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冷战宣言
在杜鲁门日记中，他将1946形容为“做决定的年份”；他现在开始采取一些措施，试图解决如何“不让苏联再为所欲为”的难题。在美国看来，从古琴科事件，伊朗争端的持续，对土耳其施压以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获得一个军事基地，吞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到现在的莫斯科大剧院讲话，这一切都标志着苏联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由于杜鲁门主政之前对外交政策了解甚少，现在他开始征求顾问意见，以坚定其决心。
人们常说，罗斯福在苏联人面前过于“软弱无力”，“很傻很天真”。但他知道与苏联肯定早晚会发生对抗。虽然他的首要任务是击败德国和日本以赢得这场战争，“然后”再着手对付苏联。在他去世之前，他开始表现得更为强硬。
1945年4月1日，罗斯福在去世前不到两周时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电报中写道：
对在富有成效的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共同利益的发展，我无法向您隐瞒我的担忧……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得到世界大多数人民的热烈拥护，正如其所见，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理解的基础，以保障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正由于这些希望和期待催生了我们的决定，而其成果也被密切关注。我们不应让他们感到失望。但迄今为止的缺乏进展令人沮丧……那些我们在会议上作出的政治决定……坦白说我不明白为何会变成这样……我还必须告诉您的是，我对您的政府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的冷漠态度还无法完全理解。
他接着说，苏联希望统治东欧，特别是波兰的意图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将导致美国人民认为“雅尔塔会议是失败的……对影响盟国军队团结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可能还要作更坏的打算。”在去世两天前给丘吉尔的最后的话中，罗斯福表示得更为明确：“我们需要尽可能仔细考虑斯大林态度背后的含义和我们下一步应当做什么。”那天他离开华盛顿去佛罗里达的棕榈泉，并在那里去世，他告诉一名信任的记者，《纽约时报》的安妮·麦考密克（Anne O'Hare McCormick）：“斯大林不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或许他并不能掌控苏联政府。”
几天之前的3月24日，罗斯福与一位老朋友安娜·罗森博格·霍夫曼（Anna Rosenberg Hoffman）在纽约州北部的海德公园共进午餐。她回忆说：“他拿着一封电报，怒不可遏。他用拳头猛击轮椅的扶手，说“艾弗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是对的。我们不能与斯大林做交易。他对雅尔塔会议上的每一个承诺都出尔反尔。”身价千万的马球商人艾弗里尔·哈里曼是前驻莫斯科大使，已故总统的老朋友，现在则变成杜鲁门的了。他是一个脸色阴郁，惯于躲在幕后的权力掮客。哈里曼从其父铁路大亨E. H. 哈里曼（E. H. Harriman）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富，在航运、银行和石油业都有大量资产。他原来同情苏联——直到自己到了那里并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开始与苏联官员打交道。“任何谈判……总好像是要重复说两遍。”*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哈里曼怀疑苏联对于未来的野心渐长。他在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是最早拥有私人飞机的美国人之一——私下跟杜鲁门说应当强硬起来，并开始挑战苏联：
这些人自以为凭借武力就可为所欲为。他们以为在没有征求我们和其他国家意见的情况下，就可以其决定强行付诸实施。现在苏联的政策有诸多迹象表明，苏联正在成为肆意欺凌弱者的世界强盗，任何其感兴趣的地方都难逃此劫。要改变这一趋势，唯有改变我们的实际对苏政策……不是虚张声势而要坚定果决……的行动。苏联打算建立卫星国的计划对美国和全世界都是一个威胁。一旦苏联改变主意，欧洲可能面临遭受野蛮入侵。”
在政治上，哈里曼建议继续巩固和加强思想基础。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演讲的两周后，美国国务院收到了堪称冷战史上最为核心的文件之一，所谓“长电报”。当古琴科丑闻愈演愈烈，白宫正在激烈讨论如何对付苏联时，驻莫斯科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被问及苏联的下一步行动。凯南自1934年开始对俄国及其历史进行了长时间的仔细研究，毫无疑问是美国国务院最重要的俄国问题专家。他发回一封5500字的电报（并非许多文献提到的8000字，但肯定是一封长电报），其分析结合历史背景，有理有据，使人信服。
