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女被拐卖到山东
访谈时间：2014年5月8日
访谈地点：山东聊城某小区
受访者简介：H女士，1965年7月出生，广西扶绥人，初中毕业，20世纪80年代被拐卖到山东并安家，现有一子一女，丈夫去世，近十年一直在聊城做家政。
采访者：1986年，您为什么来山东，而没在广西成家呢？
受访者：一言难尽，我不是自愿来的，是被人骗来的。
采访者：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
受访者：那时候，广西已经开始兴出门打工，我在广西也外出打工，有一次在打工的地方要回家过节日，在火车站买了票等车的时候，有个妇女过来搭讪，说这个妹妹你是不是出来打工的，我说是呀，她说有个好工作需要招个人，比较急，晚上就坐火车去桂林。那个妇女和她的同伴带着我和另外的几个女孩坐火车，但没去桂林，直接到了河南郑州，在郑州的宾馆住了几天，说是等工厂的人来领。
采访者：当时没想到那个妇女会骗你吗？
受访者：那时候外出打工的风气刚开始，没听说有人被骗走给人家当媳妇，当年也是年轻，没有社会经验，一点防备的心都没有，再说那个人是妇女，说话很随和，不像是坏人，我感觉不会出什么事，她说的这个工作的待遇比我原来的工作待遇好，所以我也想去。
采访者：在郑州的那几天没感觉异常吗？
受访者：因为那是冬天，天寒地冻，我们只能在宾馆待着，那几天经常有一波又一波的男人到宾馆看我们，我想这个地方的人怎么这样呀，去单位工作还一遍又一遍地看人，我就问带我们来的那个妇女怎么回事，她说这个地方就这样，单位很多，哪家看中谁，就会带谁走，人家也想招个好工人。
采访者：有很多男人去看你们，为什么最后来山东了？
受访者：带我们来的那个妇女说，有一家单位看中我和另外两个女孩了，还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去，没有强迫我们，如果不愿意去，还有其他单位。再说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另外两个女孩也是广西的老乡，虽然心里有点不踏实，但是人生地不熟，能怎么办呀，只能上车跟着走，那时也不知道去哪里，上了车就被拉到山东阳谷了。
采访者：来到阳谷以后是什么情况？
受访者：坐上车以后还是以为到工厂上班，结果到了阳谷就被人家控制了，失去自由了，闹也没用，很快成人家媳妇了。
采访者：在郑州，那两个男人晚上开车来接你们，你们有没有感觉不正常？
受访者：带我们来的那个妇女说工厂都是晚上来接人。
采访者：您是怎么进了您现在这个家的？
受访者：人贩子进了村，光棍汉们就过去看看，俺孩子他爸也是这样，他把我领回家了。
采访者：当时您对他的印象怎么样，满意吗？
受访者：不满意。
采访者：他对您好不好？
受访者：谈不上好不好，能过日子就行，再说，即使他对我不好，我还能怎样，我又跑不了，不过我还比较幸运。
采访者：当时想回广西吗？
受访者：想回去！但是手里没钱，走也走不了，他家里有人专门看着我，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去玩，都有人跟着，始终离我十几米，怕我走，没办法，到了第三年才让给娘家通信。
采访者：那时，附近村上外来的媳妇多不多？
受访者：多！哪个村都有，俺那个村里就来了十几个，广西的就六个。
采访者：娶南方来的媳妇主要是哪几年？
受访者：主要是在1985年到1988年，后来国家查得紧了，南方闺女没人来了。
采访者：国家是怎么管的？
受访者：1989年、1990年的时候，当地乡镇派出所来村里调查，愿意走的也允许走，俺村上就走了一个，她生了两个闺女，没带走孩子。
采访者：她不心疼孩子呀？
受访者：也心疼孩子，但是还是愿意回老家，主要是她这边的家太穷了，就是不走日子也过不下去，现在孩子大了，她从老家汇钱过来给孩子。
采访者：您爱人和您结婚的时候，他和他的家庭是什么情况？
受访者：他比我大八岁，他娘去世了，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妹妹。
采访者：结婚的时候也举行仪式了吗？
受访者：没有，家里穷得要死，哪有钱举行仪式呀，就买了一件棉袄和一双皮鞋，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采访者：举行婚宴请客了吗？
受访者：没有！没钱呀！
采访者：您和他结婚以后，感觉他怎么样？
受访者：也行，不坏，不打也不骂，是个实在人。
采访者：您刚来的时候，也想回去吗？
受访者：很想回去！又考虑到回去以后孩子怎么办，孩子没人照顾，咋生活呀，算了，就这样过吧。过了七八年，日子也好过点了，粮食的价格也高了，收人多点了，后来俺家多承包地，卖的粮食也多了，还盖上了新房子，在村里也算是不错的家庭了。
采访者：后来回过广西吗？
受访者：回去过，大孩子五岁、小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娘家，去看看老人呀。
采访者：老人对您来到山东成家是什么态度？1986年您被人带到山东的时候，您娘家什么表现？
受访者：第三年，他家才允许我和娘家通信，娘家才知道我在山东。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孩子都有了，人这一辈子还不是围着孩子转，我也没别的想法了。
采访者：您来山东以前，就是1986年之前，在广西什么样的人找对象吃香？
受访者：那时候农村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好，都差不多，家里有房子，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不然怎么过日子呀，人长相不能太差，做事能拿出门的就算行。
采访者：找对象的时候，男方和女方的条件是不是要“对等”呀？
受访者：当然了，经济条件差的找经济上差的，人差点的也找人差点的。有的时候也不这样，小伙人长得帅，会办事，要是家里穷，可能也会让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闺女看中。漂亮的闺女也这样，家里经济条件差点，也可能找个家里好过的婆家。
采访者：1986年的时候，找对象还看不看家庭的成分，比如“贫农”“中农”“富农”？
受访者：我记事的时候，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村上很重视成分，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的孩子都不好找对象。到了80年代，1985年前，虽然不是很看重成分了，但找对象的时候还是尽量避免找成分不好的人，害怕以后被整，怕挨批斗。
采访者：什么时候村里分田到户，不再集体种地了？
受访者：1980年前。
采访者：您来山东之前，娘家的住房怎么样？
P3-5
本辑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社会文化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时，为了拓宽视野、扩展资料而进行的访谈记录的集结，内容涉及20世纪下半叶五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女性等基本生活中的诸多方面。结集出版的访谈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内隐的历史信息的价值会愈显突出。
梁景和
2015年5月8日于幽乔书屋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代序)
访谈录(一)
访谈人：董怀良
广西女被拐卖到山东
买个四川老婆
贵州女嫁到山东，丈夫去世改嫁小叔子
20世纪80年代，军人仍受青睐
火车上的艳遇，军人择偶仍受青睐
娶了个菲律宾老婆
广西和越南跨国婚姻的见闻
子女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谁也不敢反抗
