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在兵变中，之所以省泪省血，顺利登上帝位，得益于他手握重兵以及谋略周全。但他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稳定局势，实现皇权平稳交接，却是因为后周王朝原行政班底的屈从和配合，尤其是后周宰相范质，他是最关键的人物，没有他，宋太祖上台必费不少周折。而范质宽厚的性格和廉洁的品质，更是被传为美谈。
在历史的画廊中，范质风度翩翩，是个帅哥。不过，他既有君子的风度，也有书生的软弱，宽容而不果敢，仁慈而不决绝，一句话：心太软。范质一生，五朝为官、两朝为相，一路风风雨雨，他总是本着慈让之心，宽厚之怀，容易感动，颇为顺从。
后汉时，他是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刘知远父子昏聩，郭威起兵夺天下，他躲避战乱，藏匿民间。后来被郭威找到，当时天正下大雪，郭威脱下身上的袍子给他披上，他一感动就归顺了郭威，成了后周的宰相；“陈桥兵变”后，赵匡胤从陈桥回到京城，立马就赶到范质上班的地方，一见到他就痛哭流涕，边哭边向他诉说将帅们威逼利诱、迫使自己“黄袍加身’’的种种无奈，范质心一软，就率王溥、魏仁浦等同事向赵匡胤行了君臣之礼。
其实，当时最有资格与赵匡胤叫板的就是范质，因为他是顾命大臣、第一宰相，地位比赵匡胤高，朝中文武几乎都看他的眼色行事。尽管他不齿于赵匡胤谋权篡位的行径，但还是宽容了、顺从了。他一顺从，攻克朝中其他反对派便势如破竹，赵匡胤得以不损一枪一炮而夺取皇位。
有时候宽容是要付出代价的，良心的自责就是一种。
宋初，虽然宋太祖赵匡胤仍然任命范质为宰相、首辅，但范质丝毫也没有欣慰之感。人家沐恩新朝，欢天喜地，他却郁郁寡欢，一直忍受着良知的问责与道义的鞭笞。士大夫最看重的是什么?名节也!周世宗柴荣临终前将妻儿老小全托付给他，把他作为唯一可以依靠的顾命大臣，希望他辅佐少帝、照顾皇族，他却在关键的时刻置自己的誓言于不顾，因为赵匡胤几滴虚假的眼泪而丢弃责任与道义，卑躬屈膝，俯首称臣，甚至没作一丝一毫的抗争。这种有悖纲常、伦理、道德的行为，同僚会怎么看?坊间会怎么说?后世会怎么评?也许，他的忍让，是不希望宫廷流血、同僚互戮，不希望柴氏孤儿寡母成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但千理由、万理由，在他作为精神皈依的孔孟之道里，毕竟牺牲事小，失节事大啊!有人因失节而一辈子人前抬不起头、人后直不起腰，他范质以君子自勉，却因为自己的所谓宽容、所谓忍辱负重，而牺牲了人格与道义。
相对于五代末宋朝初的宰相冯道与赵普，范质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心感受和心路历程。相对于“长乐老”冯道那沾沾自喜的小人嘴脸，范质脸皮没那么厚。有自知之明：相对于为赵匡胤出主意、想办法、策划兵变谋反的赵普。范质与后周皇室关系过密，与宋太祖之间隔了一层肚皮，在服务过程中难免投鼠忌器、顾虑颇多。因此，他处理起事务来，不像冯道那般精明老到、游刃有余，也不像赵普那样雷厉风行、肆无忌惮。甚至他的宽容，也始终笼罩着一层软弱和悲凉的色彩。
不过，自责也好，愧疚也好，并没有影响他以节俭规范自己，以廉洁要求自己。范质在宋初任首辅多年，始终廉洁自律，简朴到了极致。他从来不收受下级的馈赠，得到的俸禄与皇帝的赏赐。也大都送给了孤遗贫弱。他死后，家里一贫如洗；他平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所谓“食不异品”，穿的也是粗布衣服，严于律己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成人之美，推荐后进，把吕余庆、赵普等部下推荐到了更加重要的岗位；他谦虚谨慎，埋头著作，撰写《范鲁公集》《五代通录》百余卷；临终前，他还反复告诫儿子，自己死后不得向朝廷请封谥号，不得刻墓碑，这在历代宰相中绝无仅有。
P4-5
历览前贤与国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个王朝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治清明，一个王朝的窳坏衰落必然有贪墨腐败，政治清明国家会走上兴盛之路，贪墨腐败国家会走上消亡之途。它们像是天平的两端，一波一动，国运坎坷；一病一愈，民族多舛；一起一落，改朝换代。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汉、唐、宋、明、清五大王朝，其实每朝皆是一部健康与顽疾的斗争史。
——作家、编剧 赵家三郎
