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战争舞台上，如此同一地域上的万水千山，如此同是征战三个年头，蒋介石与毛泽东共同走过。但是，历史却在这卷史书的封面上写下了不同的定论，这就是：毛泽东凯旋到陕北，蒋介石败战长征路。

叙述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纪录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陈宇著的《血火江山(国共万里长征大较量)》全方位记述国共两党关于“长征”的史实是本书的特色。

陈宇著的《血火江山(国共万里长征大较量)》全方位记述国共两党关于“长征”的史实是本书的特色。长征是我国现代战争史上的一次空前“马拉松”式殊死较量，在这弹雨交织、险关重重的万里长路上步步都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本书立足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大背景下，在充分反映毛泽东等红军将士运筹帷幄和英勇作战的同时，也多视角地展示了另一个军事集团司令部“追剿”的全过程。随着红军征战的步伐，蒋介石带领“谋士”沿长征路坐镇督战，连施“围、堵、截”之计，企图一举歼灭红军。而红军在“死地”、“围地”之上艰难冲杀，顺“天时”而高举抗日旗帜；用“地利”而勇越雪山草地；讲“人和”而内外合纵连横，国民党三百多万重兵最终未能挡住红军十万余将士前进的步伐，在血与火的鼎沸升腾中，一代江山立入画图。

第一章 决战痛失根据地长征踢出头一脚

 1．红军反“围剿”失利，彭德怀痛骂洋顾问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2．蒋介石天文台静观天象

 3．毛泽东文武坝中畅吟“风景这边独好”，为长征突围探路于都河

 4．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南天王”陈济棠密令粤军为红军让道

第二章 湘江水飞血苦战黎平大转兵恨晚

 5．周游北方的蒋介石失算，未料南方红军已远走高飞

 6．粤桂军阀面和心不和，蒋介石得知主力红军突围后慌忙南返

 7．湘江大血战，中央红军折损过半

 8．白崇禧拍“七千俘虏”影片造假；红军黎平大转兵

第三章 毛泽东赤水四渡蒋介石贵阳惊魂

 9．溪口雨夹雪，黔北阴转晴，毛泽东大写遵义

 10．蒋介石悬重金捉朱毛，毛泽东唱赋娄山关

 11．蒋介石入三峡进范庄，谨防毛泽东“五渡赤水”

 12．蒋介石惊守贵阳，国民党军长追入滇

第四章 战火烧会理包座铁索寒雪山草地

 13．历史瞩目大渡河，红军泸定桥铁索上夺取一个时代

 14．中共常委握手抚边镇，国民党空军枉费弹药轰炸两河口

 15．惩抚刘文辉，转战毛儿盖，令人称奇的言说“二万里长征”

 16．国共两党内部同一个月中都闹分裂，红军过草地后激战包座

第五章 山水呼啸两万五伟业奠基大西北

 17．红军合后又分，毛泽东深夜脱险，率队单独北上

 18．徐向前危急关头一言重千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9．毛泽东六盘山握长缨“缚苍龙”，蒋介石紧跟踪由西南飞大西北

 20．彭德怀横刀立马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第六章 三军铁流大会师一代江山入画图

 21．张国焘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南下红军与川军大战百丈关

 22．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

 23．贺龙率部转战鄂、黔、滇、康、川，张国焘撤销“第二中央”

 24．红军大会师，蒋介石仰天慨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1．红军反“围剿”失利，彭德怀痛骂洋顾问李德：

“崽卖爷田心不痛！”

1934年4月，赣南红土地，春的季节中却见不到成片的绿意。

山野间，战火冲天烧。烟尘浮动在半空中，遮天盖日。

大地被炮火犁过，埋下的不是等待秋天收获的粮食，而是带着弹洞的头颅和残肢。

人们有的打着枪，有的抬着伤兵，有的挑着粮食，匆忙地在山道上奔跑。处处都在进行坚壁清野。

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结束。此役，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给尔后红军的反“围剿”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敲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占领广昌城后，继续以重兵沿广昌、石城之线，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

“怎么这仗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越打越窝囊？肯定是总指挥出了大问题！”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败和部队遭受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极为不满。

