意，就觉得那是先生的生命风格，啥事总要弄得跟别人不一样，可时间一长，当他在各种场合，开始用相对系统的论述，大谈传统文化时，大家才搞明白他着力已久的用心。

他有一些十分重要的观点，会经常在一些会议、茶肆、饭桌上讲起：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口，说啥都是西方那一套，有些在西方都并不是吃得很开的学术理论，在中国却被视为圭臬，都是怪事。他说：“咱的学术，得有咱的衡量标准，都拿人家的套，那咱都是吃干饭的，关键是套不住，事实反复证明，很多理论在中国是水土不服的，我们得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文化立场，得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标准，要不然，将来恐怕连《红楼梦》也会被否定掉，拿人家的帽子，把咱娃的脑袋硬往里塞，能塞进去吗?即使塞进去了，脑袋还不变形了?”有时，甚至见他很愤怒：“中国人几千年探索的文明成果，好像一钱不值了，外国随便流行一个新理论、新思潮，就把咱们的学术祖宗全掀翻在地了，脑残到这种地步，真是可悲之极!”

先生的脾气，慢慢变得没有过去温和起来，有时，为一个观点，甚至能跟朋友“顶杠”，这在过去可是少有的事。在我印象中，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一个倾听者，即使说者年纪很轻，也不曾有些微忽视。有时看法相左，他也只是柔柔地插进一句半句话来，不伤害任何人地表达一下意见即可。但现在，先生似乎有点按捺不住，虽然不会明显擦枪走火，可争论得脸红脖子胀的时候也是有的。先生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为表达观点，突然变得有点“火铳”起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跟先生几十年交往，两件事收获最大，一是读书，二是请他看手稿。先生读书量很大，古今中外，史稿民俗，庙堂秘要，乡野文抄，无不读得津津有味。就是弗洛伊德、波特莱尔、博尔赫斯，我也是在他的书房顺走过一两本的，那上边还有他的批注。在“国学”尚未全民发热以前，先生已是先热起来，要我读《黄帝内经》、读《春秋左传》。还推荐过不少“家训”，要我看古人修、齐、治、平的“思想与精神高度”。除读书外，就是不断地请他看手稿，只要请，他还从来没回绝过。即使是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他也是逐字逐句看了的，并且还以编辑的眼光，要画出一些错别字来，鼓励的话语，也给得毫不吝惜。短文章更是每看必在电话里回复，或肯定，或为某些观点探讨一二。戏剧作品甚至还要附上一两页意见，演出时，也是一遍、两遍、三遍地看，只要有修改，一请他就会来。总之，我的许多创作激励，是来自先生阅读与观看的不厌其烦。

先生为人厚道，为朋友、老乡、文学青年做过很多“打扮出嫁”的事，但从来不自己提起。据说家里至今仍保持着给来客管饭的习惯，这在都市许多家庭，都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他的洋芋糊汤、醋熘土豆丝，依然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干稀程度与激醋的火候不佳。几年前，据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过去的单位门口，总聚集着一些睡在屋檐下的人，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他跟其他朋友一起，买了几床棉被，去给这些人送温暖，谁知其中一个莽汉，竟然把被子扔出老远，还脾气暴躁地质问他：凭什么要给我被子?谁让你们给我送被子来的?我不是要饭的，是进城打工的，我有双手挣钱，不需要你们同情!这件事对先生刺激很深。事后他说，那一晚上的经历，比读很多本书都管用，我们只想到了人家留宿街头可怜的一面，而忽视了人家做人尊严的一面，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是有文化尊严的。

先生始终在强调民族文化的尊严，强调文化立场。评论任何作品，进行任何学术交流，总是把文化立场、文化尊严挺在前边。对待名家和初出道者一视同仁，优点说充分，缺点说仔细。人前人后观点不变，会上会下表述一样，并且很多年初心不改。这样，西京城里，就多了一个十分有个性的文化人，他会去大街小巷的国学“自乐班”里说《干字文》，说《孝经》，也会到大学的讲堂上去梳理中华文化“元典”，在层出不穷的各种“国学”论坛上，也能见到他久久沉浸其中的身影，发言永远不长，有时就三言两语，《蕉皮论语》倒是他常态的讲话方式。我每每见他在一些作品研讨会上，认真倾听完各方“高见”后，就拿起一个随意抓来的纸片，写出几段文字，然后一字一句地念将起来，话不多，但字字有个陛，句句有立场。有时就不免与他人的观点发生冲撞，出了会场，各走各的，它日见面，该吃吃、该喝喝，再一日在其他会场相逢，仍可能是“看不见的战线”，有时甚至是“炮火硝烟”。可以一起吃洋芋糊汤，但不可以放弃学术立场，这就是活得越来越简单、执着、“瘦硬”的孙见喜先生。

