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悬赏千金招募活捉广武君李左车的人。不久就有人将李左车绑送到韩信帐前。韩信立刻为他松绑，让他面朝东而坐，以老师的礼节对待李左车。问李左车道：“我想向北攻打燕国，向东征伐齐国，该如何做才能成功呢？”李左车推辞说：“我是一个兵败国亡的阶下囚，哪里有资格来谋划大事啊！”韩信道：“我听说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在秦国而秦国称霸；这并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时愚蠢，在秦国时聪明，而是在于国君用不用他，接不接受他的建议。如果成安君陈馀真的采纳了您的计策，像我韩信这样的人早就被俘虏了；只是因为他不接受您的意见，所以我才能够侍奉在您身边向您请教啊。现在我实心实意地听取您的计策，望您不要推辞。”李左车于是说：“如今您渡过西河，俘获魏王，生擒夏说；东下井陉口，用了不到一个早上的时间就打垮了赵军二十万人马，杀了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使农夫们慑于您的声势，无不放下农具停止耕作，只图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品，恭候将军您的号令，这是将军您用兵的长处。然而如今百姓实在劳苦不堪，士兵已疲惫之极，实在是很难再用他们去继续攻伐了。现在您想要调动疲惫困乏的军队停扎在燕国防守坚固的城池下面，结果是想打打不了，要攻又攻不下，军队内情暴露在敌前，威势也就随之减弱，如此时间久了，粮食必将耗尽。且燕国这样弱小的国家都不肯屈服，齐国必定要据守边境逞一时之强。这么一来，燕、齐两国都与汉军对峙，相持不下，刘邦和项羽双方胜负的趋势也难见分晓，这是将军您用兵的短处。善于用兵的人，从不以自己的短处去攻击他人的长处，而是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他人的短处。”韩信说：“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李左车答道：“现在将军最好的办法，不如按兵不动，暂作休整，镇守并安抚赵国的百姓，使方圆百里之内，天天都有人送来牛肉美酒犒劳众将士；将部队向北移动，指向通往燕的道路，然后派遣能言善辩的入拿着一封书信去向燕国炫耀汉军的优势，燕国一定不敢不听从。燕国已经顺服了，再向东威临齐国，如此，纵使有聪明人，也不知道该怎样为齐国出谋划策了。这样，天下大事就可图谋了。用兵之道原本便有先造声势然后再有行动的，我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韩信说：“好。”随即采用李左车的计策，派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听到消息就立即归降了；韩信于是派人向汉王刘邦报告，并请求封张耳为赵王，刘邦应允了。这时楚国屡次派兵渡过黄河袭击赵国，张耳、韩信往来奔波，救援赵国，乘势平定了所经过的赵国的城邑，随即又调兵赶赴增援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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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其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囊括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并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加在一起，共有294卷，其中数隋唐五代的部分所占比重最大。
《资治通鉴》全书约300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人物评价等多个方面。其所取材料除了正史以外，还有不少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周密而完备。和司马光一同编写该书的刘敛、刘恕、范祖禹都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中刘攽负责战国、两汉部分；刘恕负责三国、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隋、唐、五代部分。他们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辨析、选择，然后再交由司马光取舍要点、编辑定度，制成初稿。这样，在保证全书内容的丰富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又让彼此独立的材料系统化。
《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数百种，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但因为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它又并非一部单纯叙述历史事件的书，而是有很强的政治功用。这还要从《资治通鉴》诞生的背景说起。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后开始的战乱局面，再一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然而，北宋的君主、大臣都十分清楚，于内，国家政治积弊甚多；于外，边疆地区又极不稳定。对此，司马光、范祖禹等大臣心急如焚，他们试图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方式，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1066年司马光献给宋英宗一本书——《通志》，即《资治通鉴》的前身。该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讲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七国的兴亡。司马光希望宋英宗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治世启发。
宋英宗对《通志》非常满意，遂命司马光写作《历代君臣事迹》。为此，他特地下诏设置书局，拨出专款，要司马光自选助手，专事编写，并允许司马光阅览皇家图书。司马光大为感动，用了19年的时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将该书编写完成。不过，宋神宗并没有沿用当年英宗所定的书名，而是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为该书定名“资冶通鉴”。
由于这个缘故，《资治通鉴》的选材非常讲究，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即使不抱任何目的地阅读它，人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以善为法，以恶为戒。而其在叙事之后，还有议论，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议论了解司马光所在时代的价值观。这些议论共186篇，司马光所作的占102篇，为“臣光日”。历史学家陈垣认为，司马光“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日’而称‘臣光曰’”。
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在文学史上，《资治通鉴》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宋元之交的史学家胡三省称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评价它：“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自《资治通鉴》后，以编年体为形式的史书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参考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方法考辨史实，选取史料不限于正史实录，注重史据和史事的情理，掀起了一股考辨之风。而南宋的史学家袁枢更是从《资治通鉴》中得到启发，取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创造了新的写史体例——纪事本末。
一部伟大的史书不只可以帮助人们知悉过去，它就像一条深沉舒缓的大河，人们可以临河照影，把它当作了解自己的镜子，也可以以身涉河，如渔夫捕鱼一般，于其中攫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许还会得到自己想都未曾想过的宝藏。而纵览它的奔流之貌，人们还能借它来推求未来。
当然，读完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既需要坚强的毅力，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因此本书精选了其中具代表性的、精彩的篇章，让人们能够以精达全、深入浅出地体悟整部《资治通鉴》的精神。由于在精选的同时，本书完好地保留了《资治通鉴》的通史体例，就确保了整部作品灵魂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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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既是获取知识、充盈思想、陶冶身心的过程，也是一种美妙的精神享受的过程。本书将原文、注释、译文、插图以及图注，有机地结合起来，层次清晰，赏心悦目，将阅读古代经典由一件枯燥耗神的事变成一种愉悦身心的美好体验。
《资治通鉴》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撰的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由宋神宗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亲赐名。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在文学史上，它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全书卷帙浩繁，共294卷，300余万字，记载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史实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博大精深，通古今之变，有“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的美誉，备受历代统治者及文人学士的青睐，视之为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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