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纳河的大部分河道是在崇山峻岭间的峡谷和悬崖峭壁间的深涧中蜿蜒穿过的。这条河所流经的两岸，只有若干地段才是在较宽的盆地上渐渐变得开阔起来。所以，河流时而在气候温和的一侧、时而又在两侧，形成了适于耕作和居住的平原以及起伏的丘陵地带。维舍格勒城就座落在这样的开阔地上。德里纳河也恰在这里出现了急转弯，随后便从布特科悬崖和乌扎夫尼契山形成的深邃峡谷奔流而下。德里纳河在这里的转弯如此陡急，两侧的山峰如此峻峭，又如此相距咫尺，竟宛若一块完整的巨石，而德里纳河水则像是从阴森的墙壁中间冲溢出来的一般。然而，这些山峰忽然移开去，遂又形成了一处不甚规则的扇形地带，从空中俯瞰，其最宽处也不超过十五公里。
在德里纳河宛若从乌黑险峻山巅上一块完整峭壁中间、以其碧波巨澜泡沫飞溅的磅礴之势汹涌而下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雕琢精美和谐、拥有十卜个大孔的宏伟石桥。从这座大桥的起始处起，绵延起伏着一片扇形盆地和维舍格勒小城及其郊区；一座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里；阡陌、牧场、李园纵横，田间小路、篱笆交错，一片片小树林和一簇簇稀疏的阔叶林满山遍野。所以，若是从远处遥望，从白石桥宽大洞孔中倾泻而下的似乎不仅是德里纳河碧绿的河水，还有那阳光明媚静谧富饶的辽阔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及其上方的南部天空。
小城的中心，连同市场、摊档都位于河流右岸紧靠大桥的地方，部分在平原，部分在小丘上。大桥的另一端，即沿河流左岸，绵延着马卢希诺平原，还有分布在通往萨拉热窝公路两侧的郊区。因此，大桥不但把萨拉热窝公路的两端连接，而且也把小城和它的郊区通通衔接了起来。
其实，所谓“衔接”，就如同说——太阳早晨升起，以便人们能够看见自己周围的世界，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而晚间落下则是为了人们能够睡眠，能够在日间劳作之后得以休息——一样恰如其分。因为像这座大石桥这般无比精美的重要建筑物，即使在一些十分富庶繁华的城市也并不多见。（过去曾有人说：“奥斯曼帝国总共只有两座这样的建筑物。”）这座大桥是德里纳河整个中上游流域常年不断唯一可靠的通道，也是连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再经由塞尔维亚进而连接土耳其帝国其他地区直至伊斯坦布尔的这条大道必不可少的纽带。不过，像小城及其郊区这一类位于交通枢纽和重要大桥两岸的居民点，历来都注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所以，这里也同样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桥两侧渐渐盖起了一幢幢房舍，居民点随之日益增多起来。小城依赖大桥生存，也依赖大桥成长壮大，好像依赖它自己生机勃勃的根一样。
（为了认清并充分了解小城的面貌及其与大桥之间关系的性质，必须知道城里还另有一条河，也还另有一座桥，就是尔扎夫河和河上的木桥。在小城边上，尔扎夫河汇人德里纳河，所以，小城中心，连同它的主要部分都在这一大一小两条河汇流处的沙质尖楔地带，而分散的郊区则位于两条河流的岸畔，即德里纳河的左岸和尔扎夫河的右岸。这是个水上小城。不过，虽说还有另一条河流和另一座木桥，“在桥上”这几个字绝不是指尔扎夫河木桥说的，它是一座并不美观又无历史故事的简陋木桥，除了供居民和他们的牲畜过河之外，并无其他用途，所以“在桥上”永远专指德里纳河大桥而言。）
大桥长约二百五十步左右，桥宽则接近十步上下，在桥的中段由于车道两侧建有两个完全相似的平台，使大桥这一部分的宽度足足增加了一倍。这就是大桥被称作“城门”的那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在上端展宽了的中央桥墩两侧另外加筑了一道边缘。因此，在中央桥墩的车道两侧便各自构成了一座平台。它勇敢、豪迈、端庄对称地伸向咆哮的碧波深水上空。平台各长约五步，宽度也大致相同，而且像整座大桥一样，也修筑了石头栏杆，但有所不同的是，它是敞着的，没有盖顶。从市内方向走来的右侧平台称作“沙发”，它有两层台阶，周围设有座位，而栏杆便成了“沙发”的靠背，台阶、座位和栏杆一律是浅色石头，仿佛浇铸而成。“沙发”对面的左侧平台构造也相似，不过没装座位，是空着的。在平台中央砌了一堵比人还高的墙壁，墙壁上镶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碑，碑上秀美地镌刻着土耳其塔里赫碑文。塔里赫是一种表年体诗，共分十三节。它记载着建桥人的姓名和大桥建成的年代。墙脚下有个小喷泉流淌，这涓涓细流从石龙嘴里流淌而出。这座平台上常有个卖咖啡的老板，他携带着自己的咖啡壶、杯子、常年不熄的火炉和一个到对面平台给顾客端送咖啡的伙计。“城门”就是这副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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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决定授予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他在本国被公认为是一位有卓越地位的小说家。而近年来，随着他的作品被愈来愈多地翻译出版，在国外，他也拥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他在一八九二年出生于一个移居波斯尼亚的手工匠人家庭。在他的童年时代，波斯尼亚还是奥地利统治下的一个省份。