贪腐，似乎是封建王朝顽强的慢性病，再伟大的帝国也无可避免。即便一个朝代开国再清廉、再圣明，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性病总会由内生发，终弥漫全身。《帝国的慢性病》丛书带我们依次阅览汉、唐、宋、明、清五大王朝由清廉走向贪腐、由健康走向沉疴的过程，既是五部历史的卷宗，更是五份典型的病历。这五份典型病历连起来解读便是一份综合病理报告，血淋淋地切开了历史的病灶，让我们直面皮囊之下病变的全过程。当然，除了病魔带给我们的惊悚，更多的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捍卫高尚和正义而留给我们的感动。
——《汉朝那些事儿》系列畅销书作者 飘雪楼主
贪腐，一个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幽灵。它似乎时而让我们重病缠身，时而又离我们远去，但稍有理智的人都清楚：它从未消失，就算被历史上最著名的反腐斗士拒之千里之外，也只会在不远的阴暗处，静静地舔舐着伤口，耐心等待下一次进攻机会。只待人们稍微放松警惕，这个恶魔就会步步逼近，当人们再次发现它时，它早已侵入肌体，而且比上一次更深更狠地插入社会的血肉深处。没错，这就是人类社会最顽固的慢性病。尽管有清廉这副良方与之针锋相对，但结果往往也只能取得一时的胜算，笑到最后的始终是病魔，再伟大的帝国也无法逃脱这个宿命。更令人揪心的是：病发之时谁都可见，甚至谁都在努力救治，但似乎就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引以为豪的伟大帝国一步步病入膏肓。张释之、魏徵、包拯、夏言、于成龙，一个一个英勇的反腐斗士，不计自身荣辱安危，勇敢地向贪腐这个病魔发起猛攻，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然而当我们冷眼观史，却发现出手救治的一方往往热血沸腾，舍生忘死，病魔却只需要慢条斯理，好整以暇，如同品尝精心烤制的牛排一般优雅地啃噬着帝国肌体。或许清廉能够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感人胜利，但最终帝国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腐化堕落，直至灭亡。
贪腐，这是封建社会的通病，有一些小朝廷建立伊始便重病缠身，但也有一些“优秀”的朝代似乎在刚建立时还算清廉，只是无法避免在长期的运行中逐渐病入膏盲。这是封建社会制度缺陷所不可避免的产物，企图让封建王朝彻底去除这个先天慢性病是和长生不老、百病不生～样不理智的妄想。然而，就像不治之症更需要深入研究一样，我们现在回顾历朝历代与贪腐这个病魔做斗争的历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细细观察一个伟大帝国从健康逐渐走向腐化的这个过程，尤为重要。贪腐这个通病在每个时代都有其共通的特征和机理，但毕竟每个时代又有每个时代的个性，尤其是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政权机制不同，贪腐和清廉的斗争形式也表现得不尽相同。我们选取了汉、唐、宋、明、清这五个主流王朝，分别研究他们斗贪治腐的故事，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中华帝国的社会形态和政权机制的发展脉络，让我们对本国的重要历史，尤其是史书上往往不愿深谈的阴暗面能够有更清醒的认识，直面本民族的一些痼疾和弱点，指导我们趋利避害，及时救治，走向更加健康的未来。
黄如一
2016年12月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经济的繁华，文化的厚重，世所共睹。然而，繁华不见得不藏污，厚重不见得不纳垢，宋朝前后三百余年，既有太祖、仁宗这样大度仁厚之君，也有徽宗、高宗这种贪婪昏庸之君，既有包拯、赵抃这样的廉洁之士，也有蔡京、贾似道这种大奸臣，套用张爱玲的话可以如此去评价：“宋朝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你想翻开这一幅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吗？
《大宋美袍上的虱子/帝国的慢性病》由晏建怀著。
有宋一代，虽以武人开国，却以文治著称。即令皇帝至尊，大臣擅权，然“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高悬，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不但成就了一个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也留下了不少有料而有趣的故事。譬如宋太祖赵匡胤不“斩草除根”，赵普三登相位，陈抟老祖大起底，身为文盲的党进当上了“首都卫戍司令”，才子张洎的另一面孔……这些在本书中都娓娓道来。《大宋美袍上的虱子/帝国的慢性病》作者晏建怀熟谙宋代正史野史，所述既于史有据，又行文流畅，时而令人发笑，时而令人击节，可读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