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光阴，莫太累！
父母拆散有情人
专职媒人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换亲
“娃娃亲”因两家发展不同而解体
两代人订婚的变化
婚约解除与离婚
考上大学以后悔婚
农村集体化时代及集体解散后的婚恋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简朴的婚姻
我是北京人，要找个北京的爱人
男才女貌：大学老师娶个初中生
农村出身的教师娶了城市媳妇
教师和一位农村姑娘结婚
穷有穷的办法，娶媳妇只能靠自己
为智障女儿找个健康女婿
大学毕业后娶了副县长的女儿
20世纪90年代末的城市婚恋
看中了他吃国家粮
20世纪90年代末，教师受欢迎
恋爱场所的变化
同学自由恋爱
自由搞对象的多了
建筑包工头包二奶
一位老板的婚外恋
不能生育导致家庭破裂
凑合是离婚的根源
她不是处女，我心结难开
为了女儿我不离婚
法官判案主观性减弱
老太再婚
为了孩子，不再婚
访谈录(二)
访谈人：黄巍
我小时候生活的点点滴滴
那时的妇女哪有地位啊
我曾经被批斗
贤妻良母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点点滴滴
我曾经去北京串联
那时不下乡不行的
下乡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我一个女人在家带两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一辈子扎根在农村
未来农村的土地将由谁来种
自得其乐的农村生活
我每天都得“早请示、晚汇报”
那时的女性哪有什么个人追求啊
我们那一代人都崇拜毛主席
当红卫兵就能吃饱饭
感觉那时男女很平等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男女平等得看丈夫的良心好不好
女博士在家里首先得还原为一个女人
未婚同居对女性的伤害较大
希望未来的农民不再是落后、贫穷的代名词
女博士还是和男博士结婚的好
我在奥地利留学时的点点滴滴
读博士的路虽苦，我却乐此不疲
我是彻底“裸婚”的女博士
为了孩子的教育，我愿意留在北京的中学教书
我支持女性试婚
读博士的过程，不但是知识积累的过程，更是心智、韧性提升的
过程
看到婆婆高兴，我心里才会舒服
教育的最关键要素是家庭教育
访谈录(三)
访谈人：姜虹
我12岁之前只知道满洲国，不知道有中国
那时候福利好，别看挣几十块钱，也没觉得紧巴巴的
工农兵大学毕业的不好分配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孩子书念得好，有奔头
一辈子的幸福在于找了个好老伴儿
幸福的包办婚姻
那时自行车不能随便买
疯玩的童年
改成汉族的满族人
去食堂工作，起码能吃饱
我们俩一生没为钱争吵过
好多人结婚都借人家的房子
我的地道战岁月
辛苦的电车售票员
五六十年代的老天桥故事
结婚那年上了初中
从白洋淀逃荒到北京
我们那时候的教育和现在不一样
造蜂窝煤的老工人
后记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代序)
梁景和
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大陆史学界所重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获取第一手的口述资料，然后再经过筛选和比照、分析和辨伪，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成果。口述史学对史学的发展无疑意义重大。本文是对口述史的一个初步的思考和实践体验。
一、关于口述史的回望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方法，口述史的方法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其二，史学家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人类历史上，在撰写史书之前，就有从事过运用访谈和调查进行搜集史料的工作，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是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依据大量的实地考察得到的口述访谈资料与丰富的文献记载相互引证而撰写的。在西方，如早期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使用口述证据的。在古代希腊，“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根据事件的目击者所做的证词去推究事实的真相”。这里的证词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口述证据。实际上，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史料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口述。例如，社会史广泛使用的官方调查委员会的社会调查资料主要是来源于口述，其中有很多证据都是经过对目击者的访问而获得的。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史学方法，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产生，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
美国自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创立以来，195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195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口述历史项目。1966年9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罗黑德湖举办了美国口述史学第一次大会；1967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正式成立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至1967年，全美相继建立了九十余个研究口述史学的专门机构。对美国口述史学未来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总统口述历史项目，即在整理完毕每任总统卸任后进行的访谈资料整理后，相应地设立总统图书馆。这一项目推动了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口述史学出现了“人民性”或“民主性”的倾向，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的黑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的研究活动活跃起来。到1978年，口述史研究机构增加至500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阔，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史、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等。