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大学生时，他就已投身于民族革命运动，并受到迫害，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时还曾被投入监狱。然而，他仍辗转就读于好几所大学，最终在格拉茨大学获得了学位。他在南斯拉夫外交部门工作了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担任南斯拉夫驻柏林大使。就在他回到贝尔格莱德几个小时以后，这座城市便遭到了德国飞机的轰炸。在德国占领南斯拉夫期间，安德里奇被迫隐居不出。他不仅活了下来，还写了三部出色的长篇小说。它们通常被称为“波斯尼亚三部曲”，其实它们除了以伊斯兰教的新月和基督教的十字架为象征的共同历史背景以外，并无其他的共同之处。在震耳欲聋的炮火轰鸣声和当时似乎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民族灾难的阴影笼罩下，能够创作出这些作品，确实是一件格外令人震惊的文学成就。这三部曲小说直到1945年才得以出版。
这三部以小说形式出现的编年史，尤其是其中那部杰作《德里纳河上的桥》（1945），均已达到了史诗式的完美程度，但在达到这种成熟境界以前，安德里奇还曾经历过一个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抒情诗人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力求表达年轻心灵中不可调和的悲观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狱中度过的那些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曾经在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找到过最大的安慰。后来，通过禁欲主义的严格的自我磨炼，他发现了回到他所谓的“永恒存在于潜意识中的神圣遗产”的道路，从此开始采用客观的史诗形式进行创作，从而使自己成了那些祖传经验的阐释者，正是这些经验，使一个民族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
《德里纳河上的桥》讲述的是十六世纪中叶土耳其大丞相穆罕默德帕夏在波斯尼亚的维舍格勒市郊建造起来的那座著名的大桥的英雄故事。这座桥牢固地耸立在十一根白色石块砌成的拱形桥墩上，桥身雕饰华美，桥中央竖立着一方高高的石墙。它是那个时代的显赫声威的骄傲见证，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直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炸毁为止。那位大丞相当初建造这座桥，是想使它成为一座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沟通东方和西方的通道。他曾经想让一支支军队和商队从这座桥跨过德里纳河。尽管历史风云变幻无常，这座桥对于几代人来说却象征着恒久不变和连绵不绝。这座桥变成了在世界上这个奇怪的角落里所发生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安德里奇的地方编年史在奔腾澎湃的德里纳河水的陪衬下，声势变得更加宏大了。而到了最后，世界历史上英勇而又残忍的一幕戏，正是在这里演出的。 他的第二部作品《特拉夫尼克纪事》的故事发生于拿破仑战争时期。我们目睹了在一个土耳其大臣曾经驻节过的衰败的旧式城市里，奥地利领事和法国领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活动。我们被卷入了一系列造成悲剧命运的事件中心。在特拉夫尼克的陋巷里摊贩们中间酝酿着的不满情绪；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农民们的反抗活动；在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进行的宗教战争。这一切便创造了一种气氛，它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紧张状态以后，将要为萨拉热窝的一声霹雳震得粉碎。安德里奇的才能再一次地表现在他的广阔视野以及他对复杂主题的熟练驾驭之中。
第三部小说《萨拉热窝女人》（1945）和前两部有所不同。它从病理学和走火入魔的角度对贪婪进行了完全是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它讲述了一个萨拉热窝商人的独生女儿的故事。她破了产的父亲临死前告诉她要毫不留情地保卫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财富才是逃脱残酷现实的唯一手段。虽说这部小说在人物刻画上极为成功，但是安德里奇却因为受到小说主题的限制，而未能充分发挥他出类拔萃的叙事才能。不过，他的叙事才能却在一部至少值得一提的中篇小说《罪恶的牢狱》（1954）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它的故事发生在一座伊斯坦布尔监狱中。这部小说既有东方故事那祥多姿多彩的风格，又具有使人信服的写实主义手法。