他要出一本《蕉皮论语》，里边涉及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书法等内容，我读了其中一些篇目，那些作品和人也是熟悉的，读着读着，就见先生走到面前来了，他柔情、诚朴、宽厚，但也犀利、坚挺、个性。在这样一个一切都瞬息万变的世界，先生对某些东西的生命持守，当是一个异数。

2016年端午于西安

这是我的第三部文艺评论集。自2006年《孙见喜评论集》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已经过了十年时间。十年间，陆续写出了约200篇各类短评和文化随笔。这部集子的篇章就是从中选择出来的。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领导和张孔明先生，在修订出版《贾平凹传》的同时出版我的第三部评论集。

我没有什么高明的理论，只是依照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立场把评作品。我没有什么死码子朋友，只是依照“忠孝仁义”的普世标准因人而交。对待名家和初出道的业余作者我一视同仁：优点说充分，缺点说准确。尽管做得不是很好，但我是这样努力的。所好，时世宽松，每临大小场合，我基本上可以坦率地表达我的观点。因为本人不在党派，所以发言无所顾忌，基本上做到了会上会下观点相同，人前人后观点不变，领导在场与否看法无异。也正因此，在文学文化圈工作生活了30多年，至今还没有被遗弃，反而朋友圈子越来越大。所以这部集子中涉及文学、书画、戏曲、音乐、历史文化乃至企业事业的文化建设与论证等等。当然，交流是双向的，在传递个人文化立场和审美取向的同时，也学到了许多知识，遇到了一些不能解答的问题从而促成我深入学习。

这部集子为何叫《蕉皮论语》呢?这是由一次研讨会引起的趣事。某公出了书，照例要花点钱开一个像样的研讨会。西安城内的几大教授、几大评家、几大名嘴、几大媒体悉数到场捧贺。怎奈最先发言的几个大腕天上地下引经据典口吐莲花，一眨眼几个小时过去了，主持者就说：“大家来了嘛，都要说一下，是这样吧，每人用最短的时间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两分钟吧?啊!”余下的与会者就礼貌性地三言两语附和一下，有的就干脆说同意上面的观点，谁谁谁说得已经很全面了。主持人又力邀某某发言，某某就摇手坚辞，无奈中主持人就按座次点名：啊啊王教授你说几句、啊啊李专家你说几句。眼看就轮到我了，我脑子急速旋转：会前咱认真读书，又准备了发言稿，现在如何是好?就在脑子里紧急压缩文字稿，想理出几条记下，到时念一下就过了，却一时找不到纸，就顺手在面前的水果盘里取了香蕉，在香蕉皮上写了三句话，算是我的发言，应该不会超过两分钟吧。只是第一点这句话，引用的是陈忠实的原话，所以加个括号写个陈字，以示不可马虎。后边的发言者都是三言两语，研讨会准时结束，丰盛的宴会准时开始，同时合影拍照的、分发纪念品的穿插进行，一切皆大欢喜。事在壬辰之秋。不料入冬以后，此事开出花絮，有好事者当时将此蕉皮论稿拍照后，发表在其QQ空间里，有朋友看到即复制给我，以作留记。作想，在西安文学文化界混了30来年，参加过许许多多的各类研讨会，会会皆认真备有稿子以对同仁负责，而唯一的这次敷衍却被人逮住。虽说是枉了那一顿盛餐，却也成就了一桩趣事。

蕉皮上的三句话如下：  三点建议(孙)

1．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

2．稳定自己的文化立场：

3．从心灵出发，勿忘国家、民族、人民这些崇高的概念；眼光向下移，心灵向上升。(记于2013年1月5日)

另，在本书的选编过程中，业余作者马骊、邵鹏飞二位给予了不少帮助；在本书出版过程中，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孔明、彭莘付出了艰辛劳动，在此一并诚致谢意。

2016年5月20日于喜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