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军著的《诸子的生活世界》是一本哲学书，叙述的是“诸子百家”时期的哲学思想。以典故为题材，行文以趣谈的方式展开，是一本通俗的哲学读物。选取了晚周诸子时期一共十八个典故，其中既有比较常见的典故，如“坐怀不乱”“庄周梦蝶”“相敬如宾”之类，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是由作者找到并命名的，如“邓析安人”“戎夷叹道”“墨子执鬼”之类。十八个典故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专题性质，分别与哲学、财富、技术和义利等主题相关，每两个典故形成一个专题，共八个典故；下篇构成某种系统性，从自我问题出发，经父子、夫妇、朋友三伦，延展到家国、人禽、人鬼及人与命运，是由近及远的推扩关系，亦有八个典故。

曾海军著的《诸子的生活世界》通过晚周时期的十八个典故，展示诸子的生活世界当中，那充满睿智与高洁、温情与正直、卓越与不朽，同时也不乏机辩与巧饰的真实经历。这里既有历史的叙事，又有文学的意趣，还有哲学的深度。阅读典故，品味思想，丰富人生。

一则典故，就是一个世界。

上篇

 曳尾涂中

 邓析安人

 知鱼之乐

 晏子为齐相

 坐怀不乱

 胸有机心

 墨子论巧

 戎夷叹道

 止楚攻宋

下篇

 庄周梦蝶

 窃负而逃

 相敬如宾

 高山流水

 鲍焦立枯

 君子远庖厨

 墨子执鬼

 鼓盆而歌

 孔子之贤

三

庄子以神龟之喻，只是表征出了“文”与“质”之间两种极端的对峙关系，人怎么可能就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取舍呢？人不但要充满生机地活着，还要活得够体面、活得有尊严，这种体面或尊严，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通过文饰来体现。鱼儿游在水里是自由自在，可人要是不小心掉水里，那就成落汤鸡了，那种斯文扫地或狼狈不堪，不是谁都可以在庄子的教导下，依靠内心的强大来克服的。只有回家换上干净的衣裳，穿戴得整整齐齐的，才可能重拾斯文，唤回一种体面。“文”离不开“质”不消细说，“质”同样离不开“文”。试想一下，即便像毛嫱、西施这样的天下美女，如果让她们口里咬只死老鼠，身上披张刺猬皮，手上还缠条死蛇什么的，不管说成什么样的行为艺术，我们平常人见着那还不得恶心死了。恰当的、有分寸的文饰，不但不会伤害人的质朴，更有助于滋养人的品质，文质之间根本不需要对立着来说。要么是活着的卑污，要么是死后的光鲜，庄子故意制造出这两难选择。他倒是超群绝伦，坦然地选择了前者，却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感到很难堪，似乎不跟着他活在泥水中，就成了舍不得荣华富贵的势利小人。如果我们既拒绝神龟死后的光鲜，亦不接受活在泥水中的挣扎，就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这是庄子使的障眼法，我们不能上了他的当，只需将这个比方稍微调整一下，变成“要么蓬头垢面地笑，要么富丽堂皇地哭”，就会发现在这之间还有很多种生活的可能性。我们坚决抵制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的论调，但并不意味着就活得那么不堪。至少可以讲究穿戴整齐、衣着整洁什么的，一定不会降低人品。肯定还是应该以“文质相称”为追求目标，而不是在“有文无质”与“有质无文”之间做选择。

按理说，庄子作为思想高手，对于要兼顾文质、文质相称什么的，想必也超不出他的视野，可他为何要置之不理，一定要坚持“存质去文”呢？这是由于，庄子压根儿就不信任人的文饰。当我们看到文饰所具有的价值时，庄子完全不以为然。在他的法眼中，我们看到的文饰的“好”，不过是短暂的、靠不住的。我们才说一个略施粉黛，庄子就看到了浓妆艳抹；才说一个穿戴整齐，他就看到了装腔作势。既然任何文饰都阻挡不了陷入文过饰非的反面，庄子的应对之策就是：为了防范这种流弊而彻底弃绝文饰。庄子身处晚周衰世，文弊积重难返，其激烈反对文饰的主张脱不开这一时代背景。但这种釜底抽薪的手法是有问题的，不但没有给“文”留下任何机会，还更加伤害到了“质”。庄子是高人，即便活在泥水中挣扎，也能保持内心的高洁。要是换了普通的百姓，也能指望仅仅依靠强大的内心就能守住质朴之性？也许对于庄子而言，由于出现了衣冠禽兽，就干脆弃绝衣冠。但对于我们普通百姓而言，要是连衣冠都没了，就很可能禽兽不如。虽说文饰极易陷人流弊，但更主要还是成就了“质”的积极作用。文质之间相互不可缺失，正是“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的关系。虽说恰当把握文质之间的分寸是件高难度的事，尤其两者之间“文质彬彬”的状态，更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但成就人之为人的历程，注定得在这两者之间来把握，弃绝任何一方，都背离了成人之义。