总的说来，安德里奇使现代心理的洞察力与《一千零一夜》的宿命观点结合在一起。他对人类怀有强烈的关怀同情，但却从不回避恐怖和暴力，对于他来说，它们恰好最为明显地证明了邪恶确实存在于世界上。作为一位作家，他掌握着一整套独创的主题，它们只属于他一个人。可以说，是他翻开了世界编年史上人们所不知道的一页，他从巴尔干的奴隶们深受苦难的灵魂深处，向我们的良心发出了呼吁。
在他的一部中篇小说里，一位年轻的医生叙述二十年代他在波斯尼亚的体会时说：“假如你有一天晚上在萨拉热窝彻夜失眠，你就能学会分辨萨拉热窝夜晚的各种声音。天主教大教堂的钟声坚定而洪亮地敲响了两点。漫长的一分钟过去了；然后你听见了东正教教堂的钟，稍稍低弱，但却尖声尖气地，也敲响了两点。然后是贝格清真寺的钟，略为刺耳一点，远远地敲响了，它敲响了十一下，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土耳其时间的十一点钟，那是在那些遥远地区按他们奇特的时间计算法算出来的。犹太人没有报时的钟声，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那里究竟是几点钟。只有上帝才知道西班牙塞法迪犹太人和北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日历上写的是什么数目。所以，哪怕是在深夜，当人们全都进入梦乡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是相互隔绝的。就在人们计算着即将终结的夜晚的时刻时，它就被隔绝开来了。”
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夜晚的气氛，或许也为我们理解在安德里奇作品里占统治地位的主要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由于他对历史和哲学所进行的钻研，就必然导致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敌对力量和冲突的打击和苦难之中，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是由什么样的力量铸造出来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个人的精神状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用一种直抒胸臆的、深思熟虑而又反复审察过的宁静心态，来探讨这种敌对和冲突的。他对所有这一切，始终是用一种理性的而又充满深刻的人性的态度来加以考察的。归根结底，这就是他全部作品的中心主题。它从巴尔干人民那里，把一项斯多葛学派的信息带给了全世界。这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体验。
亲爱的先生，在颁发给你的奖状上写着，诺贝尔文学奖金之所似颁发给你，是因为“你以史诗般的气魄从你的祖国的历史中找到了主题并且描绘了人类的命运”。瑞典学院十分满意地推崇你为至今尚未出现过获奖人的一个语言地区的当之无愧的代表。我们谨向你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并请你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取奖金。
《德里纳河上的桥》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南斯拉夫文学大师伊沃·安德里奇代表作“波斯尼亚三部曲”之一。
这部表现形式新颖别致的小说，仅用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就概括了一个国家四百五十年的历史。它既准确地描述了几个世纪以来维舍格勒城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也细致地勾画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生活场景，成功塑造了几十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
德里纳河上的桥即是安德里奇的构思焦点，几乎成了小说主人公的化身。它在地理上连接着东方和西方，在时间上联结着过去和现在。“桥”，它更像人民苦难的目击者，好似反映波斯尼亚历史的万花简或多棱镜，叙述着有关波斯尼亚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庄严史诗。
《德里纳河上的桥》是巴尔干地区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史诗巨作“波斯尼亚三部曲”之一，讲述的是十六世纪中叶由土耳其大丞相穆罕默德巴夏在波斯尼亚建造起来的德里纳河大桥的英雄故事。
这部小说涉及的历史事件治繁，描写的人物众多，但井没有给读者留下支离破碎、东拼西凑的印象，相反，读过之后却觉得作品前后浑然一体，互为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