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家，我屋里的女人叫彩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她爹是吹糖人的，成天摇着个拨浪鼓在杭州城里转来转去，每天所接触的都是市井上的孩子、女人、老太太。彩云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挺好的，每天我快要到家的时候，她总是站在门口等着我，一遍又一遍地望啊望，看见我回来了，她就放心了，脸上红一会儿，接过我手里的刀立到一边，在我洗脸洗手的时候，她已经把饭端上来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说话，我告诉她街上发生的事，告状的坐在城门口，每经过一顶轿，都要站起来向旁边的人打听一下。彩云身上的粗布衣裳常常会让我感到愧疚，我总在想，看见别的女人身穿绫罗绸缎，彩云肯定也想，怎么能不想呢?别说她这么年轻，就是那些比她年长好多的女人也还都在想呢。我对彩云说：“彩云，对不起。”彩云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成天看守城门，让你吃不好，穿不好，将来有一天，我要是能当上西门的提督，你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彩云听了我的话，看着我，只是笑。“真要是能有那么一天，那就好了。”她说。“你当吧，我盼着你当，算命的说我三十岁以后有好运呢。”啊，彩云这话犹如一道白光，噗的一声劈开了黑暗，照亮了我眼前的路。从那以后，再带着刀往城门口走的时候，站在城门口值日的时候，换班后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想的事情和以前就不一样了，虽然从外表看上去我还和原来完全一样，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已经不一样了，心里想的，眼里看的，手里做的，好多东西都开始变了，东一声西一声地响着，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成长着，没有人知道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多大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一种清水般的日子，也让和我一起值日的黄世充十分的羡慕，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回去，都不会有人在门口等着他，望着他，对于他来说，早回去晚回去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回去不回去也是一样的，回去了是一个人，不回去还是一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没有。而我要是不回去，彩云就会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要是回去了，我们一下就成了两个人，这和黄世充是完全不一样的，黄世充是一只，我和彩云是一双，这就是我们的区别。有时候我看着黄世充，我想他羡慕我是对的，要是换一下，假如黄世充过着的是那样的一种日子，我是黄世充，我也会心生羡慕的，这个世界上，有谁不想好呢?看见别人有出处，有归宿，成双结队，如鱼似水，怎么会不觉得好呢。所以，照眼前的情形来看，我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了。一个守城门的小兵，还要怎么样呢?杭州的知府大人，总兵大人，浙江的巡抚大人，很难说他们就一定活得比我好，他们的麻烦，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可是后来，我没有想到，这样的日子竟然不知不觉地越来越少了，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再后来，就完全没有了。黄世充也很快就不再羡慕我了，平日里，神情言语之间，倒像是处处都在可怜我，用一种我不太能够明白不大能看得懂的眼神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疑疑惑惑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没有人告诉我，每天就只能把那种如同刚刚拱出来的草芽般的疑惑带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别看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并不轻松，比直接在身上背一个包袱或口袋更让人难受，吃力。当我回家的时候，再也看不见彩云站在家门口等我了，再想起以前的那些情景时，竟觉得像是一个梦一样，一醒过来，颜色褪尽，荒芜一片。不等就不等吧，我想，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一个哪能天天站在门口等另一个呢，那是多么的胡闹，多么的孩子气!而过日子是不能有孩子气的，更不能胡闹。彩云不再在门口等我，有什么不对吗?没有。我想，不对的应该是我，是我不对，我没有弄清楚过日子的含义，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过，自以为明白，实际上却什么都不懂，只是在装模作样地瞎混。是的，就是这样。我回到家里，看见彩云一个人坐着，也没有做饭，还有的时候是面朝墙躺着，一动不动，像是在那里躺了有几百年了。问她，她也不说，扳她的肩膀，她也不动。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努力地说一些笑话，搜寻一些街市上的觉得好笑的事情，想让她高兴，但很快就发现，不知是那些事情本身不好笑，还是彩云根本就不想笑，无论说多少，她都没有笑过，反倒是说笑话的人本身变得有些好笑和可怜。我没办法了。我拿着刀从家里出来，往城门口走的时候，一路上我都在想，彩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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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将面对，难以回避。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也同样如此。这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转移。综观世界各国，在这种转化的进程中，都有了不同的选择，并表现出各异的特色。但总的来说，还是目前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的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转化有诸多原因，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农耕文明的不发达，以及突出的个人奋斗精神、重利思想、实用主义等有极大的关系。而目前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在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就中国而言，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文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达到了最为繁荣的境界。现在的发达国家在转型早期的生存压力等表现得并不明显，从而一种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逐渐固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原生性动力并不强大。从某种意义来看，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种人类最美好的发展境界，那就是，依靠劳动来创造财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剩余的时间来体验人生的乐趣等等。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要靠外部的强力推动。就是说，因为先发国家对财富、权力、欲望的强烈追求，在吸纳丁东方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之后，骤然表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状态。其商业首先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依靠对海外市场的分割，使过去形成的传统的世界市场在大航海时代变得更加活跃。同时，工业技术得到了快速的进步。人类的新发明成几何级数增长。新技术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物质生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一种能够服务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管理系统逐渐建立，并在血与火之中不断完善。在这样的变革转型中，东方古老的中国受到了西方先发国家的强烈冲击。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新发的工业文明之间出现了严重了错位，并引发了控制、占有与反控制、反占有的残酷斗争。中国从农耕文明的辉煌顶峰跌落，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反思自身文明存在的问题。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不自觉地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筚路蓝缕、奉献牺牲，前赴后继、求索奋斗，就是要重新找到国家独立、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实现民族的复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的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为这样一个艰难而宏伟的目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中国的文学，同样没有疏离民族的历史追求，甚至在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承担了开启民智、传播思想、激发斗志、重塑文明的历史重任。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充满了探索的转型进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自己最大的智慧与韧性。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基本形成了主权统一、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形态，并以超人的勇气与奋斗精神、惊人的创造力与发展速度迈向现代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转化进程中，中国虽然经历了失败、屈辱、挫折，但终于创造了他人所没有的成就。而我们的文学，正是这一历史的亲历者、推动者、表现者。就山西文学来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方阵，当然也是这一历史的组成部分。其努力与贡献非常突出。
