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豆瓣逾百万粉丝,腾讯《大家》超人气作者张佳玮倾情翻译D.H.劳伦斯最著名、争议最大的小说——20世纪经典名著《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一个“将可观的才华虚掷于色情小说之上”的家伙,被同时代的人称为“最伟大、最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写的一个“与自家先生性生活不和谐的贵族夫人,跟一位质朴粗豪的下人偷情”的故事。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因其性描写长期遭禁,它在美国的出版历程,被誉为“一场性运动革命”。解禁后,成为20世纪经典名著,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畅销至今。
张佳玮首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全新的视角、语言和审美,打造适合当下阅读的全新译本,致敬30年前饶述一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开启《查》在中国的新阅读时代!
D.H.劳伦斯著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讲述:面对半身不遂、对性爱不屑一顾的丈夫,敏感热情的查特莱夫人感到迷惘而不满。形而上的虚假爱情并非她想要,她想追求的是真诚、身心相契的感情。日日生活在庄园中,终于,查特莱夫人遇见了守林人梅勒斯,就此展开一段禁忌的、阶级不对称的不伦之恋……
第一章
我们的时代根本悲惨不堪,所以我们拒绝伤惨度日。大灾难席卷而过,我们处身废墟中,开始建起些微小的栖居地,培育些微小的新希望。这工作颇为艰难:当下并无通向未来的坦途;但是我们迂回前进,翻越障碍。我们得活下去,无论多少人的世界已经天塌地陷。
多多少少,这便是康斯坦斯·查特莱的处境了。战争摧毁了她的生活。于是她意识到,人真得活到老学到老。
1917年她嫁给了克利福德·查特莱,就趁着他回英国的一个月假期。他们共度了一个月的蜜月,克利福德回到一战的弗兰德斯前线,六个月后,再被支离破碎地运返回英国来:康斯坦斯,他的妻子,时年23岁,而他29岁。
他对生命的执着堪称奇迹。他没有死,支离破碎的身体还看似复原了。整整两年时间,他命悬医生之手,后来被宣布痊愈了,活过来了。只是腰部以下的半身,就此瘫痪。
1920年,克利福德和康斯坦斯回到他的世代老家拉格比去。他的父亲已经过世,克利福德袭了爵位,成了克利福德男爵,康斯坦斯成了查特莱男爵夫人。他们回归到颇为凄凉的查特莱老家,执掌门户,过起了婚后生活,收入不太充裕。克利福德有个姐姐,然而已经搬出去了,此外并无熟络的亲友。他的长兄在一战中阵亡。克利福德自己永世残疾了,也确知已不可能再有孩子,回到烟雾沉沉的中部地区的家里来,也就是尽尽人事,维系查特莱家的香火。
他并不因此颓废。他可以坐在轮椅里,推着自己行走,他还有个装了发动机的自动轮椅,可以载着自己,慢慢地绕过花园,到他引以为豪但又假装不在乎的猎园中去:那美丽又凄清的猎园。
受过那么多罪后,那些苦痛某种程度上似乎都离他而去了。他还是带着好奇、活泼、愉快,差不多可说是快活的神情,红润的脸孔看上去还健康,灰蓝的眼睛撩人而闪亮。他的肩膀宽而结实,双手有力。他衣着奢华,戴着邦德街买来的帅气领带。然而,从他的脸上,你依然看得见一点儿残疾者的呆滞与空虚。
他曾经如此生死一线,所以劫后所余的残生,对他异常珍贵。他眼神中的焦虑光芒,流露出他死里逃生的自豪。但他伤得过于严重,体内有些什么已经死灭了,有些感情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有麻木的空白。
他的妻子康斯坦斯,健壮,仿佛乡下姑娘,褐色软发,身体结实,举止缓慢,精力旺盛非凡。她有一对大大的、好奇的眼睛,声音温柔,像是刚离开乡村。
其实压根儿不是。她的父亲老马尔科姆·里德爵士,曾是著名的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她的母亲在拉斐尔前派流行的岁月,曾是个有教养的费边社社员。身处艺术家与有文化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康斯坦斯和她的姐姐希尔达,受了可称为美育的非传统的教育。她们被父母带去巴黎、罗马与佛罗伦萨,呼吸艺术的空气;她们也被带去过海牙、柏林,参加社会主义的大会,听演讲人使用每种文明语言,面无愧色。