凯南可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官，如后来对其无比崇敬的历史学家兼外交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描述的：“冷战知识分子的官方代表”。傲慢自大、贵族气息、容易动怒的凯南对其同时代的政客总是颇为不屑：“那些华盛顿的国家领导人恐怕都不知道，也无法想象，在苏联占领地区的人们遭受的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统治”，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但他在长电报中还是提供了政客们所希望听到的东西。“实际上，克林姆林宫那些神经过敏的家伙看待世界事务的角度，还是基于俄国人传统和本能的不安定意识。从伊凡雷帝到斯大林的俄国统治者都宁愿“让其人民生活在黑暗中，而不必冒着接触光明的风险与西方联系”。甚至像彼得大帝那样的“西化派”也试图“限制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接触；他们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技术，而非政治思想。”
P78-81
为一名记者，我报道过的事件包括了柏林墙的倒塌、苏联解体、中东地区巴以间的暴力与以暴制暴的反复循环。在此过程中，美国一直都发挥着超级大国的主导作用。通过对印度的数次访问，我目睹了一个极度贫困和保守落后的国家成功地转变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希望之地。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中国从持续革命转向了繁盛的市场经济模式。作为历史学家，当我尝试对所有事件和故事追根溯源时，我不断地回归到同一个参考点——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也是奠定现代世界基础的关键一年。正是在这一年，冷战开始，世界分裂成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欧洲开始被铁幕有形地分成两半。虽然以色列要到两年后才建国，但正是由于在1946年做出的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决定，导致了此后宿命般的结果。1946年是印度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独立于世的年份，也是曾经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开始衰亡的一年。所有欧洲的帝国都在逐渐走向消亡，尽管帝国主义仍然会以不同形式存续于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向着最后的胜利发起冲击的一年，并最终使得中国以一个大国的姿态重新崛起。本书的目的在于展现在1946年做出的那些决定——也l及做出这些决定的人——是怎样塑造了我们当今的世界。
1946年的世界，几乎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悲观绝望的情绪。是年初，一位刚刚访欧归来的美国高级官员前往白宫，向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发出如同世界末日般的预言，他声称，“我们有生之年所知晓的以及我们的祖辈父辈所知晓的世界的整个结构和根基”饱受威胁。这并非夸张之词。如以往一样，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以其最富说服力的言辞表达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的感受。1946年2月，他在描述二战的后遗症时说：“欧洲已经陷入一种怎样的困境？在许多地区，那些备受折磨、食不果腹、忧心忡忡和惶恐不安的人们一边战栗着向沦为废墟的城市和家园张望，一边随时提防着从黑暗的地平线上逼近的新的危险、暴政或恐怖。胜利者欢声雷动，失败者则默然无声。”
丘吉尔指的是欧洲，但他可能同样也在讨论广阔的亚洲的局势。如同许多理性的人们一样，丘吉尔担心“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极其残忍与肮脏”即将降临。从未有过任何一场战争，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夺去如此多的生命——6年，600万。现在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死亡还在继续。1945年的“解放”时刻一度令人振奋，但很快现实问题出现了。在中国和希腊，战争将持续4年。乌克兰地区出现了反苏联的叛乱，民族主义者还与波兰人发生残酷冲突，导致5万多人丧生。亚洲各地的独立战争风起云涌。很难向现代读者们解释的是，经历了种族大屠杀后的东欧却爆发了反犹太主义，据说约有1500名犹太人本已逃脱纳粹的毒手，却在战后因此而丧命。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没有学校，交通几乎断绝，没有图书馆，市场很不景气，商店关门大吉，生产活动近乎停滞。那里没有银行，但也没多大关系，因为钱毫无用处。因为缺乏法律和秩序，男人们和孩子们拿着武器在街头晃荡——以此保护自己或威胁别人。无论何种年龄和背景的女人，仅仅为了获得食物或保护就不得不卖淫。传统的道德和思想观念彻底变了，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在1946年的生存状况。