P9-12

读者眼前的这本《诸子的生活世界》，其实是一本哲学书，叙述的是“诸子百家”时期的哲学思想。与通常的哲学研究著作或哲学史教材不一样，我撰写的这本小册子以典故为题材，行文以趣谈的方式展开，是一本通俗的哲学读物。当然，这算不上很稀奇，典故趣谈的形式也不是没有过。我并不是在依靠通俗来吸引眼球，而恰恰是想提醒读者，这本具有通俗形式的小册子，毕竟是一本哲学书。何况通俗也是因人而异的，不管我如何力求生动活泼，也不能保障所有读者都能获得愉悦的阅读体验。甚至恰恰相反，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依旧追求立场上的一贯性，亦不忌讳价值上的鲜明性，而鲜明的价值立场容易招致现代人的不适。因此，准确说来，这是一本虽通俗却具有鲜明价值立场的哲学书，敬请留意。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选取了晚周诸子时期一共十八个典故，其中既有比较常见的典故，如“坐怀不乱”“庄周梦蝶”“相敬如宾”之类，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是由我找到并命名的，如“邓析安人”“戎夷叹道”“墨子执鬼”之类。典故不一定力求新颖，但解读确保原创；在行文上力求通俗易懂，但一定不在学术的严谨性上打折扣。十八个典故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专题性质，分别与哲学、财富、技术和义利等主题相关，每两个典故形成一个专题，共八个典故；下篇构成某种系统性，从自我问题出发，经父子、夫妇、朋友三伦，延展到家国、人禽、人鬼及人与命运，是由近及远的推扩关系，亦有八个典故。又，上篇的第一个典故与下篇的最后一个典故形成照应，分别作为全书的开头和结尾。十八个典故之间前后衔接，并非随意安排，但每个典故又保持着相互独立，不影响分别阅读。

讲哲学有很多种可能的方式，第一个典故“曳尾涂中”以文质关系为主题，是由于我打算从人文素质这个角度来讲哲学。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高素质的人，但很多人都觉得身边的人素质太低。这就说明。光有提高素质的愿望是不够的。我撰写的典故趣谈着眼于人文素质的提高，虽不可能立竿见影，却也为有心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借“曳尾涂中”这一典故讲明“有文无质”固然糟糕，而“存质去文”也会很有问题，只有孔子所言“文质彬彬”，才能表达出人文素质的完整意思。第一组典故“邓析安人”和“知鱼之乐”，与“哲学”这一主题相关，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了讲明哲学上的情与理这一对关系。我们对哲学的印象，通常都是与观念范畴和逻辑推理相关，但实际上，名家的邓析虽然表现出优秀的分析能力，却显得毫无社会责任感，这未必就是哲学的，至少不是好的哲学。而惠施更是极擅长辨名析理，对于庄子所叹知鱼之乐，一定要追问一个“怎么知道”。这诚然可以是哲学的，但庄子的情怀就不够哲学吗？通过对这一组典故的分析是想表明，哲学可以“明理”，亦能“达情”。非哲学专业出身的人一般没接受过专业的哲学理论，但谁还没有过一些生活感受或社会情怀呢？我所期待的是，读者可以带着自身的感受或情怀走进这本典故趣谈，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端正感受或丰富情怀，如此提高人文素质就成为可以期待的了。

典故“晏子为齐相”和“坐怀不乱”作为一组，构成“财富”这一专题。确定这一专题的理由是，如我在文中所言，“所谓修身养性，通俗地讲，就是无论贫贱、富贵都能不萦怀于胸而以平常心待之”，这正是在这个物质繁荣的社会里，特别需要提高的人文素质。前一典故借晏子为人低调的形象，讲明应该如何对待自身所可能遭遇的贫富问题，尤其是要正确理解财富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将财富理解为私有财产，这是非常狭隘的，也注定摆脱不了因贫富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后一典故借柳下惠的诚信品格表明，商业社会的“信用”只是解决了财富积累问题，而树立人品还得靠“诚信”。“信用”重在“用”字上，财富不可谓无用。但被财富之用所蒙蔽，就不可能处理好人与财富的关系。当然，这一典故也可以说是以“诚信”为主题。

技术是现代社会无可逃避的宿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面对，反正都是被技术所包围着。“胸有心机”和“墨子论巧”就是有关“技术”的两个典故，前者出自《庄子》，表达出对技术的警惕；后者出自《墨子》，显示出对技术的定位。作为思想家，庄子和墨子的思想旨趣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对技术的问题上也不例外。庄子推崇技艺的闲适与自在，反对机械的有用性；墨子推崇机巧的生产性，反对巧匠的炫技或耍酷。两人各有所长，庄子追求的是个体在身心上的无碍无待，而墨子关怀的是百姓在生活上的饱食暖衣。他们留给现代人在技术问题上的启示是，技术不能分离身心而沦为欲望上的算计，而必须关怀百姓的福祉。现代社会的技术问题层出不穷，论其要亦不出此二者。如何恰当地把握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同样能体现我们人文素质的水平。