如此这般,姐妹俩度过了一段饱含艺术与理想政治的童年。那是她俩生活的天然氛围。她们既国际化又不失乡土本色,这种乡土气的国际化艺术气质,与纯粹的社会理想并行不悖。
康斯坦斯15岁时,姐妹俩被送去德国德累斯顿,学习音乐等科目。她们在那里过得挺愉快。她们自由地在学生中间生活,她们和男人们争论着哲学、社会学和艺术问题。巾帼不让须眉,甚至因为是女孩子,所以更显出色。她们徜徉林间,与背着吉他的健美青年为伴,弦乐鸣动。她们歌唱,她们自由。自由!伟大的词汇!她们在旷野,在清晨的森林,与精力充沛、歌喉卓绝的年轻男伴,为所欲为,以及最重要的:畅所欲言。谈话是最重要的,尤其那令人动情的言谈交流;爱情,不过是件次要的陪衬品。
希尔达和康斯坦斯都在18岁时初尝爱情。那些青年们与她们热情交谈、为她们欢悦歌唱、与她们在林中自由野宿后,自然都想更进一步。她们踌躇过,但是她们畅谈过了男欢女爱的问题,这事显得如此要紧,况且,男生们又如此谦卑与恳切。那么,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就不能享受女王待遇,慷慨地赐点儿恩惠呢?
于是她们将自己赐出去了,赐给平时各自辩论问题最通透、最亲密的男人。辩论探讨很是风雅,恋爱和性交则只是一种原始的本能,事后还多少让人失望。事后,姑娘们对伴侣的爱情冷淡了,简直有点憎恨他们,仿佛男人侵犯了她们的秘密和内心自由。当然了,一个女孩所有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都在于获得绝对、完美、纯粹、高贵的自由。若一个少女的生活不能摆脱老式的、污秽的两性关系,不能摆脱可耻的从属状态,还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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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2日,大卫·赫伯特·理查兹·劳伦斯(David Herbert Richards Lawrence)以44岁的年龄逝世时,英国公众相信他是个“将可观的才华虚掷于色情小说之上”的家伙。不登台面,略嫌可惜。
然而当时的大散文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却在他逝世27天后的信里,如此说道:“他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最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剑桥的评论家弗兰克·雷蒙德·里弗斯则说他的小说代表“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
这种奇妙的冲突,恰好足以概括大卫·赫伯特·理查兹·劳伦斯——即D. H. 劳伦斯——的文学人生。
1885年,D. H. 劳伦斯生在诺丁汉一个矿工家庭,母亲莉迪亚是个女工,此前当过老师。父母关系并不算好,一如他的成长环境:噪音、幽暗、肮脏、机械、英格兰的群山、森林与荒野。
他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煤矿工人的孩子一样贫穷,抬眼只能看见莽荡荒原。他的父亲像土地一样贫瘠而血气旺盛,他那做教师的母亲得不时承当丈夫的求欢之请,然后一个接一个生孩子,让家庭越来越贫穷……D. H. 劳伦斯是家里第四个孩子:对一个穷家庭来说未免多了点。
D. H. 劳伦斯是个浪漫主义者,这很奇妙:他开始写作,去雨果彩笔大绘《巴黎圣母院》已有八十年,离勃朗特姐妹们满怀自然主义情感、叙述英国庄园与不屈女性形象也已有半个世纪。
1910年他25岁,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小说《白孔雀》,同年他母亲逝世。有传说他亲手将安眠药递给母亲,以成全那可怜妇女的安乐死。此后,这个女人一直活在他的小说里。《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到处可见他母亲的痕迹。他那部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儿子与情人》中,莫雷尔夫人的死去成为主角人生的转折点,这不妨视为劳伦斯的自况。