1994年夏天，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召开口述史学国际大会，吸引了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四百多名学者。这个学会每年都有两千五百多名学者从事口述历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实地调研，并撰写了一些调研报告。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注重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界也有体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传记丛书”，颇受学界好评，这套丛书有《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等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立文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等访谈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杨祥银先生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口述史的网站。此外，近年来还有几本出版的口述史专著值得一提，如：定宜庄著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近些年来，中国口述史学越来越被关注和重视，大概是受几个因素影响的：其一，受文学和社会学利用口述方法取得成就的影响；其二，扩大史料范围的需要，档案文献不再是唯一的史料；其三，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的需要，历史学家对普通人生活兴趣的增长，把普通民众作为历史著作中的主角；其四，现代音响技术尤其是大量的廉价录音机的上市，是以现代电讯技术的发展作为基础，犹如计量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必须借助电子计算机并以它的推广作为其发展基础一样。
口述史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其一，口述史往往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是只使用文字史料作为常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其二，口述史能够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这显然比单一的文字史料要全面得多；其三，推进史料的收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好了铺垫工作。
二、作为方法或学科的口述史
口述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实践和研究。
如果从中国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和古希腊希罗多德撰写历史的时代算起，“口述”最初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来运用的。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口述”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一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的运用。无论是在历史学领域(包括社会史、政治史、婚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家庭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性史、娱乐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领域)，还是在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灾难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学和医学领域都被广泛运用。它基本上是进行资料和数据采集的方法，并以此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作为方法是最容易被理解和认同的，这种认同是多学科之间的共识。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开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界所从事的口述史研究开始力图打破方法的界限，并要从学科的角度来认识和建设“口述史学”，这样就出现了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口述史”。这种口述史的最大特点是“拿来主义”，基本上是把口述内容用文字原汁原味地反映出来，并把它冠名于口述史，这样做似乎也是有道理的。上述我们提到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传记丛书”、定宜庄著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等等，都有这类口述史学的特点。
问题进一步展开，就有学者直接提出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提法是大胆的，对传统史学将产生很大的冲击力。我个人认为：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认真地实践和研究。
把口述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首先要明确这个分支学科的界定和科学含义。它是否要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6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相吻合。一般来说，相吻合比较合适，遵守了国家的规定，具有规范性。按照《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我国现有学科门类12个，一级学科88个，二级学科381个。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含8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我国现有学科门类11个，下设71个二级类，249种专业。历史学下设5个专业，即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学。如果口述史是作为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就要研究它与其他8个二级学科的关系，阐述它自身的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一旦这样做，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其他问题。因为口述史学很难有独特的只有自己研究而其他二级学科不去研究的内容，就是说口述史学研究的历史内容已经被很多二级学科涵盖了。如果口述史作为二级学科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是否可以考虑把它作为一个三级学科来看？而将其作为一个三级学科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所谓三级学科只是一些学人的说法，在严格的学科分类上，并不存在什么三级学科，学人往往愿意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课题说成三级学科，这样的三级学科显然带有太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不科学性。如果把口述史硬性说成是三级学科，还要阐述三级学科的科学界定和三级学科的范畴或种类，这就更加困难，不是我们研究口述史的学人轻易就能完成的。如果把口述史作为历史学本科专业的一个分支学科，就要研究它与其他5个专业的关系，阐述它自身的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这样做同样面临着上述困难。这样看来，如果我们不转换视角，不冲破固有的框架，硬要在原有的学科定位内挤出一块空间，确立一个新的学科，无论如何，难成大功。
