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庄园》亦译作《动物农场》、《动物农庄》，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个重要作品。它是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描述了一场“动物主义”革命的酝酿、兴起和最终畸变。

本书自出版以后引起很大反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还被改编，以其他艺术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乔治·奥威尔著的这本《动物农庄》讲述了：

马诺尔农庄一只名叫老梅杰的猪在提出了“人类剥削动物，动物须革命”的理论之后死去。几个月后，农庄里掀起了一场由猪领导的革命，原来的剥削者——主人琼斯先生被赶走，动物们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尝到了革命果实的甘美。马诺尔农庄被更名为“动物农庄”，还制定了七戒，然而不久，两只领头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的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猪们逐渐侵占了其他动物的劳动成果，成为新的特权阶级，“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被修正为“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们又恢复到从前的悲惨状况。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导读

到了夏末，动物农庄发生的事已经传遍了半个郡。雪球和拿破仑每天都派出成群的鸽子，他们的任务就是和邻里农庄的动物混在一起，告诉他们反抗的事，教他们唱《英国动物》的调子。

这个时候，琼斯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惠灵顿红狮子酒吧里，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向人抱怨他所遭受的天大的冤屈，说他被一群无赖动物赶出了自己的农庄。其他农夫大体上都表示同情，但一开始并没帮他什么忙。每个人心里都暗自打着小算盘，盘算着能否把琼斯的不幸通过什么方式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事。幸运的是，和动物农庄紧邻的那两个农场主关系一直不好。其中一个叫做狸林农庄，是个很大的、疏于打理的旧式农庄，林地生长过度，所有的牧场都放牧过度，树篱的样子也有失体面。它的主人，皮尔金顿先生，是个随和的绅士型农夫，根据季节不同，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钓鱼和打猎上。另一个农庄叫狭地农庄，规模更小，但经营得比较好。它的主人是弗雷德里克先生，是个强硬精明之人，不断有官司缠身，还因为极善讨价还价而出名。这两个人互相厌恶，很难让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哪怕是捍卫他们自身的利益也不行。

然而，他们两人都被动物农庄的反抗吓得屁滚尿流，急于不让自己的动物了解太多反抗的事。起先，他们假装对动物自己管理农庄的做法不屑一顾，对此加以嘲笑和蔑视。只要两个星期，这一切就都会结束。他们宣称，马诺尔农庄的动物（他们坚持叫它马诺尔农庄，无法忍受“动物农庄”这个名称）会一直互相干架，而且很快就会饿死。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动物们并没有饿死，弗雷德里克和皮尔金顿便改变了论调，开始谈论动物农庄里现在盛行的可怕恶行。传说那里的动物在同类相食，用烧红的马掌互相折磨，而且共同享用雌性动物。这是违反自然法则的，弗雷德里克和皮尔金顿说。

然而，从来就没有人完全相信这些话。但话却传了开来，说出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农庄。话是怎么传开来的，人们不太清楚。传来传去，还有点变了味。在这个农庄，人被赶走了，动物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那一整年，反抗之波在乡间此起彼伏。总是很温顺的公牛突然变得凶猛无比。绵羊撞倒了树篱，吞食了苜蓿。奶牛踢翻了奶桶。篱笆也拦不住猎犬，另一边的骑马人被扑倒了。最重要的是，《英国动物》这首歌的调子甚至是歌词在各地流传，速度快得令人咋舌。人们一开始假装认为这只是很荒唐可笑的事，但听到这首歌，终于怒不可遏了。他们说，他们弄不明白，怎么连动物也能唱出这种不靠谱的垃圾歌来。唱这首歌时被抓住的动物，当场会被鞭打一顿。但这首歌的流传却压不下来。乌鸦在树篱上唱，鸽子在榆树上咕咕唱，它甚至溶进了铁匠铺的嘈杂声中，进入教堂钟声的音调里。人类听到这首歌，背地里浑身发抖，从中听出了自己未来的厄运。  十月初，玉米收割了，垒成了垛，有些已经脱粒。这时，一群鸽子从天而降，激动万分地停栖在动物农庄的院子里。琼斯和他的工人，还有几个从狸林农庄和狭地农庄来的人，进了钉有五根木条的栅栏门，从通往农庄的小路上走了过来。他们手里都拿着棍子，只有琼斯手里端着的是枪。显然他们是想拼搏一番，夺回农庄。

动物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一切准备就绪。雪球在庄主房里找到了一本旧书，是讲凯撒大帝的战役的，他已经做过研究。由他负责反击部署。他很快下了命令，几分钟后，每只动物都各就各位了。

P22-23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象，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一月

本书的中心思想一九三七年就构思出来了，但是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正式成书。写作的时候就明显感到，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困难重重，尤其是在四家出版社都拒绝出版此书的情况下(虽然现在市面上陷入了书荒，只要看着还像本书的样子，就能“卖出去”)。这四家出版社中只有一家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有两家多年来一直出版反俄书籍，剩下的那家不带有任何明显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有一家出版商开始是接受这本书的，但是在做了前期安排后，他决定咨询一下信息部，似乎信息部警告过他，或者至少强烈建议过他不要出版此书。以下是从他的信函中摘录的内容：