柏林和广岛向世人展示了最富震撼力的战争图景：在盟军连番轰炸和苏联坦克的炮火洗礼之下，这两个城市中四分之三的建筑灰飞烟灭。但是从塞纳河到多瑙河三角洲的欧洲核心地带也饱经蹂躏。在中国，日本人在战败前炸毁了黄河沿岸的所有堤坝，上万平方公里的良田被淹没，直到30年后才得以恢复耕种。
大规模的饥荒和经济危机也时有发生。在战争结束后的18个月内，德国东边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有300万人死于饥饿。在波兰利沃夫小镇，一位母亲为饥饿所迫杀死并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类似这样的故事几乎很难见诸报端。在匈牙利，通货膨胀创下了高达1400000000000000％(这里有14个0)的难堪的世界纪录。货币在整个欧洲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是以香烟进行物物交换，或向外国军队乞讨。北半球到处是逃亡者，特别是那些中欧的战俘，他们大多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因长期强制劳动而瘦弱不堪，被胜利的盟军归类为“难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原有的国境格局，新国家相继建立，但人们仍然生活在原来的土地上。1946年，相反的情况出现了。1200万德国人被驱逐向西。西欧有250万人被迫回到东部，但这基本上都并非他们自己的意愿，有的甚至是被西边盟军的枪口逼迫所致。
本书采取全球视角。二战后的整个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情况远比一战后更为复杂。战争摧毁了存续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而在1945年后，仅存的几个老牌欧洲帝国，如英国等，虽然也曾努力地想要挽回昔日的荣光，但终究无法摆脱衰落的命运。帝国主义再非王朝形式，而成了意识形态——不再那么要求忠于国王／帝王，而更多地要求忠于一种思想意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于欧洲，这可能令有些读者感到奇怪。但在持续40年之久的冷战过程中，欧洲正处于文明冲突最剧烈的地带，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1946年在德国、东欧、英国和法国所发生的事件，被当时的主要参与者视为至关重要。如果说会有新的武装冲突——这一可能性在1946年看起来确实存在——欧洲中心地带很可能将再次成为战场。因此，为了展现1946年的诸多事件如何戏剧性地塑造着亚洲和中东的未来，以欧洲作为本书的中心似乎较为适宜。
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因这场战争而崭露头角。在主要参战国家中，只有美国本土未曾遭到入侵。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并具备压倒性优势，始于1946年。战争使美国得以摆脱经济危机。美国在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新兴财富，与其敌人和盟友的日益贫困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二战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后果。
在亚洲许多地方，用“解放”一词描述日本投降后随之发生的各类事件并不完全确切。欧洲各帝国试图重拾他们对旧殖民地的统治权，如法国对印度半岛、荷兰对东印度群岛、英国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传统方式的殖民统治再也无法延续。有些国家为此付出了更糟糕和更血腥的惨痛代价，比如法国在越南的屈辱撤离。在印度半岛，英国人竭尽所能地尽快撤离，用许多批评者的话说，简直是迫不及待，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英国的“开溜”，导致了印巴分治和随后的暴力冲突。在我看来，英帝国的愚蠢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本可以阻止屠杀，并为此调遣了数十万军队，而滑稽的是这其实远远不够。在印度，印度人与穆斯林几乎唯一达成一致的就是英国人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其本身就是个问题。
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是一位历史学家，并一度担任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他形容战后的调停是“与其说是一匹织锦，倒不如说是无可救药的一团乱麻”。一场旨在阻止德国主宰和掠夺欧洲的战争，却以苏联对德国领土的威胁而告终。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欧美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传统观点始终是西方把中欧和东欧“出卖”给了苏联，而这一决定主要是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丘吉尔也助了一臂之力。这一观点进而认为，雅尔塔会议时的罗斯福已经病入膏肓，虚弱得只剩下几个星期的生命，以至于没力气抵抗斯大林，于是西方天真地将东欧拱手让给苏联，自己在协议中一无所获。这样的叙事模式由来已久，且一直占据正统地位，但1991年后苏联解密的档案揭示，当时的苏联曾竭力想要保住他们用武力所获得的战果。