此时的中共高层军事指挥到底出了什么大问题呢？这事只有追本溯源，从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谈起。

那时的中共最高决策层，说来并不复杂，这是几个月前刚组成的。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由博古主持，他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补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和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设立中央书记处，亦称常务委员会，当时在中央苏区的书记有博古、洛甫(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另外还有在苏联的王明和在川陕苏区的张国焘。

细心的读者由以上的人员名单可能会看出，这里好像缺少了一个红军史上的重要人物，此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但是，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开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却逐渐排除了他对党、红军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在这次党的重要会议上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从这个月开始，毛泽东只能去搞一些调查研究。不久，又以他的“身体差”为理由，安排他到会昌去“养病”。这样，毛泽东就被完全排斥于中央的领导工作之外。

博古主持召开的这次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左”倾冒险主义发展的顶点。在军事指挥上，全会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所属部队再次改称中央红军，直属于中革军委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局部调整，朱德仍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指挥权仍把持在博古、李德的手中。

请注意“李德”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领导人名单中不见其名的李德又是何许人呢？

说来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辛酸事。这个能参加中共高层决策的人物李德既非中共党员，也不是中．国人，他是广昌战役前半年刚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兵，上过前线，并在巴伐利亚参加革命军队。1919年4月，他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1926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人狱，后来越狱秘密逃往苏联。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那里，他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来到中国。他只有在欧洲进行正规战的经验和在苏联得到的训练，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来到中国后，却借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号施令，蒙骗了许多人，至今在一些“史料”中仍把他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其实，据前苏联档案记载，李德是由苏军总部派到中国东北地区做情报工作的，他由于受不了那份苦，才到了上海，后转到中央苏区。

就是这样一个“洋顾问”，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却对他十分依赖和支持，在生活上给了他应有尽有的优惠，在中革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1公里处，给他建了一座独立的房子，因此，“独立房子”也就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博古此时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竟荒唐地把红军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

然而，博古的这位“洋顾问”，由于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也就只能凭教科书中的条条框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来强加推行。李德的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大家对他仍是处处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制订并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李德在“大权在握”后，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建设、作战指挥的一整套方针原则，强制推行一系列错误做法，公然撤销士兵委员会，建立所谓“列宁室”，专搞文娱活动，不允许搞三大民主；在“反对游击主义”的幌子下，把红军三大任务限制在“打仗”一项上；盲目照搬外国经验，把适合于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小师、小团，改为大师、大团，削弱了部队的指挥和灵活机动能力；还打乱红军、地方部队、游击队的三结合体制，取消地方军，把一些地方部队改编为正规红军，又让红军分散活动，这样使得地方没有部队支持，红军主力疲于奔命，战斗消耗无法得到地方部队的补充，战斗力无法得到及时的恢复；在作战问题上大搞瞎指挥，战略上不承认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实行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战役上不承认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却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把所谓“不放弃苏区一寸土”用于作战指导，处处分兵把口，以“堡垒对堡垒”，把红军置于被动挨打地位；战术上不承认歼灭战，一味搞消耗战，把阵地防御中的反冲击当成歼敌的主要手段，错误地夸大所谓“短促突击”的作用。P3-5

统观国共两党或者说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一生中的军事较量，较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有两个阶段，一个就是这跨越三个年头的长征，再一个是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三年解放战争。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在长征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作为“陪战”对手的蒋介石，可说是彻底的失败。

蒋介石在红军长征期间，自始至终指挥了国民党军及其地方军阀和民团对红军的作战。他先后调集了数百万重兵进行围追堵截，除中央军的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外，还有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及马家骑兵等地方军阀部队。随着红军的长征进程，蒋介石带领“谋士”沿长征路另一侧，先后分别坐镇南昌、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地督战，不能不说他竭尽了全力。但是，国民党军300多万的重兵却终未能挡住红军仅有的10万余人。

究其原因，蒋介石的失败，不但失在“斗勇”上，更多的是失在与红军的“斗智”上。这其中除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和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外，若从国民党军方面找原因，问题恰好就出在蒋介石在追堵红军过程中多次提到的“天时、地利、人和”这3个方面。