接下来的一组典故“戎夷叹道”和“止楚攻宋”，与“义利”这一主题相关。义利之辨实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却往往为现代人所轻视。很多人早已失去了区分义与利的意识，这是我们的人文素质难以提高的要害。戎夷的救人举动貌似高尚，实则隐藏着危险；墨子的止战事迹看似伟大，其实包藏着错误。两人的共同问题就在于以利为义，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以公利为义，以私利为不义，这正是现代人所犯的通病。通过对这一组典故的分析，揭示出以利为义的危害性，有助于认清义利之别的重大之处，更能唤醒一定要区分义利的基本意识。可以说，区分义利是提高人文素质的基础。

以上九个典故是上篇的专题内容，从下篇开始，各典故之间形成某种系统性。提高我们的人文素质，离不开这种具有系统性的精神资源。下篇从自我问题开始，这符合哲学的典型特征，据说哲学往往就是从“我是谁”以及“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开始的。“庄周梦蝶”这一典故大概就是在琢磨这类问题，当庄子无法分清是他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他时，“我是谁”的问题就发生了。庄子总是具备非常敏锐的问题意识，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被自我的角色或身份所固化，甚至出现自我迷失和异化，都可以在庄子的问题意识下受到启发。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遵循庄子的教导，以最彻底的方式来瓦解自我。依孔子的生命历程，一种真实的自我是可以成就出来的，这就离不开父子、夫妇、朋友这样的人伦关系。

“窃负而逃”的典故是关于父子一伦的，讲的是假设舜为天子时，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作为天子的舜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针对这一事例的分析，不是要表明如何应对这种极端的情形，而是要揭示父子之情所包含的伟大力量，由此在平常生活中也能体会到父子一伦的巨大价值。接下来“相敬如宾”的典故是关于夫妇一伦，“高山流水”的典故是关于朋友一伦。前者是基于男女有别的夫妇关系，后者是基于雅趣相投的朋友关系。通过对这两个典故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夫妇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对朋友关系有更准确的把握，从而有助于我们从容应对，体现出越来越高的人文素质。

自人伦关系之后，首先是进入人与社会或国家的关系。通过“鲍焦立枯”的典故是想表明，人与身边的社会或者是自己的国家之间，不能通过划清界限来撇清关系，社会或国家的好坏，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其后是人与禽兽的关系，通过“君子远庖厨”的典故来表达。现代人高度关注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动物保护主义者表现得特别敏感，但他们的很多观念是有问题的。孟子所表达的“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可以为恰当处理好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再后是人与鬼神的关系，“墨子执鬼”的典故直接与此相关。墨子主张有鬼神而对儒家的立场表示不服，他说儒家不承认鬼神是存在的却又要搞祭祀，根本就不科学。但墨子的鬼神观过于“朴素”，对于人与鬼神的关系，还是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更具有思想价值。

最后是人与命运的关系。鬼神或许尚有形迹，命运只是冥冥中的力量，人在天地之间的关系推及至此而止。庄子在“鼓盆而歌”的典故中说，生死之间的更替原本就是很自然的事，搞得哭哭啼啼的，就是不通“命”的表现，这就涉及对“命”的理解。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还只是“命”的一个方面。儒家区分“性”与“命”，人与命运的关系应该置于“性命”或“生命”中来理解。懂得了儒家所阐发的“性”或“生”，也就真正懂得了“命”。这对于提高我们的人文素质，“岂日小补之哉”，其助益非同小可！  最后一个典故“孔子之贤”，与第一个“曳尾涂中”形成照应，庄子提出的问题意识，必归于孔子之圣域。庄子身处周衰文弊之世，必须反动于“有文无质”的危局，而以“存质去文”的方式救治之。庄子的这种极端手法显然不合适。孔子之贤其实是以现身说法表明，“文质彬彬”是真实可追求的生命历程。这使得我们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获得了真实可靠的依据——不在彼岸，不在来世，就在此生此世，以全副的身心投身于其中。

这是一本哲学书，是一本具有鲜明价值立场的哲学小册子，其实也就是一本儒家伦理普及读物。我通过分析晚周时期的十八个典故，展示诸子的生活世界当中，那充满睿智与高洁、温情与正直、卓越与不朽，同时也不乏机辨与巧饰的真实经历。但这种分析与展示不是为了给读者增添情趣或丰富掌故，而是始终统摄在一贯而系统的儒家立场上。我并不指望能获得所有读者的认同，但求可以更多地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则不枉为这种通俗性所付出的心力与辛劳。

川大儒门中的罗慧琳为这本小册子精心配图，极大地增添了阅读体验上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她出身建筑设计，却钟情于儒家学问，能找到这样一位既有心阅读和体会，又擅长于构图绘画的同道者来共同合作，实是一大幸事。儒家哲学研究方向的张洁同学为本书所引用的文献做了细心的校对，在此对她付出的辛劳深表感谢！

曾海军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