学科分类是人为的，是对以往知识范畴和内容的总结和分析；学科分类是人们进一步深入探索新知识的平台和基础，需要一定的稳定性。也正是因为学科分类是人为的，所以学科分类也是有局限性的，它需要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调整。当然，这种修正和调整不是随意的，而是在探索知识的实践中，在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之后，方能水到渠成。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交叉学科的不断形成和新的学科体系的诞生都是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目前紧迫的任务是实践、实践、再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深入认识口述史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并在理论上得到总结和提升，这就可以为史学发展做出自身的重要贡献。从全国的角度看，目前我们应当以“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名义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一个“十一五”的重点科研项目，或向教育部社科司申请一个“十一五”的重点科研项目。然后组织全国的力量来共同从事并完成这一项目。项目的名称可定为“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此项目可以撰写3部专著，分别为《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欧亚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每部著作20万～30万字。或只撰写一部专著，书名为《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本专著分为3编，上编为《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编为《欧亚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下编为《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全书共40万～50万字。通过这项课题，认真梳理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欧亚和中国口述历史各自的发展脉络、主要成就、重要特征、代表人物和著作、经验及问题，等等。这样一个研究成果，既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高校“口述历史”相关课程的教科书，为高校开设口述史学提供方便，并为下一步的学科建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着重讨论的几个问题
为了规范口述史的方法，严肃口述史的研究，在此还要着重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严格区分访谈录和口述史
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要严格区分两者的异同。访谈录是对被访者的一个记录，它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被访者的经历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被访者进行采访。可见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因为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阐述，并对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规律上的揭示。这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而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采访录的确是生动的，口语特点突出，容易理解，形象感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口述历史虽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上述特点，但并不要求必须如此，甚至相反，有时由于思辨和论证的需要以及对深层问题的探究，可能会显得抽象和深长。
2.研究口述史应当有自己的专业领域
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学有所长。这不仅要求史学工作者有自己专长的二级学科专业，而且要求有自己的专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这不是反对一个学者要有广博的学识，而是要求一个学者在科研工作中能真正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个人的生活经历决定他必须专攻一定的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在进行口述史的研究时，也不能漫无边际，不能没有自己的特定领域。要在自己原有的专业领域内划出进行口述史的空间，这样做出来的口述史会有学术的品质，否则我们进行的所谓口述史，大概就是一般的访谈而已，绝不能冠以口述史的名义。因为口述史是史学研究，不通过研究就谈不上史学，自然也谈不上口述史学。所以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研究特长划定自己研究口述史的领地，口述史学不是儿戏，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更不是人人能为的。只有那些有历史专业训练，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素养的学人，才可能胜任从事口述史学的工作，并做出自己的成绩。
