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
亲爱的卡罗尔：
正如你的孩子们所记得的那样，我一直感到很孤独。如今你父亲已经不能给我任何忠告、建议和限制，但我还是不得不做这些决定，不管人们对此如何判断，是褒奖还是谴责，是理解还是同情。我曾反复说过，如果在会议上能得到他的批评或勉励反而更好。
我现在说的这段逸事，只跟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有关，特别是当我非常怀念丈夫的陪伴和保护时。去年夏天巴德准备婚事时，我也参与了婚礼筹备计划，突然地，我很想逃离出教堂。
我一点也不害怕健康上的任何意外，产生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我问过诺伯里医生，我是否可以离开。内心里，我觉得在经历四十二年之后，已经到了忍耐一个人孤独做事的极限。我试图找出我的动机，几乎可以认定，被自我压制的、因为八个孩子成长和发展而产生的混乱和紧急状态，在四十二年后，似乎猛增而爆发了。
在婚姻中，无论是健康或疾病，富有或贫困，一个女人坚定而快乐地接受了她的丈夫。尽管考虑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总是忘记考虑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特别是在为了满足每个儿童多样化、个性化需要的时候。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断言，丈夫和妻子将共同行动，却忘了若是剩下一个人独自行走时的凄凉。我内心承认，去年8月，在那种社交场合下，我的反抗被不断增长的孤独感所消融。今晚，不是借口，只是对我这种反抗的解释——当我被自己弄得烦恼不堪时，我就一直不停地写。
你父亲去世的几个小时后，医院的木匠就做好了棺材；裁缝又给它里里外外修整了一番；锡匠给棺材上配上了合适的锡金徽章，安上了金属把手。在美国，所有的筹备工作都会交给专业的服务机构，而在此，均由医院的成员们怀着爱与悲伤操办。许多朋友去山坡上，采集了野丁香和长茎紫罗兰，这些是仅能找到的葬礼用花。在这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有一百多个外国人和许多中国朋友参加。星条旗覆盖在灵柩上，由深爱着他的同仁们的肩膀担着棺材，去往三英里半之外的外国人墓地。
几周之后，芜湖众多的市民决定举办一个纯粹的本土追悼仪式。芜湖是一个内陆城市，有十二万人。商人、士绅、官员、行会、学校和教堂都参加了这一仪式，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和穆斯林的教徒也都来参加了，因为对埃杰顿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
人们腾出了当地的剧院，那是镇上最大的礼堂。所有中方的各家组织都表达了他们对埃杰顿的敬意之情。追悼会持续了几个小时，大厅内悬挂了许多白色的挽联，上面写着对逝者的赞美之词。白色，是中国人表示悼念的颜色。追悼会音乐是由男子学校一个新成立的铜管乐队所演奏的，乐队使用了弦乐器、风琴和打击乐器，这些乐器对那时候的芜湖来说显得极为新鲜。乐队的指挥认真地指导孩子们演奏合适的音乐。他们不时地演奏出美丽而高雅的音乐，他们的新队服也令公众极为羡慕。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男人和女人不能在公共场所同坐一席。礼堂长长的走廊留给了女人们，而男人们占据了整个大厅。
我发现要参与它很不容易。首先是因为它离我们的小山有几英里距离，而且除了骑马之外，步行的速度每小时只有三英里。中国人表示匆忙时常用“马上去”，人们常用这个词语。
由于相隔较远，参加追悼会就意味着要离开我的孩子们几个小时，三个月大的赫伯特正需要我。但是我必须认识到，我和到场的人们一样，是为了表达对埃杰顿毕生工作的敬意，我有义务这样做。我此刻应该打住话题，要提及我们教会的一位成员，我称呼他为X先生。
P11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