其一，蒋介石违“天时”而动，注定要失败。“天时”即民心，在当时就是中华全民族的强烈抗日要求。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对中国继占东北后又染指华北。在如此国难当头的严重危机下，蒋介石南京政府竟置国难于不顾，倾全力于“围剿”红军。而红军在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后不久，所打出的旗帜正是北上抗日，这顺应天时，合乎民心，由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曾仰天长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但他还是没有意识到已经输在了违背民心上，仍不抗日，继续组织军队“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和各地的红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仅两个月，张学良、杨虎城就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成了国内局势转变的枢纽。这也正说明了民心所向，“天时”不可违。

其二，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和战术指挥频频失误，坐失“地利”的先机。在红军长征途中，国民党军设置一道道封锁线，蒋介石也似乎达成了所期望的多个合围圈。为此，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多次召集国民党将领，特别讲解《孙子兵法》“地形篇”。他在贵阳的一次讲话中，竟一口气讲了4个多小时，说红军已经陷入“围地”、“死地”，并说：“现在的军事，并不是打力量，比强弱，而完全是打计划，斗智谋。”然而，蒋介石的指挥却是一次接着一次的失策，如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后的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过草地后的袭占包座等战役、战斗就完全出乎蒋介石所料。红军成功地跳出了“围地”、“死地”。就此，国民党军内部曾互相埋怨，上怪天，下怪地，怪罪红军的战术过于灵活，说“共军之行动，狡诈难测”，滇军称之为曲线动作，川军称之为太极图形，黔军称之为磨盘战术，中央军称之为旋风过野。这些都说明原来看似对国民党军有利的地形，却反变为对红军有利。

其三，国民党“追剿军”各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协同作战能力很差，根本谈不上“人和”。蒋介石在追堵红军的同时有一个“连环计”，就是乘机控制两广以及西南等地的地方政权。而各地军阀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和地盘，与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明显产生了矛盾。他们貌合神离，明争暗斗，阳奉阴违，有些地方军阀对红军采取了“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因此，蒋介石纵使有数百万军队，也形同一盘散沙，往往是被红军击破一点，整个包围圈也就被打破了。在当时，国民党军内部就有人俏皮话连天，说：”可惜中枢握兵柄者，钳制川滇各军，不得擅自进退，而直属中央大军，与共军形成对立，亦不出击。于是养成各军畏首畏尾，各守阵门，自保实力，坐观成败，不肯牺牲，使共军得以暂停喘息，从容整顿，流连辗转，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剿共成为虚名，以至于大江大河失其屏障作用，重兵勒马平郊，观兵疆上，坐令朱毛从容逸去。”

长征已经成为历史。后人看到，原来对红军显然不利的“天时、地利、人和”，经雪山草地这个“大魔术箱”一过，转眼间反变为对红军的有利因素。红军长征胜利后，蒋介石及其部属和幕僚连连发出“自感才力不逮”、“有余憾”的哀叹。

国民党湘军总指挥何键反思道：“键当时于役戎行，恭承枢命亲执櫜楗与乎西路追剿诸役。每独居深念，既不能拾遗补缺有所献，替弭变乱于未事之先。复不能如乡先达曾人胡罗诸公，以乡兵平大难，澄清海甸，纾中枢西顾之忧。抚剑叹息，不能不自感其才力之不逮。”

川军将领杨森感叹道：“余率军督剿，曾川北川南野猪岗、菩萨岗、寒饭沟、猛虎岗、芦山、灵关、宝兴、懋功、达维，以及夹金山、折戈坝一带地区，屡予重创，数克要地，终以大局变化，不容偏师竟其功事。后思之有余憾也。”

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剿共军”总司令部顾问胡羽高论说道：“过去10省剿共之成绩，尽于此矣。今后朱毛徐张萧贺徐刘各股，既然合于会宁马营，复窜散于西北各省，则今后之剿共成绩，有无结果，可用古文两语作答案：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胡羽高的这段话，可说是被他言中了，因为经过长征的红军在仅13年后就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战争舞台上，如此同一地域上的万水千山，如此同是征战三个年头，蒋介石与毛泽东共同走过。但是，历史却在这卷史书的封面上写下了不同的定论，这就是：

毛泽东凯旋到陕北，蒋介石败战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