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的风云人物,我们因为各种原因而对褚时健投射了很多理想和期望。对于特殊人物,需将之还原,并将之放入大时代背景去看待。他是历经国家政治风云变幻、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成长起来的探路人,身上带有中国传统精耕细作的极致的工匠精神,凡事不做则已,做则极致。无论是“红塔”,还是“楮橙”,无不展现了其过人的商业天赋和其顽强的信念。
《大成若缺褚时健》的作者李林栋自上世纪80年代即多次近距离采访褚时健,对其进行报道,成为褚时健的好友。本书以作者与褚时健数十年交往为着手的基本素材,具有真实性,不同于其他褚时健的图书是从公开发表的二手材料而来,书中披露了很多褚时健创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以及他对家庭、对人生的感悟。
褚时健,曾经的“烟草大王”,如今的“褚橙”创始人,极具传奇色彩。《大成若缺褚时健》作者李林栋与褚时健是相交三十余年的好友,亲眼见证了褚时健艰难创业、经历人生辉煌又坠入低谷,古稀之年二次创业并再创辉煌的传奇人生。作者选取具有代表性及生活化的点滴小事写就了此书,在讲述褚时健坎坷一生的同时,也历述了他的商业探索以及应对之道,用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还原了传奇背后的褚时健。本书意不在评价褚时健的功过和人生,只为客观再现这位老人一生的高潮与低谷、圆满和缺憾。
见证的开端
1987年11月中旬,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在贵阳铝厂召开年会。我当时作为《经济日报》下属《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一名记者参与了此次盛会,并在有限的会期里不但采访了会长沙叶,而且先后采访了当时业已闻名全国的优秀企业家鲁冠球、马胜利(前者的采访文章很快发表于多种报刊,后者的采访文章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发表后,又被《新华文摘》两期连载)等人。没想到的是,会期虽短,会后的“安排”却令人十分惊喜。
据说会后有两条路线进行“疏散”:一条是走长江三峡乘船,一条是到春城昆明乘机,与会者均可二选其一。
作为曾在西双版纳“上山下乡”5年半之久的一名老知青,我当时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当然是“走昆明”!可在自贵阳乘车去昆明的路上我也不能不想:此去“中转”,毕竟时间有限,难道我就是到那里“一日游”之后就走吗?
不行!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应该为那里的企业家们做点事情,这既是我的职责所系,也是我的亲情所由。我应该这样去努力!
心虽有志但考量当时的大环境,我不免担心自己的小小志向无法实现:云南当时有什么出名的企业家吗?没听说过。起码在当时与会的全国优秀企业家中,我没有发现,也许我孤陋寡闻,但确实闻所未闻。
就在这样的苦思无解中,昆明到了。既然特意于此“中转”,组织行动者当然有“精彩的节目”安排,但我已暗自决定“脱离组织”,独自一人去云南省经委“求解”。
在省经委的所在地五华山,我非常顺利地先后见到了省经委企管处的副处长盛大勇和我们《经济日报》驻云南记者站的站长刘瑞麟。其实之前我与他们素未谋面,但事情就是如此机缘巧合,我竟然与他们二人一见如故。特别是瑞麟兄,因为同属一个报社,对我更是亲热有加。
记得他拉我在他那个站址也许还兼自家的小屋吃了一顿饭。席间,自然谈及我此行的目的,瑞麟兄听我口气,便明了我想要为“第二故乡”做点事的心愿。善解人意的他边吃边思索起来,云南有什么企业家值得向我推荐的。
饭饱之时,他忽然说: “我们这儿有个烟厂的厂长,你见不见?”
我说:“什么厂长呀?”
他说: “玉溪卷烟厂厂长,叫褚时健。正在这里开会,快散了。”
我说: “好吧。”
就这样,我放下筷子,出门,步行前往褚时健的开会地点。
一路上,瑞麟兄向我介绍此褚姓厂长的过人之处:1979年,他以51岁的“企业界高龄”入主玉溪卷烟厂,当时,整个玉溪卷烟厂的产量不足30万箱。
在褚厂长带领下,烟厂由连年亏损开始盈利。“褚厂长为了烟厂,敢干!”瑞麟兄极赞此人,在他口中,褚厂长先是大刀阔斧地对厂子进行了改革,后向国家进行了大额贷款,几乎揽下了云南全部的外汇总额2300万美元用于购买设备, “现在,这厂子里的设备几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
我想,得瑞麟兄如此赞誉,并大力为我引荐的这位卷烟厂的厂长必然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看来,我想实现职责兼顾亲情之愿有望了!内心欣喜,愈加想要早些见到这位“企业家豪杰”,脚下不免行路更快了一些。
幸好,前行未几,便在一条小路上碰见了刚散会出来的褚时健。
但褚时健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云南汉子。这样的人,在亚热带的温暖阳光下,我曾见过很多。他们皮肤黝黑,说话直接,朴实得像地上的石头一样。
但褚时健又有不同,他一开口,话虽寻常却又深蕴热情: “走吧,跟我到厂里去看看。”这就是褚时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这不仅开启了我的第一次玉溪卷烟厂之行,而且让我从此见证了“褚时健是怎样炼成的”这卷当代作品的一页又一页……
因此,我不能不时常想起刘瑞麟。不过现在想来又非常奇怪,以昆明或北京为经纬,我们的生命轨迹竟然只交集过那难忘的一瞬。但人生的有些时候,一瞬就是永恒。
后来我注意到,玉溪卷烟厂发展壮大为红塔集团后,无论是瑞麟兄还是盛大勇,还有我另一个朋友——《云南日报》专跑经济口的著名记者缪晓阳,都先后投奔了褚时健,并且都被“老褚”一一安排在了相应的领导岗位上。于此一斑,可见褚时健当时的气场有多么强大,而他识人用人的能力又是多么不同凡响!
