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生于前清末年，开始工作时，赶上北洋军阀的末期——张作霖大元帅统治时期，曾目击国民党的兴起到它在大陆的覆灭。又曾在新中国度过几十年不平常的岁月，经历长期的风风雨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拨云雾重见青天，过了近十年的充满希望、令他愉快的时光。在这漫长而曲折的六十年时日中，作者曾五次亲自创建过报馆，又曾五次亲手埋葬（被封或被迫停刊）它们。其中经过，也许只有作者一人明其前因后果，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至于所接触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难屈指数。为了对这段历史负责，作者戏言趁记忆力尚未完全衰退之际，抓紧时间，尽可能加以回忆，如实地写出来，公之于世，与便有了这本《徐铸成回忆录》。

徐铸成先生的这部回忆录，初名《八十自述——自编年谱》，自1985年3月开始动笔，至1987年5月杀青。在作者去世后，由三联书店于1998年以《徐铸成回忆录》为题，首次出版。此次修订，参照本书繁体版和作者原稿及修改稿，全面恢复了原书风貌。

徐铸成著的《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精)》以平实的笔法，回忆了作者八十年的人生历程，于自己的新闻从业生涯及所参加的政治活动，着墨尤多。叙及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还详细征引当时的日记，存录下第一手史料。

作者自言，他“一生的经历，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摊开来”，并以“事无不可对人言，胸有是非堪自信”自况，所以，写这本回忆录时，“可以信笔直书，无所隐讳”。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本书价值所在。

我为何写回忆录（代序）

楔子

第一章 负箧求知（1907-1926年）

第二章 步入报界（1927-1937年）

第三章 主持笔政（1938-1948年）

第四章 民主报人（1949-1957年）

第五章 坎坷生涯（1958-1976年）

第六章 游历著述（1977-1987年）

附录

 “阳谋’亲历记

 死的解放

后记

第一章 负箧求知（1907一1926年）

1907年 出生

1907年6月24日（岁次丁未，农历五月十四日），我出生于江苏宜兴县城内东珠巷狮子巷口一个大杂院中。

这座宅子，是城内有名的破“墙门”，正厅三楹，还是明代遗留下的古建筑。同居有十余家，大半系同姓疏房，各分居一二间这祖遗产业。

曾祖仲安公，稍通文墨，只有自置薄田二十余亩，主要靠经管族中公产维持一家生计。是年他七十八岁，经常盼望在翌年八十初度时能得一曾孙，这样，在“撒手”见阎王时，就不必下跪了。我的出生，实现了他老人家梦寐以求的想望，“其喜可知也”。

祖石樵公，时年五十六岁，在酿酒行经管账目。我的祖母宗氏，对我最为宝爱。生有三位姑母，长次两位已适范氏、余氏，均居农村，有一叔父，早岁在酱园当伙计。

曾祖母及我的母亲，均朱氏。

1908年 一岁

是年曾祖父八十初度，特请宜兴第一家照相馆——蓉镜轩来家摄“合家欢”，曾祖特在额上题有“八旬大庆，四世同堂”八个字以志庆。

1909-1919年 两岁至十二岁

1909年，曾祖病逝，我已能麻服匍匐在灵前，掩面做悲哀状。

1910年，我的父亲少石公（讳家骥）十六岁即在邑东南之湖?乡设余氏家塾，教我姑婆家的几位表叔及异姓子弟。是年秋，上海革命维新空气吹来此小城，乃赴江阴入师范传习所学习半年。

1911年，辛亥年，是年十月爆发武昌革命。是时宜兴分为宜兴、荆溪两县。我家适在宜兴县衙门的隔壁，一时谣言汹汹，说保安队将来攻打县衙门。祖母乃偕我避居西庙巷我新出嫁的三姑周家。不数日两县县太爷均被保安队护送出境，城乡宣告光复，我仍随祖母回家。

1912年，五岁。剪去辫子，城内哄传“白狼来了”（即白朗起义），惊恐万分，傍晚即家家闭户。祖母又偕我逃至西庙巷三姑母家。

1913年，六岁。入对门汤氏家塾，从汤次雅先生开蒙。学费每季五百文。

1914年，岁次甲寅。祖父石樵公忽疽发于背，呻吟病床历六月，秋间逝世。从此再无为我买玩具、偕我往茶馆吃早点的人了!

