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黄河水深浪滔天
同往常一样，如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到达河曲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准是娘娘滩，而且每次都显得那么急迫，像是那儿有牵着心尖尖的线线，一拽一拽地撑捺不住。要说真有啥放不下的牵挂，那就是二十几年前相识的那些一辈子住在滩上的“扳船汉”。
娘娘滩是波澜万里的黄河河道上唯一有人居住的滩岛，仅这一点就够得上神奇。老天爷就是这样公平，天底下的苍生只要存活在世上，不论贵贱好歹都要给个栖身之地给条活路。黄河里有这样的所在，不用说去过了，你想想都觉得新鲜有趣——一个东西长700多米、南北宽340多米的沙洲小岛浮在粼粼水波里，上面桑榆杨柳围堤密拢，青砖灰瓦的农舍散落其间，一阵风吹来裹着成熟的麦香和瓜果的沁甜，不时还会冒出一声声在太阳地里晒着的闲适的牛叫羊咩，还有那一串串嬉戏玩耍的无忧无愁的童欢……
我们向东出了县城，沿着黄河公路一路往上游去。正是盛夏八月，强烈的阳光暴晒在波浪一样起伏的黄土垣上，四处生烟，没有一丝水汽。远远近近的田地里，高高低低长着等待成熟的庄稼，几棵一丛抱团生长的杨树像跳棋子一样零星撒落于坡梁，古老的土垛城墙残破却不失尊严地时断时续横亘在山脊……
不出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楼子营镇。这名字听上去就很有古意，咋也在明代便已有了此谓，是个几百年来大河两岸响当当的摆渡码头。可以这么讲，自打有了“跑口外”这档事儿，这码头就没停歇过，春去秋来，数不清有几辈辈、多少人“讨生活”从这儿过命过，也数不清有多少条船载着货物从这儿溯水包头逐流秦晋，而凡从这里启航的船只，掌舵的船家把式多是隶属这个镇的娘娘滩人。如今，岸畔码头那块砖石垒砌的老照壁还竖立在坡梯上，以风雨侵蚀仍傲然坚守的身躯向人们昭示着曾经见证过的历史。从这里望去，树木葱茏、浓荫掩映的绿色娘娘滩就在眼前，它的形状头尖腹阔像条船，滩行水流，航行在波澜不惊的黄河上。之所以“不惊”，是因这里的河道很宽，上游几公里处，“一声似雷鸣”的黄河水从峭壁挟持不足200米的“龙口”喷泻而出，随即淌入40公里长的宽谷，深涧顿消，豁然开阔，水流一下子泄去劲儿，平缓和顺下来，柔软得像缎子，温婉得像少女。而那种《黄河大合唱》里的“惊涛”，诗人慨叹的“黄河挽起你那坚实的臂膀”都悄没声儿地不见了。然而，如今的河水已没有了曾经的样子，水流很浅，许多沙滩露出水面，水线环绕在周边像湖水一般文弱，有的地方卷起裤腿就能瞠过，船行其间不得不绕道深水区航行……这哪里还叫黄河呀！当年的那条洋洋一泓天地流的大河去哪儿了？一个开“铁舶子机船”的娃娃指着上游告诉我，那几里外的“形似龙口”的地方当河拦起了大坝，建起龙口发电站，白天蓄水，晚上开流发电。因此，要想见到当年黄河的样子，只有夜半三更来了。而白天见到的这还能流动的河水，是从电厂大坝的导流洞流出的。
码头已伸进河槽很深，平缓的水流中有三条靠岸的机动船在搭客。掌舵的船把式年龄悬殊，大的有六七十岁，小的却只有十二三岁。他们卖劲吆喝着争着引导人们上船，各顾各地前后忙活，一看便知这不是一家的生意。我们上了那娃娃的船，他熟练地拉转柴油发动机，“突突突”地驾驶着“铁舶子”驶向河中央。我以记者的职业习惯，乘着河风挑高声音与“跑河路”的娃娃攀谈。他麻利地操作着船舵，眯缝着两眼，用“扳船汉”那样的老水手才有的眼神观察着水情，用还有些稚嫩的声音告诉我，自己姓李，刚上初一，从小就是泡在这“黄汤汤”里长大的。