东欧并非美国或英国有意“放弃”的。无论德国战败与否，苏联军队已经占领其大部分地区，而西方在雅尔塔会议时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只得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在雅尔塔——此时离原子弹引爆还有5个月——美国人认为进攻日本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
西方盟国一点也不幼稚，而是刻薄寡义。他们让苏联人在东线拼死战斗和牺牲，这样一来，美英军队就能以较少的代价在诺曼底完成登陆。罗斯福和丘吉尔越是延迟进入法国，苏联就越能在东线获得更多地盘。这是直截了当和老谋深算的考虑：苏联人伤亡越大也就意味着美英伤亡越小。谁会说他们错了呢？自1946年以来，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的整体看法是西方领导人既现实也务实。战后和解是他们倾向达成的最佳选择，为了击败希特勒，这一代价也是值得的。那些针对西方盟国的批评从来语焉不详，未能揭示出盟国做了场多么划算的买卖，以及他们为了阻止苏联主宰东欧做了些什么。
在整个叙事中(如以上所述)，我互换使用了中欧、东欧这样的地理术语，这可能有些不够慎重，但并非有意为之。所有书都把中欧的“意义”视为一种观念，它的终点也是东欧的起点。我的用意同样如此，只是为了尽可能避免重复的措辞而已。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罗斯也是同样的情况。很明显，我知道“俄罗斯”并不等同于“苏联”。出于行文流畅的考虑，我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并没有严格地加以区分。
对在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内出现的“冷战”这一产物，我已经花费了大量笔墨。在1946年，除了饥饿和疾病，最令人们恐惧的是新的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可能要在曾经打败德国的盟国间打响。尽管由斯大林这样的人所掌控的统治与西方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长期信任与合作的可能性从来都不高，但冷战并非不可避免。正如我所揭示的，领袖及其人民时而为误解所绊，现行政策与相互观念、利益和期望时不时发生的冲突，给数以百万计的两代人民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在微观层面上，也包括我这个从暴政的铁幕之下逃离的难民。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个故事，也是我寻根之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维克多·塞巴斯蒂安
2014年2月于伦敦
1946年，冷战开始，世界分裂成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欧洲开始被铁幕有形地分成两半。虽然以色列要到两年后才建国，但正是由于在1946年做出的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决定，导致了此后宿命般的结果。
1946年，是印度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独立于世的年份，也是曾经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开始衰亡的一年。所有欧洲的帝国都在逐渐走向消亡，尽管帝国主义仍然会以不同形式存续于世。
1946年，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向着最后胜利发起冲击的一年，并最终使得中国以一个大国的姿态重新崛起。
维克多·塞巴斯蒂安写作《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的目的在于展现在1946年做出的那些决定——以及做出这些决定的人——是怎样塑造了我们当今的世界。
《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由维克多·塞巴斯蒂安著。1946年的世界，几乎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悲观绝望的情绪，除饥饿和疾病，最令人们恐惧的是新的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可能要在曾经打败的德国的盟国间打响。尽管由斯大林这样的人所掌控的统治与西方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长期信任与合作的可能性从来都不高，但冷战并非不可避免。正如作者所揭示的，领袖及其人民时而为误解所绊，现行政策与相互观念、利益和期望时不时发生的冲突，给数以百万计的两代人民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在微观层面上，也包括作者这个从暴政的铁幕之下逃离的难民。对作者而言，这不仅是个故事，也是他寻根之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