改入后门东庙巷斜对过的公立第三小学。该校系新创办，仅一班，学生二十余人，教师为朱盘英先生，授新式课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此外，还每日教珠算一小时。

1915年，八岁。随父母至离城三十余里之汤渡从善小学读书，父亲任校长兼主要教师。堂叔西林随往助教。放学后，同学教我放牛、采菱；大雨后，则笼虾、叉鱼、摸蟹，初尝农村儿童生活趣味。结识了同学高焕荣等。

1916年，父亲调回湖?乡，任新成立的广善小学校长，月薪二十元，每年以十个月计薪。我和母亲、姊姊仍回城，我入通真观巷之私立敦本小学读书。全校有七个班级，初级小学四班在一个教室上课，名谓复式教育。高小一二年级同一室，高三毕业班则单独授课。校长任日庠先生，为有名之举人公。

1917年，仍在敦本学习。春问，学校发起赴铜官山远足，学生必须纳费一千八百文，统一缝制校服，整队出发。因家贫，母亲无力出钱，乃被摒诸远足之列。课余曾偕同学出城南门，过升溪桥，游岳堤及堤畔之岳亭，展读岳武穆英勇抗金事迹之碑文，爱国思潮油然萌发。

1918年夏，初级小学毕业，在全班中为最末一名。暑假中，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大概读不出书了，你带他到湖?去补习一年，如再无办法，我也就断念了。”

暑假后即随父亲至湖?广善小学，仍在四年级为附读生。每晚由父亲讲解《孟子》一章；渐觉读书之兴趣。父亲慈爱，从不加以扑责。

广善地处村边，茂林竹篁，常于课余偕同班同学人竹林深处游玩，得知不少关于竹笋出土之常识，以及农民如何群猎野猪的故事。

学校另有一教师陈寿松先生，教图画及体操，曾为父亲绘一幅牡丹，花叶并无生气，盖照面本临摹者也。（P8-10）

我为何写回忆录（代序）

似乎久已绝迹的传记文学，1978年起在我国又逐渐繁荣起来。我也尝试写了几部：继《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之后，去年又出版了《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书林》是给以极大鼓励的，每出版一部，《书林》必让我写一篇东西，说明写作的动机和意图，向读者介绍。盛意可感。

现在，第四部试作——也许是最后一部习作《徐铸成回忆录》即将杀青。全书约三十万字。《书林》又要我先来“王婆卖瓜”一番。

和前三部书比较，有所不同，一是篇幅较多，二是它不是写别人的传记文字，而是写自己的编年体回忆录式的文章。写别人，力求神似，希望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在书上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写自己，能否也坚持同样的客观态度呢？我从1979年“解冻”开始写作之际，即抱定一个态度：于人，不同于成见，不“以成败论英雄”；于己，既不乱涂白粉，也不妄加油彩，一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量详尽地回忆过去所经历的事实。至于功过是非，则一任历史加以评说，自己少发议论。

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历史也很简单，自从开始T作以来，除了被迫搁笔的二十年外，一直从事新闻事业，而且始终在《大公报》《文汇报》这两家报里转来转去，从未十过什么惊人的事业。所以起意想写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我经历的时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而友人们也热情加以鼓励。我生于前清末年，开始工作时，赶上北洋军阀的末期——张作霖大元帅统治时期，曾目击国民党的兴起到它在大陆的覆灭。又曾在新中国度过几十年不平常的岁月，经历长期的风风雨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拨云雾重见青天，过了近十年的充满希望、最令人愉快的时光。在这漫长而曲折的六十年时日中，我曾五次亲自创建过报馆，又曾五次亲手埋葬（被封或被迫停刊）它们。其中经过，也许只有我一人明其前因后果，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至于所接触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难屈指数。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也该趁记忆力尚未完全衰退之际，抓紧时间，尽可能加以回忆，如实地写出来，公之于世。好在我向来有一个习惯，每遇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或出外做重大旅游，必记有日记。在反右，特别在十年浩劫中，曾被抄去作为罪证；在落实政策时，已大部分被发还了。这些残存的旧日记，可以供我做回忆的佐证或线索。

我常常想，新闻记者的职业，大概是容易缩短寿命的。因长期熬夜，不利于健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迫害。如名报人黄远生、邵飘萍、邓拓等均死于非命，壮年殉职；张季鸾先生则存年仅五十六岁，他早年备受压迫，几次陷于牢狱，中年接办《大公报》后，则一路顺风，名扬四海，直至因病辞世。我已度过八十春秋，经历则恰与季鸾先生相反，自踏人新闻界大门后，即受前辈之提携，年甫三十，即主持一家报纸笔政，也曾名噪一时。但自是以后，即与华盖运结缘，备历坎坷，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厄运，拾起秃笔，重理旧业，并从事新闻教育工作。

记得亡友恽逸群兄曾说过：他的经历，非常人所能想象；他所过的桥，比一般人走过的路还要漫长。他自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明夷待访”，以待来者。我的经历，自然远不及他壮烈凄苦，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一生的经历，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摊开来。司马温公有一句名言：“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凑上一句：“胸有是非堪自信”，作为一副对联，用以自况。所以，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用不着推敲，更毫无“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处，可以信笔直书，无所隐讳；当然，因年已日近钟鸣漏尽，有些琐碎的细节，是记忆不周全了。