他这是借暑假，帮爷爷的忙，跑跑“水路”上的营生，顺便挣几个学费钱。男孩儿口气很轻松，好像这风里浪里是家常便饭，玩耍着就做了。我提出让孩子唱上几句“扳船调”，他翘着嘴角淡淡地笑笑摇摇头。我问，听老辈子人唱过吗？他还是摇摇头。我抬眼逆着阳光望向水面，心里感慨，是啊，眼前的一切都在改变，就连这河水都难翻走己潮头浪花，还怎么会有歌声呢？已经没有生它长它的人和水土啦。那些飞溅在黄河浪尖儿上的歌唱，是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曾经与自然拼斗、与生死抗争的发自胸膛里的共鸣！听听这样的歌声吧——P7－9
当书稿的最后一个句号画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去河曲，将这些文字放归于它所描摹的那方亲乡热土和那脉甘泉清流里去滋养和洗涤。
2015年5月14曰，我又回到（与我相熟的当地人见了都这么说：你回来了）了黄河边儿的这片飘飞在民歌上的土地，敲开一扇扇门，把书稿送到张存亮、贾德义、韩运德等这些老辈分的民歌人手中，请他们审阅、勘正。因为，在我心目中，浸泡在“山曲儿”里一辈子生活于此的他们，是最有资历、最有权威、最有发言权的专家，只有经他们的手眼批阅修订过，才让人踏实放心，才算拿到准予放行的“通行证”。同时，我登门到来还有另一个请求，要他们“把智慧贡献出来”，与我一道共同完成书稿的最后一个部分，即以文中各章节所述主题对应选定附录的民歌——“黄河上的歌”“走西口的歌”“男人女人的歌”。之所以要设置附录这部分，目的是为了书的内容有一个更宽更深的延展，使有兴趣的读者能更痛快地品读原汁原味的“山曲儿”。
我此来“求援”，并非是借众手尽可能多地拼凑民歌的数量，恰恰相反，是苦于“资源过剩”，丰厚得不知从何处下手。河曲是民歌的海洋，数量浩如烟海，照当地百姓的话说是“山曲儿好比天上的星”。我诚邀这些民歌人的“加盟”，正是想请他们帮助“淘海捞珍”，以章节主题分类，每类精选出他们各自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20首左右的经典“山曲儿”，汇集起来，综合比较，最终遴选人书（凡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民歌便不再重复入选，以避免雷同）。我想，只有这样才算得上具有“权威”性，才算得上“认真负责”。当然，这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经历、喜好、学识、审美等等的不同，必会导致认识的差异，故而选择出的心目中的“经典曲目”定会有别，甚至大相径庭。我以为，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是这样反倒不正常了。因此，本书所选曲目也仅为几家管见，不足定论矣。
三天后的一大早，我如约登门“讨债”。老人们都把看过的稿子一页页重新码齐，等待我的到来。当我从他们手里接过文稿而急切地翻阅时，心被打动了，不由得手在颤抖。趁着朝阳的光辉，掀开的一页页白纸上不时跳跃出不同颜色和笔体的墨迹，无一不是那么工整、仔细，甚至在一些涉及民俗俚语的地方更是掰开揉碎了地注解，可见这些民歌老人们的严谨与认真。这部书稿虽然不长，但在这么短的时间看完，对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也非易事，必得“点灯熬油”，正如韩运德说的“半夜三四点就又爬起来看了”。他不仅按时审阅了文稿，还用他那极为工整的秀丽雅书，一笔一画将精选的民歌一首一张地抄录在了白纸上，而且不满足于我仅要的歌词文字，还“超额”填补了曲谱。我发现，在这一摞词曲里，除了那些传统“山曲儿”外，还有多首由他自己创作的民歌。从中，我意识到了老人对我的极大信任，因为他对自己一生创作的民歌视作生命，决不轻意交付于人。