3.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不是任何历史领域都能运用口述史方法的。进行口述史需要很多条件，首先要有一定量的口述者存在，要有提供口述资料的基本人群；口述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公诸于世，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从这些条件看，在国内，进行口述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优于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中国现当代史优于中国近代史。当然，如果从更广的含义来理解“口述”，那么民间传说等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口述”，用它可以研究远时段的历史。但无论如何，它比起近现代和现当代的“口述”是不占优势的。若没有民间传说流传下来，也就只好运用其他的资料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了，从这一点看，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另外，口述史对于不同的领域来说，适用度也不同。如社会文化史或“人民史”更适合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英国的口述史就主要应用于社会史领域，特别是农村史、城市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等，都是采用口述史学方法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群体、一个阶层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正因为如此，史学工作者不能轻易、盲目地转向口述史的研究中去。
4.抓紧对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文化史进行口述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六十多年了，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说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目前国史研究的成果是不丰厚的；也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国史研究的领域也不能平衡地发展。在国史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研究社会文化史的条件可能更成熟些，所以应当着力并抓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婚姻家庭、两性伦理、娱乐消费、文艺体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宗教信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这些社会文化史又特别适合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研究，而且进行口述史研究的条件也比较充分。很多口述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记忆犹新，可以弥补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学资料遗留很少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报刊因停刊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困难。所以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对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文化史进行研究很有必要，史学工作者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
关于口述史学，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迷惑和问题。首先是对口述史的认同问题。口述史的合法地位至今还没有得到西方职业历史学家的公认。迟至1981年，英国著名的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在《历史学的性质》中说道：“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在他罗列的史料类型中也没有提及口述史料。在目前的情况下，收集口述证据的必要性以及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其优缺点的讨论，尚未引起史学界更为普遍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交流方式包括文字交流和口述交流两种形式，其中口述资料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之一。其次是回忆的可信度问题。被访者回忆过去的经历以及如何理解和认识其经历，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任何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都是有局限性的。访谈的场所和气氛，访谈者的身份以及他的引导和感染，被访者记忆的误差以及在表达过程中刻意的修饰、夸张和自我拔高，以及回避、掩饰和难言之隐，都在所难免。受后来经历的影响，也可能造成“过去的声音”成了“现在的声音”，等等。最后是采访者理解上的误差问题。采访者的学识、理论水平和判断能力，对采访内容的熟知程度，这些都影响采访者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误差程度。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要通过我们的实践和努力逐步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坚信，中国的口述史学在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领域一定会占有一席之地。
梁景和主编的《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5辑)》内容涉及20世纪下半叶五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女性等基本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对了解当时的婚恋观、家庭观、工作观等社会文化大有裨益，同时，本书也是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的成果，对推进口述史学的发展有一定作用。
运用口述史学的研究成果，了解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婚恋观、家庭观，洞悉当时社会的价值风尚。
梁景和主编的《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5辑)》认真梳理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口述历史各自的发展脉络、主要成就、重要特征、代表人物和著作、经验及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