我写这本回忆录时，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我在旧社会经历了四十二年，除了童年及入学的十几年，简单顺序叙述外，主要力量放在创业时期那近二十年，所占篇幅约近一半。而特别着重于写新旧交替的1949年，写下近五万字。解放以后，所经历的大事，所接触的中外名人，当然更多。我则着重于写个人的亲身遭遇：因为有些人物和大事，尚待历史评议，我就只能“宜粗不宜细”地简单叙述了。

蒲留仙先生曾说，写鬼神易，状人难。我写《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特别写张季鸾先生的传时，有深刻的体会。至于这本回忆录，是否能如实地写出我的本来面目？则有待读者的评断。好在知我者尚多，和我同学、同事的尚多健在，希望不吝匡正和补充。

徐铸成

1987年10月20日写于上海

徐复仑

我的父亲徐铸成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多了。人们把他称作“报人”，他自己是非常珍重这一称呼的，他在写《报人张季鸾先生传》时就说：“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出现了不少名记者，有名的新闻丁作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新闻事业家，但未必都能称为报人。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称为报人，也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罢。”他的一生，只有办报这一个理想，并为这一理想而付出了毕生的努力。“报人”的称谓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父亲生于1907年，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做记者，到去世时从事新闻工作有六十多年。这六十多年中，他从一个负笈求学的学子历经坎坷而成为“民主报人”。而这六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沧桑巨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一个有良心、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都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把一个报人的经历放到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去看待，或许有些意义。

父亲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办《文汇报》和《大公报》，另一件是当右派。父亲的好友罗孚先生有诗云：“大文有力推时代，另册无端记姓名”，说的就是这两件事。1927年，父亲参加《大公报》，得益于张季鸾、胡政之等先生的指教，后来担任过桂林版、上海版总编辑等重要职务。1938年，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文汇报》，30年代到50年代的《文汇报》曾三次停刊三次复刊，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把握时代的脉搏，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痕迹，在自己的报史上也创下了辉煌。1957年，父亲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怀着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真诚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没有想到，《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父亲乃至我们全家的悲剧从此开始。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无情的摧残，父亲也曾彷徨迷茫，作过违心的检讨，但他做人的信念没有动摇，对国家前途的信心没有丧失。他一直把这悲剧保持到最后，没有成为笑剧，我以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谈到这一段经历，父亲曾对我说：“比起国家和共产党受的损失，比起那些年轻人的遭遇来，我这点事实不足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的问题得到了改正，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了。父亲为自己立下了“三不”，即“不计较过去、不服老、不自量力”，为国家的美好前途，为振兴中华，发挥一些余热。虽然后来又发生过一些令父亲伤心的事，但他都能顾全大局，泰然处之。以后的十多年里，父亲写了四百多万字，有十几本专著或文集出版。在这些文字里，他大量地回忆了过去几十年的“旧闻”，还指出这些“旧闻”对现在的意义或经验教训；他在歌颂大好形势的同时，更多地关注那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过去“左”的那一套做法，同时也透露出对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真诚拥护。他始终贯彻了“说真话”这一宗旨，不仅大力倡导说真话，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说真话。

作为一个爱国者，父亲一贯坚持宣传爱国主义，吁望祖国统一；作为执政党的诤友，他一直肝胆相照，坦陈己见；作为报人，他始终关注着国家的民主建设和新闻改革。80年代，他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呼吁加快新闻改革的步伐。1990年3月，他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开门见山话民主》的文章，对新一代领导人表示支持和拥护，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如果他能看到最近几年的变化，大概能多一些欣慰。

1984年10月，父亲在一篇文章中说：“估计再写两年，腹中的‘存货’也掏得差不多了。那时，我已过了八十整寿，而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现代化的美丽前景更加清晰，我打算基本搁笔，欢度晚年了。”这“搁笔”之作，就是这部回忆录。父亲的这部回忆录，是从1985年3月开始动笔的。当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戴文葆先生建议他把一生的经历写下来，以飨读者。父亲断断续续地写了两年，于1987年5月完成。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赵启正同志很感兴趣，特推荐在上海《人才开发》杂志上率先发表。后交某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6月付梓。由于该出版社采取了过分小心谨慎的态度，几经周折，致使这部回忆录终于成了“遗作”。

父亲于1991年12月23日在家中猝然去世，无疾而终，也算是对他一生敬业的回报。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自己回忆录的出版，更没有来得及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对最后几年的回忆。父亲去世前几天还对我说，他准备在明年（1992年）用一年的时间来修改这部回忆录并补上后来五年的事情。

父亲曾说，他的这部同忆录称不上是对历史的判断和总结，只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罢了。今天，父亲的这部回忆录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但愿后来的人们能从父亲一生的经历中获得一星半点启示，不再走前人走过的弯路。

在此，我谨向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先生、潘振平先生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父亲回忆录出版的长辈、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1

1998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