贾德义把书稿交于我时心情仍旧难以平复，虽说一夜没合眼，可从说话的劲气和舞动的手势上看不出有丝毫的倦意。他表示极其赞同书中的观点，认为这是一部“文字不多，分量挺重”的著作。接着，他又翻出有过自己标注的每一页，一个词一句话地加以解释，比如文中引有的晋蒙土语“孤少”，即指出应为“孤哨”（当地也有人用“孤骚”），只有“哨”这个音才被当地人认为是孤独、孤单之意，而读“少”（shao），当地人则会意会为“热”的意思。其实，我认为用作“孤少”更能望字生义。当然，遵循当地人的习惯用法则亦属贴切。老贾翻到了文稿的最后，指着在纸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下的四句话，抖动起胡须高声吟读：“书稿阅后很痛快，穿透现实展未来；东南西北凡音汇，世代要唱二人台！”同样，他也选出了属于自己心目中的经典民歌，而且一样是用手写的一笔飘逸劲秀的好字齐齐整整抄于稿纸上。我欣喜地急切伸出手去接，可他却拦住不给，非要一行行读予我听完后方才罢休，说是怕我有认不清的字而弄出错误来。
再说张存亮，等不得我上门来，天刚亮便来敲县招待所的房门了。他先把装着文稿的大信封郑重地放在床上，尔后从里面抽出一张写满蝇头小字的稿纸道：“看过了，好着呢，没甚的意见。只是想给你推荐个人，他应当写到这书里。”我赶紧接过来看，上面出现的名字是“李法子”。这是个在上了年纪的河曲人中尽人皆知的名字，也是我如雷贯耳多年的名字，只可惜一直无缘相识，直至隔世终憾。从其一生的从艺历程上看，他正是我在河曲民歌人中苦苦寻觅的那位堪称“歌师”的人。多位民歌老人对“歌师”这样的命名均一致地赞同。故此，我决定将张存亮笔录的文字复述如下，郑重向读者介绍这位艺术造诣深厚、承启之功卓著的河曲“歌师”——
李法子（1916年一1995年），人称“串话王”，河曲县岱岳殿村人，出身贫寒，l6岁时跟人学艺，18岁出师唱民歌、二人台。1938年他给傅作义将军演出，受赠军服一套；后组班到内蒙古卖艺谋生，遭土匪抢劫；1940年河曲解放后回乡务农，并参加抗日文艺宣传活动。1953年，他率先在本村组织“娃娃班”，培养了吕桂英等一批二人台新秀，并向山西省歌舞团任艾英传授了《走西口》等节目，两人表演的《走西口》轰动一时。1955年，他还应邀到山西省艺术干校，向全省文化馆干部教唱《五哥放羊》等节目。1956年，河曲二人台剧团成立，他担任副团长兼教师。其导演的二人台《珍珠倒卷帘》被选为l957年全国民间艺术会演节目，并同张存亮等一道进京参加了民歌合唱，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娘滩而去。到了黄河边，在码头上遇见了正在招呼游客上下船的李二顺。他见到我，先是一楞，眯着昏花老眼瞅了一阵子，方才恍然认出了我。他毕竟是八十一岁的人了，况且我们又有七八年未能见面。老人伸出干枯粗糙的手，把我拉上了船，嘴里叨叨着“咱回家说话”。我望着黄河里环水而抱的娘娘滩滩涂，问李贵雄现在干啥。李二顺没直接回答，看看正站在船头划桨的黑脸大汉：“你问他。”他冲我笑笑，道：“我是李贵雄的大儿子。”接着叹口气，“他全身瘫痪了，躺在岸上的村里。”我知道，娘娘滩人有两个住处，一个在滩上一个在岸上；岸上的村子，是政府特意拨款盖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水患。李贵雄是位多么爽朗的壮汉呀，怎么竟会成这样子！我当即表示，上岸后即去看望老人家。