1911年,劳伦斯着手写他第二部小说《侵入者》,小说题材来自劳伦斯的朋友海伦·科克,描述她与一个已婚男人惨烈的爱情故事。这是他对婚外情题材感兴趣的开始。
1912年3月,劳伦斯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大他六岁的弗里达·维克利。弗里达本是劳伦斯的现代英语教授恩斯特·维克利的妻子,她与劳伦斯私奔逃去德国。1914年,弗里达得以与丈夫离婚,1914年7月13日,弗里达与劳伦斯正式结婚。
1916―1917年,劳伦斯写作《恋爱中的女人》时——这部小说和《虹》出版时都曾遭禁——他与一位叫威廉·霍金的农民感情好得过分。弗里达相信他俩发展出了同性性爱。与此同时,一战期间,反战的劳伦斯被当局刁难。这一点令他对一战留下了彻底的糟糕记忆。
进入20世纪20年代,劳伦斯身体多病。他常居意大利,多次回英国旅行都不太快乐。1928年,他出版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他最后一本大部头小说。小说最初在佛罗伦萨杜丽印刷,1960年才得以在英国公开发行——那是劳伦斯逝世三十年后的事了。至于此前此后,被禁被删改引发的轩然大波,足够另外写一本比小说更长的论述。仅仅在美国,《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便被誉为“一场性运动革命”。
但那是1930年过世的劳伦斯,所无法料及的。
不难发现,劳伦斯人生中的许多印记,都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闪现:煤矿家庭;温婉有学识的母亲;拐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女人私奔;等候离婚;结婚……《儿子与情人》也许自传体色彩更浓郁,但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投注了劳伦斯自己的神魂血气,谅来相去不远。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若要一言以蔽之,并不难:年轻的康妮因为贵族丈夫克利福德瘫痪阳痿,于是与丈夫的猎场看守成了情人,同居,图谋提出离婚。
仅此而已。
但这就是小说的妙处了:一句故事梗概,并不能带出小说的全貌。
许多读者,是冲着“禁书”字样来的。著名的性爱场景,奔放的肉欲,偷情的妻子——听起来很刺激。这大概也是同时代英国人的观感。
但劳伦斯的野心,不止于此。
小说的大量篇幅,集中在风景。这是浪漫主义小说家们的爱好。在劳伦斯这里,风景有了情绪,有了愤怒。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相信民族、血统、神秘主义、悬崖、古堡、山庄、雷雨、家族故裔、海盗。而康妮与两腿瘫痪、家资巨富的先生一起经过萧索的平原,目之所及,不是流水或草坪,而是煤矿。小说前六章的宴会、煤矿和小小的偷情故事,无非在暗示:工业时代的机械叮当声,正在屠灭自然、感官与欲望。
小说虽是全知视角,但主视角,基本在康妮。一个细节:小说里的奥利弗·梅洛斯,基本以“他”或“猎场看守”的字样出现。故我们不妨说,这是一个康妮苏醒自立的过程——从肉欲,到精神,逐渐醒转。在男欢女爱之中,她找到了久已被机械文明压制的自己。
似乎生怕读者不明白,劳伦斯周而复始地,借着猎场看守之口,布道般地强调这一点。一战的阴影,机械文明吞噬英格兰大地的噪音,被煤矿生活异化得仿佛鬼魅的普通人,都是他要攻击的对象。终于在漫长的对决后,瘫痪后满脑子利益的克利福德与质朴的猎场看守,机械文明与自然主义,精神至上与狂野肉欲,康妮选择了后者。
但还不止于此。
在小说中,康妮觉醒的肉欲,带有一种母性的、土地的色彩。一个斯文的女人,投入一个带有浓重口音的、“粗野的”猎场看守的怀抱,而且发现了生活的激情和乐趣。他带着恋慕的调子,描写康妮的动人形象:母性的温柔,对世界略带懵懂,在山林天风的呼啸中,找回自己的血气与灵魂。爱情是辉煌的,而爱的尽头是性。用性与爱将情绪蒸熏而起,进入他所擅长的抒情节奏。
——我们不妨理解为,这是他怀念母亲的方式。带着绝望,但生机勃勃。