当然,后来随着他本人的“折戟沉沙铁未销”,那些追随在他左右的“红塔精英”们,包括刘瑞麟在内,也不能不“山重水复疑无路”——但是,就在2013年11月24日晚,我们当年的一些云南知青相聚于《中国青年报》的青年宾馆,不知是怎么聊起的,其中我的一位老友陈太愚忽然说到“刘瑞麟是我云(南)大(学)的同学”。我急问: “他现在怎么样?”太愚脆脆地答道: “好着哪!”
好人必有好报。好人本应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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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志有其恒终成其卷
面对如此独到又颇具分量的一卷书稿,我不能不发出如下感慨:志有其恒,终成其卷!我想,这表面看来十分寻常却又颇具生命内涵的八个字,不仅适用于其作者李林栋,也同样适用于其主人公褚时健。
先说林栋。我们曾在经济日报社共同操办过《中国企业家》杂志。那时候,作为“领导”和兄长,我就对林栋的热情、眼光、能力和才华颇为看重,记得他曾把那些年采访一些先锋企业家的华彩文章结集出版,名之为《留给八十年代的背影》。那的确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记得由《经济日报》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其前身为“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共同创办的这个《中国企业家》杂志是1985年问世的,次年林栋便从民政部调来杂志社工作了。可以说,林栋不仅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创刊元老之一,而且在那个“企业家”概念刚刚在中国浮现的改革开放之初,林栋所著的那册《留给八十年代的背影》当是同期同类题材中非常罕见的一种“集大成者”。的确,在与林栋长达数十年的交往中,我最为欣赏的还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尤其是中国企业家历史走向的超前眼光,特别是在他后来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环球企业家》杂志这件事上。那是9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要创办一份“经济搭台,文艺唱戏”的刊物,当时已多为作协人士熟知的林栋自然是不二人选。而他主张并确立的这个《环球企业家》刊名至今更是广为人知。《环球企业家》杂志自1993年创刊以来,一直以报道“中国企业家走向世界”和“跨国公司在中国”为己任,自始至终其办刊特色都与《中国企业家》等同类刊物迥然有别。更难能可贵的是,早在1999年,林栋在当时作协和基金会相关领导的支持下,即为“白手起家”的该杂志大胆引进“外援”,从而使杂志获得了飞跃式发展。之后,尽管“合作方”几度变换,职业编辑、记者们更是走马灯一般来去,但作为该刊主要内容的把控者及“法人代表”,林栋均能以“有利杂志发展壮大”为出发点,并以其过人的胸怀与胆识,一步步助推杂志发展。可以说,新世纪以来,林栋曾经供职过的《中国企业家》和其后来担任总编辑的《环球企业家》都是在“改开”办刊方面的佼佼者。这一点早已为历史所证明。
数十年来,我对林栋的欣赏远不止于此。在我的很多朋友当中,林栋是一个非常突出又低调的复合型人才。实际上,自他调离经济日报社以后,我们大多在每年春节前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团拜会”上碰面。仿佛是冥冥中有所期待,又仿佛是友谊之树年年开花,每次“相见欢”时,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往昔他曾对我说过的“临终遗言”: “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只希望我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里埋着一座桥。”林栋此说绝非戏言,我更记得他曾经对我“戏说”道: “我这辈子就在三界里混——新闻界、文学界、企业界。我哪界都是,哪界都不是,最后落在退休界就行了。”这正是林栋最让我欣赏的地方,豁达、洒脱,既卓尔不群又见识超群。
很显然,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卷《大成若缺褚时健》,倘若先从其作者意义上来说,即是一种“林栋的证明”。或进而言之,这不仅是一种“三界中人又非三界中人”所能为者,更是一种“持之以恒,终成一卷”之“普世价值”的证明。林栋几乎用其职业生涯的全部去感受一位主人公的非凡一生,并以其独到的“三界”能力赋予这种“感受”以一个圆满的结局,难能可贵,隽永异常。我不能不表示欣赏,更不能不由衷赞誉!
由此说到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褚时健。这位曾经的中国“烟王”,如今的中国“橙王”,大抵是以其一人之力,竟然打造出两个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名牌:红塔山与褚橙。改革开放数十年,中国面貌日日新。这期间,那些心无旁骛,不以顺喜不以逆悲的企业家们,他们推动着中国经济滚滚向前,值得钦佩,是年轻一辈的榜样!
冯倂,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经济日报》总编辑。现为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西行随笔》《大战略》《大陆桥》《东北行》《中国文艺副刊史》《一带一路:伞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丝路大视野》等作品风行于世,颇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