船刚靠稳，李二顺率先上了滩，嘱咐我同随行者们转了庙即往家里去，说罢便匆匆没入了小道的林荫里。我熟悉这里的一切，哪条道儿通向哪儿、庙宇坐落什么方位、滩名的历史由来等等尽在心底，便自然成了一行人的向导。待环滩一圈后，我引导着来到绿树掩映着的李二顺家，只见在那棵海红果树下已摆好了小桌小凳，瓜子、花生、红枣、核桃、杏干、海红果、茶水、香烟摆得满满的，李二顺和老伴正憨厚地笑望着迎接客人的到来……
夕阳西斜，黄河上泛着金波。我们又回到岸上，告别了相随而送的李二顺，跟着李贵雄大儿子朝前面不远的村子而去。进了一座红砖围砌的院落，推门走进敞亮的正房，一盘大炕上躺着一个男人坐着一个女人。我一眼就认出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是李贵雄的老伴儿，而那一动不动背对门躺着的男人必定是李贵雄了。我迅速来到炕前，俯下身握住那双粗壮的手问：“贵雄，你还认识我不？”他睁大一双干涩的眼盯视片刻，颤抖着厚厚的嘴唇喃喃道出几个字：“是敬民来了。”那声音虽小，但很清晰，浑厚之中富有穿透力。在场的人都被李贵雄的反应惊呆了，就连他的老伴儿和儿子也生发出了不敢相信的目光。是啊，一个八十五岁、瘫痪了几年的人，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时隔数载不见的外来人，怎能让人不吃惊呢。何况，据说老汉脑子经常糊涂得“不记人了”。
我与李贵雄老汉交谈起三十年前相识的情景，他笑着说，你那时候还是个娃娃，背着采访背包……我忆起每次上滩他都不忘领着去庙里，拿出残缺的汉瓦讲述令他们自豪的祖辈故事，老汉竟闪动着神秘的眼神儿，要我附耳上前，低声告诉说他自己还悄悄藏着两片完整地带有“万岁福贵”字样的汉代瓦当，未了还开心地笑着说：“我甚也给敬民说咧。”……我对老汉说，你还记得不，我学唱的“扳船调”还是你一句一句教的。谁也想不到的是，全身动弹不得的李贵雄居然又张嘴哼唱起了那属于黄河船夫自己的歌：“哎——，众弟兄弯腰用力一齐来哟！哎——，看只看太阳落在西山畔哟！哎——，大闺女爱上个扳船汉哟！”……
听着老汉的歌，满屋子的人都哭了……
我要离去了，把几张人民币塞到老人的枕头下，说：“你好好着，我下次再来看你。”
李贵雄望着我，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说：“你再来时，还不知有我没……”
写到这里，我不想再说些什么了。我想，面对这样的情景，再多的语言都是苍白的，只要记住他们就好。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谢谢！
张敬民
2015年5月24日
张敬民编著的《凡音之起》属于“无界散文”系列之一。河曲是民歌的海洋，也是孕育民歌的故乡。娘娘滩、扳船汉、走西口……千百年来，那一方水土所形成的“西口文化”深深打动和吸引着作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这本散文集，是作者对这一切的深情回望和记录，也是对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深度探究和追问。
张敬民，高级记者。现为山西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著有长篇纪实文学《美国孤旅——走西口的汉子闯纽约》，主编文集《长城的季节》《长城人家》《西口再望》《昭晞神光》。《凡音之起》是该作品之一。本书分为四部分：黄河水深浪滔天、唱曲儿容易叠调难、灯瓜瓜点灯半炕炕明、千万年的黄河日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