劳伦斯对现代文明,有一种断然的决绝。他笔下的工业时代和煤矿,代表着他粗野的父亲,以及令大地变得丑陋又现实的文明。所以康妮与克利福德的对抗,可以理解为英国传统自然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对抗,也是劳伦斯自己强调的:人类内心本能与机械文明的对抗。
所以某种程度上,小说真正的主角,是被机械文明开拓到荒芜粗野的英国大地。劳伦斯钟爱这片大地,钟爱女性的本真的温柔。因为对抗强烈,所以他笔下决绝。劳伦斯小说中的人或事,美妙中总伴随残缺。出版本书三年前的1925年,他如是说:
“一个人写作是因为他无法忍住不写作……他觉得他内里有些必须说的东西,比他以往所说的更好;如果你有才华而不与世界分享,那是绝对的错误。”
一般评论家都认为,劳伦斯有许多缺点:长篇小说的结构经常紊乱,对内心描绘孜孜不倦到几乎忘我,进入抒情节奏后一发不可收拾。但你很难不被他的情绪所感染:“我不需要上天和天命的怜悯,我从骨子里是一个斗士。”
他是燃烧自己的天才,喷薄的热情胜于叙述的理智;天生的诗人,所以小说的语感奇妙得绚丽又柔美;世界忙于描绘文明与社会时,他却返回内心的世界。他不是编年史家的陈述者,而是创造者。他从来拒绝妥协,令人意外地鲁直,态度与小说一样激情而突兀。
他著名的《凤凰》这样写:
你是否乐于被遗忘、被擦除、被取消、消失无踪?
你是否乐于消失无踪?
湮没无闻?
如果不,你将永远无法真正改变。
凤凰恢复青春,
只有当她燃烧,活活燃烧,直至烧尽,
然后,鸟巢里新的小家伙带来微的生机,
显示着,她正恢复青春,如同鹰——那永生的鸟。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就是他作为凤凰,最华丽的一次自我燃烧。暴雨,森林,肉欲不灭的火焰。这股热情会灼伤一些人,却令另一些人热血沸腾。这就是大卫·赫伯特·理查兹·劳伦斯,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所谓“我们这一代最伟大、最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 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以及一个普通的劳伦斯爱好者,本书是我第一次试图翻译英文长篇小说——我都不好意思称之为译作。2015年秋天到2016年春天的翻译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我感受到了作为译者的绝望与惶恐:翻译能表达意思,而如劳伦斯这样诗意盎然的小说家,其或磅礴,或微妙的音韵,着实难以一一照搬。
半个世纪前,查良铮(穆旦)先生,曾与丁英一先生辩论翻译。查先生如是说:
“有时逐字‘准确’地翻译的结果并不准确。……译诗不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风格表现出来……要紧的,是把原诗的主要实质传达出来。……为了保留主要的东西,在细节上就可以自由些。这里要求大胆。……译者不是八哥儿;好的译诗中,应该是既看得见原诗人的风格,也看得出译者的特点。”
傅雷先生也抱持过类似的意思:“理想的翻译,应当是想象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将此书再写一遍。”
所以翻译一道,实在没有止境。音韵与节奏既无法翻译,译者只能追求无限接近,却无法彻底还原。与原文珠联璧合、意韵皆衬的翻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对原作者越是崇敬,翻译时的惶惑感愈重。
所以本书若有可取之处,都是劳伦斯先生的功劳。若有糟糕的地方,应该全是我的责任吧。
2017年1月7日,于巴黎
我总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一件事情,就是把性关系描写得健康宝贵,而不是羞耻丢人。这部小说是我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我觉得,它像裸体本身一样美丽,一样温柔,一样脆弱。
人们要反对只管反对,我却要表白这部小说是一本纯正的、健全的、我们今日需要的书。有些字眼,起初是令人震惊的,过了一会儿便毫不可惊了。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地给习惯所腐化了呢?
——D.H.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