首先是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大众化，为现代汉语从知识阶层走向普通民众，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从“器”到“道”的转变。所谓“器”，就是中国人在最初以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器物先进，因而倡导“洋务运动”，开办现代工厂，引进西方设施，等等。这些努力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来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事实很快证明，仅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之后发生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推翻清王朝，建立立宪政权，仿效欧美三权分立及选举制度等等。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制度变革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反而使中国成了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进行批判；一方面引进国外的思想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新文化运动成为当时风生水起的社会思潮。从今天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许多过激之言。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就会感到这些批判背后所表露的急切心情及历史合理性。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中国人使用了数千年的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从文化发展传承的角度来说，以文言文为代表的中国书面语言具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明意义。可以说，文言文的简洁、精炼、典雅，以及其表情达意的丰富性，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以企及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文言文也具有非常严重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首先是缺乏精确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追求整体感、人文感、艺术感，中国的语言缺少对事物的准确表述。这种特点虽然具有非常强烈的人文色彩，以及超越了具体现象的整体感，但是与现代工业技术发展中对事物精确性表达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语言的背后体等等。不同于“山药蛋派”风格的作品开始大量出现。首先是题材选择表现得更加多样，其次是表现手法更加多样，再次是创作观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山西文学终于形成了从一元走向多样的创作态势。那些坚持以农村为主要创作题材的作家们也积极地吸纳了其他的表现手法，使农村生活的表现领域大大拓展。另一方面，山西也出现了典型的所谓“现代派”小说。心理结构、借鉴侦探小说手法的“悬念”结构、无情节结构、意象结构、寓言式结构等等次第登场，宏大叙事与个人化叙事并存一体。这些作品有的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山西作家对文学自身进步的积极探索。 从某种角度来看，山西文学似乎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变迁史。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广为关注的小说创作之中，同时也更加丰富地表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如诗歌、散文、戏剧，以及逐渐从散文文体中独立出来的报告文学及传记文学之中。当我们追寻这种变迁的历史时，不能割断由山西而表现出来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从远古以来，这一文明代代相传，承续不绝，其中涌现出众多的仁人贤士。作为个人，他们有自己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成长条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似乎勾勒出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脉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价值选择，以及思维模式。对他们进行研究，并用传记的方式表现出来，使今天的人们了解并感受他们所具有的闪光的人文价值，不仅对今天的改革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重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将首先使我们看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影响力，进而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立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在这些如星光一般闪烁的先人身上，我们将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价值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承续山西文学的精神品格，创作出新的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而对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那些曾经做出突出贡献的英杰才俊进行文学式的描述，也将是我们传承民族精神的一种努力。因此，组织编辑出版山西文学“双百工程”，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这一“工程”包含两个序列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百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已经发表出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现当代小说。通过集中编辑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回顾审视山西文学某一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另一部分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其目的是推动山西长篇小说的不断繁荣。把它们列入这一工程，即是对文学发展的新推动，也可以延续已有的成果，使人们看到山西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及更加生动的面貌。二是“百部山西历史文化名人传记”。 山西的报告文学近些年来表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不仅参与创作的作家比较多，出现的作品比较多，而且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其中一些作家应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山西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对中华文化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英杰先贤。以传记的方式把这些先人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贡献表现出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寻中华文化的精神、操守、品格，并使我们从先人的风采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楷模和动力，激励我们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所以，这也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责任。相信通过这一努力，既将促进山西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责任，重塑我们的文化形象，展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与智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
吕新著的《阮郎归/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讲述的是一个横跨古今千年的故事，主要是以“四叔”与“我”两个死去的魂灵在阴间相遇，各自叙述过往，其间塑造了不同年代、不同性别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叙述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江南的盐商、城门的侍卫、修建皇陵的铁匠、交欢时死去的高僧、弑君的臣子、奇异家族短命的孩童……还看到了苏小姐（萧红）与鲁迅的交往片段……到了叔侄两个这一辈，一个是乡村干部，一个是潦倒的大学教授，无论是乡村干部间的权力争斗，还是学术界的黑幕，结果仍然是殊途同归……
吕新著的《阮郎归/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不是第一部以词牌名命名的小说，但是它却是第一部将现实与虚幻完美结合的作品。小说中两个等待轮回的孤魂，或历史典故，或野史传说，被作者巧妙的转换、融合，人物心理入微，一气呵成，读来身临其境，回味绵长。本作品故事简单好读，但也引人掩卷深思，关于生与死，透悟着生命的本质，与佐野洋子的畅销绘本《活了一百万次的猫》一样，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