“我提到过曾经与信息部的一名要员讨论对《动物农庄》的反馈。就目前而言，出版这本书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如果这个寓言大体上是针对独裁者和独裁统治的，那么出版就没有问题。可是在我看来。这个寓言完全是以苏俄的历史进程及他们的两个独裁者为蓝本的，影射的只能是俄罗斯，而不可能是别的独裁国家。顺道一提的是：在这则寓言故事中，如果能让别的动物，而不是猪，来当动物阶级里的老大的话，相比之下，就会不那么伤人。我觉得选择猪作为统治阶级，无疑会冒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比较敏感的人，毫无疑问，俄罗斯人就是如此。”

做这样的改动，究竟是某位先生自己的点子，还是由信息部提出来的，目前尚不确定，不过，这样说似乎带着点儿政客的口吻。

这不是个好征兆。显然，一个政府部门竟然有权利审查非官方赞助的书籍，这确实让人不快（安全审查除外，在战争时期没有人会反对）。但此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构成的主要危险，并不是来自信息部或任何官方团体的直接干预。如果出版商和编辑竭力坚持不出版涉及特定主题的书籍，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制裁，而是害怕公众舆论。在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懦弱、胆小，是作家、记者要面对的最糟糕的敌人，在我看来这个不值得探讨。

任何一个公正的、做过记者的人都会承认，在战争期间，官方的审查制度还没有那么烦人。我们还没有收到极权“协调”的约束，不过，即便认为有这种约束，也是合情合理的。出版社的苦衷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总的来说，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算不错，极能容忍少数人的观点。在英国，文学作品的审查基本上是自发性的，这很糟糕。

人们不需要有官方的禁令，就可以压制不受欢迎的观点，掩盖不合时宜的事实。久居异国的人都会知道的爆炸性新闻——根据英国的国情，它不会出现在英国报纸的头版头条，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府的干涉，而是因为大家普遍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约定，认为这种事报道了也“毫无用处”。看看现今日报的情况，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了。英国的出版机构高度集权控制，大部分出版社都为富人所有，这些有钱人对一些至关重要的话题加以欺瞒，个中总是有原因的。不过，在书籍、期刊，以及戏剧、电影和广播等方面，同样也有隐而不露的审查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正统观念，认为所有思想正常的人势必都会接受这些观念。对这些事的报导不存在禁忌，但“不太得体”，就像维多利亚王朝中期在女士面前提及裤子一样“不太得体”。任何挑战主流正统观念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立即会受到压制，速度快得惊人。无论是通俗报纸或格调高雅的期刊，人们从来不会认真聆听那些过时的观点。

现如今，主流的正统观念要求不加批判地崇拜苏俄。人人都知道，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这么做。任何对苏联政权的严厉批判，对事实的揭露，苏联政府都宁愿隐瞒起来，都是不宜刊印的。全国上下都在吹捧我们的同盟国，奇怪的是，这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真正的包容。因为虽然不允许你批评苏联政府，至少你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批评我们自己。几乎没有人会发表攻击斯大林的言论，但是任何时候在书籍和期刊中攻击丘吉尔还是相当安全的。在五年的战争中，我们有两三年是为了国家的存亡而战，在这期间，有无数宣扬和平妥协的书籍、小册子、文章毫无干预地顺利出版了。另外，这些出版物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对。只要不涉及苏联的威望，就能很好地维护言论自由。我现在应当提及其他一些禁忌话题，但是，对于苏联的主流态度向来都是极其严苛的。这似乎是自发的反应，而非施压群体的行为所致。

……

反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观点，我非常熟悉，这些观点声称其不会存在，声称其不应该这样。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些观点没法说服我，因为我们四百多年的文明是建立在与其相反的观点之上的。过去十年来，我相信现存的俄罗斯政权是邪恶的，我有权这么说，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和苏联是同盟，在这场战争中，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打赢。如果让我选一些话来支撑我自己，我会选择弥尔顿曾经说过的话：根据古代民主既定的规则。

“古代”这个词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是坚定的传统，离开这个传统，西方文明的特色很难留存。而我们很多的知识分子却偏离了这个传统。他们接受了这个原则，一本书的出版受到赞扬或批评，不是因为其自身的价值，而是根据其政治上是否合宜。实际上，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们的胆小懦弱就表明他们同意这一点。比如，许多呼声极高的英国不抵抗主义者未能大声疾呼，反对人们对于俄国军事主义的普遍崇拜。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暴力都是罪恶的，他们敦促我们在战争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要投降，或者至少作出和平的妥协。但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表明红军开展的战争也是罪恶的？显然，俄罗斯人有权保卫自己，但我们这么做就是极大的罪恶。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解释这种矛盾：我们想要追随，可是大部分知识分子胆子又很小，他们的爱国主义针对的是苏联，而不是英国。我知道，英国的知识分子有千千万万个理由为他们的胆怯、欺骗开脱，我记得他们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但是，至少要让我们保卫自由、反抗法西斯，别再说无谓的话。如果自由意味着所有的一切，自由就是有权告诉人们他们不想听到的内容。普通人依旧糊里糊涂地同意这个教义，按照这个教义行事。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都这样，在如今的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国就并非如此，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正是那些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士害怕民主，正是那些知识分子玷污了英才，我写这篇序言就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实。

（董明志译 吴建国校）

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农庄》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

——夏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