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是北宋第三位皇帝，他是一位平庸的人物，更不比他的伯父太祖和父亲太宗了。他的希望是在宝座上度过一些安闲舒适的生活。可是没有经过努力，哪能获得这样的生活呢?正因为他不是一位积极有为的君主，因此他就得准备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第一次打击是从西边来的。现代陕北神木、榆林、横山一带，在唐末时代，由党项族在这里定居。他们的首领拓跋思恭在黄巢起义部队进占长安的时候，和唐王朝勾结，取得唐王朝的欢心，官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夏国公，赐姓李。姓李也好，姓拓跋也好，什么官什么爵都好，实际上他是党项族的首领，在陕北长城线上，树立自己的地盘。这个情形，通过五代，直至宋初，没有太大的变化。北宋时代，传至李继捧，这是一位比较软弱的人物，恰巧遇到宋太宗，多少还有些树立威信的兴趣，通过一些谈判，继捧人朝，献出银、夏、绥、宥四州，西边的情况，表面上是安定了。可是继捧的一位族弟李继迁领导了主张分裂的部下，重新树起独立的旗帜，同时再向契丹请求援兵。契丹看到这是牵制宋王朝的机会，立即册封继迁为夏国王，并且把义成公主许给他。宋太宗看到契丹和继迁结成同盟，随即派继捧到西边发动，赐名赵保忠。保忠已经成为宋王朝的傀儡，在西边还有什么力量可言，还凭什么打倒继迁呢!他向宋王朝保证继迁决心悔过，随时可以交出军权。宋王朝接受这个保证，随即赐继迁名为赵保吉。统治者认为保忠、保吉，西边依然是赵姓的天下。这样恰恰是古人所说的掩目捕雀，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李继捧失败了，最后剩得单枪匹马空手逃回。李继迁不管自己姓李姓赵，是继迁或是保吉，他也不管契丹王朝或是宋王朝，是战是和，是斗争或是投降，总之他抓紧一切可能抓到的机会，终于在长城边上割据银、夏、绥、宥、静五州，恢复祖先的独立状态，并加以巩固。
咸平元年(998)真宗即位，那一年决心承认继迁独立的事实，并授以定难节度使的名义，可是继迁却看清楚了宋王朝的脆弱，准备进行一次狠狠的打击。唐王朝全盛的时代，它的势力一直透过大戈壁，通向西域。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现代的张掖、酒泉、安西、敦煌这一带，久已成为中国文化的走廊。在吐蕃入侵以后，有时连长安都受到敌人的威胁，那一带定居的汉人，在烽火蔓延中，才发现自己是西陲的孤儿，这一切在流传的敦煌曲子里都可以看到。宋王朝来了，他们对于中原重新产生兴趣，宋王朝也曾表不了，一定的好意，然而这都是没有血色的空言。继迁看出这一点，决心向西扩展，拿下灵州(现代的宁夏灵武)，进而截断宋王朝和河西走廊的通道，这样便可以随时鲸吞甘、肃、瓜、沙大量的人民和土地。
战争的号角响了，宋真宗和大臣们商量，假使他们还想得起河西走廊，除了接受李继迁的挑衅，为保卫西陲的人民而作战，还有什么可考虑呢?但是河西走廊太远了，何况中间还隔着凉州，正为吐蕃族潘罗支所盘踞，遮断了汴京的视线。尽管永兴军通判何亮上《安边书》，认为灵州势在必救，放弃灵州以后，西北边境要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大臣们多主张放弃，认为保卫灵州，必须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王朝的力量，去保卫一座不能坚守的孤城，是一种错误的策略。宰相李沆甚至肯定地说：“继迁不死，灵州必不可守，不如把保卫灵州的部队和当地的居民撤回，让关中居民的担子全部放下。”李沆是当时负有人望的大臣，他的这一套放弃灵州的理论使少年的真宗踌躇起来。
梅询中了进士以后，做过一任利丰监判官，一任杭州仁和县县官，这时正以著作佐郎的身份召试中书，直集贤院。他的官位不高，可是他的才能已经得到皇帝的注意。在这一次争论不决时，梅询上书请求联系吐蕃的潘罗支，由潘罗支向李继迁进军，打下夏州以后，把夏州交给潘罗支。在这个策略之下，可以不动一兵一卒，救了灵州，也消灭了李继迁，这是以蛮夷攻蛮夷，对于宋王朝没有丝毫的损失。
当然，这是怯弱，是唆使边境部族相互攻击从中取利的策略。可是这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保卫灵州的观点看，至少总比放弃灵州要高明一些。
真宗犹豫了一下，召见梅询，问起：“那么派谁去和潘罗支联系啊?”
梅询慷慨地说：“只要能够解除战祸，保卫灵州，一个梅询是不值得顾惜的。”
真宗一边派遣援军支援灵州，一边又考虑到历史记录里吐蕃族几次背盟的现实。经过不断的迟疑，援军没有能到达灵州，潘罗支的部族也没有能够发动，而李继迁已经在三月间攻陷灵州，不久后他把灵州改称西平府，建立了他的独立王国。从此以后，西夏的势力向西发展，终于吞没了甘、肃、瓜、沙的广大地区，连带把西北的许多部族，以及汉人在内，完全置于他的统治之下。而宋王朝则因为陕北的威胁暂告解除，重新过一段苟安的日子。真宗甚至懊恨当日没有听李沆的忠告，以致扰乱心里的宁静。两年以后，景德元年(1004)的七月，李沆病重，真宗因为这位年老的宰相垂危了，问起国家大政首先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不进用浮薄喜事之人，这是首先要注意的。”李沆说。
“是哪几个?”
“梅询、曾致亮、李夷庚等都是。”
梅询是曾经获得真宗的赏识的，可是，从这一年起，他在仕途中，不断地遭到风险，始终没有获得重用。
景德元年，宋王朝和契丹的关系又突然紧张起来。宋王朝从开国那年起和契丹始终存在着敌对的状态。太宗以后，真宗咸平二年就曾和契丹发生过冲突。真宗四年、真宗六年，每年都发生过遭遇战。景德元年九月，契丹大举南下的消息传开了。朝廷大臣，有的主张南迁金陵，有的主张西迁成都，逃跑的声浪不断喊出。亏得宰相寇准坚决主张真宗亲征，迎头痛击，才稳定了这个局面。寇准是有他的一番布置的。他把河北的大军围成一个大包围圈，只待契丹深入，准备给他一个全军覆没。他要求皇帝出征，主要在于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振奋全军的士气。十月，真宗大本营的前锋到达澶州，即现代河南省的濮阳境内，不料大战的决定迫在眉睫的时候，真宗的决心动摇了，准备南奔金陵。寇准毅然地说：“陛下到今天，只可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河北数十万大军日夜盼望皇帝北上，看到大驾，士气准得提高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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