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径分叉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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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得到消息。她死了，三辆车追尾，她的车在中间。方向盘从胸部顶过去，一直抵达靠背，像死神销魂蚀骨的一个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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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怜了！你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语气那么真切、发自肺腑，好像我刚刚跟她诉说了什么地狱般的遭遇似的。
你说我……是怎么了？我难以掩饰巨大的惊讶，不过没有忘记礼貌和风度。电台主持人当久了，在陌生人面前，即使是一面之缘的出租车司机，也会不由自主地提着气端着头，注意自己的每一个细节。更何况，我一上她的车就注意到，她长得很特别，我的意思是；她非常好看，像舞蹈演员那样，有着典型的鹅颈脖，加上光洁的肤色、挺直的鼻梁和高高的额头，在气质上远远超出了一个“的姐”给人们的心理期待。我几乎都有些疑心了，她是否是一个演员？一个记者？半路上拦下这辆普桑，赶下原来的司机，然后坐到驾驶室，进行生活体验或开始一段采访。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一部好莱坞老电影《为戴茜小姐开车》，情节跟现实毫不搭界，可是我感到，她这模样就应该叫戴茜，最起码，这是她的艺名、笔名……这浪漫的可能性让我感到一阵突袭的愉快。我看着她，像等候一段音乐似的等她的回答。
哦……我是说，你每天、每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主持到两点才回家，这样，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她突然结巴起来，甚至连挡位也挂得不那么利索了，车子突然往前冲了一下。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真的很喜欢……
疑云消散了，意外的愉悦之情也随之退却了。没有什么特别，一开口就能听出，她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出租车司机，我的一个听众，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或几万分之一的一个听众。
主持“都市未眠人”三年来，由于“对寂寞心灵的非物质性关照与非理性梳理”(我获得广电集团最佳节目奖时的评语，像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点评一样，以至这评语成了我节目和我本人的标签)，我获得了美妙的声名以及不那么美妙的追随者。上述这样的情形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在任何一个场合，餐厅、卡拉OK室、洗手间、电梯、茶馆等等，因为我的一声咳嗽或一阵笑声乃至一句口头禅，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会忽然认出我，他眼睛一亮，向我迎来……
当然，我心存感激，感激他们对我的好奇、研究以及随之而来的攀谈，那种小心翼翼的，略带讨好的，或者，是滔滔不绝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还拿出名片、纸张与笔，以及照相机。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收听我节目的他们，要么是夜间工作者，要么便是顽固的失眠症患者。因此，所有这些人，无论多么特别或多么不特别，最起码，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眼睑浮肿，腮部微红，接近我的口腔散发出隔夜的焦虑，那焦虑很淡，却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哦，你是说那个叫文天的主持人，对不起，我不是，我是台里的编辑……是啊，我跟他的声音很像……我一边系上安全带，一边熟练地玩起了老把戏。
事实上，这个把戏是视情况而定的，主要看对方的身份，如果结识对方会对我的生活或工作有物质意义的话，我就承认不讳：哦，我是文天，请问您……这样听来好像我是个很功利的家伙，不过，这又有什么错吗？人情练达即文章，再说，我清高的时候你们是没见过，这几年，好不容易才一步步地把灵魂方面的事看淡了，跟大家一样，以结识权贵显赫为赏心乐事。这不是屈服，而是一种高级玩笑，唉，总要跟生活玩点游戏吧，毕竟，权贵官员们有着很高的实用价值……而对另外一些缺乏实用价值的呢，我就要玩这种矢口否认的把戏了——大多数人一听说，也就将信将疑地过去了，或者，聪明些的，明白我的潜台词，也就真的当是认错了人各自走开——这样，我便会得到我渴望着的放松与安静了。
果然，眼前这位漂亮的“的姐”不再吭声了。夜路上空无一人，她很快把挡位拉到五，笨重而陈旧的普桑突然像小羚羊似的在高架桥上欢快地奔跑起来。轻微的困意上来了，我靠在靠背上，一边看着车外奔跑的灯火。
没有星星或者月亮，天空像闭上了眼睛似的一片漆黑。楼宇亮化、路灯和广告灯构成了主要的夜间灯源，这是些没有生命的光，散发寒气、令人厌倦。午夜两点，有生命力的都昏迷了、逃亡了。我也是，生命力开始退潮了。
……你不知道，我想了好多天……终于，今天，下定决心到你们台门口接你……我听别的司机说过，在台后门口等，一等一个准……女司机在说话，声音不高，但很有味道。P1-3
鲁敏永远值得期待。与大多数优秀的女作家作家，她有与众不同之处，那是因为她在叙事中擅用减法，这减法疑似用手术刀运算，所以精准锐利，她的小说特有的骨感，因此形成，有力，有形，又总有奇峭之处。
——苏童(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
人性暗疾是鲁敏顽强探索的重要主题，并通过某种普遍性使之构成了生活的整体荒诞。这是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批评家)
在如今强大的“写实潮流”与世俗趣味间，她顽强地葆有了形而上的追求。正如艾略特所说，谁能够在“传统”和“个人潜能”之间找到最恰当的关系，谁就能够成为好的作家。鲁敏恰如是。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批评家)
跋：记忆望着我 生活望着我
做这个动作——整理旧作、遴选结集——总显得有点吃力，像是拖拽着来自旧年月与旧我的重量。是啊，自1998年写作至今，前后二十年了。
古书里会写，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说明这足够孕育出新的生命，乃至产生出破坏与重构的力量。二十年之于我的写作，虽则没有那样无中生有的巨大对比，但确乎也是一个很大的时间单位，包含着若干的成长与变化。尤其在中短篇里，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些。
中短篇是灵活、令人自在的文体，可随时起亦可随时止，有点像写作者的日常与基础训练，三五个月，手上就能盘弄出一两篇出来，然后发表，然后转载，偶尔获奖或入年选，在传播与阅读的过程中，散发出写作者的个性体味，它们非常富有即时性，‘极其忠实地反射出写作者其时其地的位置与状况：偏色与光芒，迷惑，武断的信仰。这很有意思。我重读旧作，常常哑然，脸红，也会惊怔、哀然。我说不清楚，是文本本身让我触动，还是它们在流动和迁移中所留下来的、那弯弯曲曲、走走停停的轨迹，更为珍贵。当然，这是敝帚式的自珍。
我最终没有按时间顺序来整理合集，这固然是最便宜的法子，但也最为偷懒。我想做一点搬动、归纳的工作。比如，相对接近的风格或母题。不同路径上所尝试的探索。任何分类都是粗暴的，同时也是某种主张与态度的呈现。
这次选了两本，故我做了这样的分类：乡村叙事、都市叙事。这听起来不足为奇。但于我、于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而言，还是有着较现实的意义的。
七零前后的这一批写作者，有相当一部分与我经历类似：幼时有着结结实实泥土滚打的乡村经验，早期的阅读与审美也是全然东方的、古典式的。随后，一般在二十岁以前即完成了积极的自我刷新：从洗得太白的运动鞋开始，从学生腔的普通话开始，从对现代性审美的巨大胃口开始，从对所谓国际性视野的诉求开始，我们或多或少地城市化了。这似乎也都是顺理成章的，就像历史书上那句著名的说法：农村包围城市。哪怕我们骨子里还是个乡下半大孩子，只要一想起乡村就会莫名疼痛，哪怕私底下骂起人来还是用方言更带劲，发起烧来最想吃的还是几根乡下腌脆瓜，但无论如何，城市金属色的巨大身影已经开始投射到我们的小说中来了，形成颇为异质的面貌。
我的乡村叙事，以八十年代为背景，是乌托邦的，带有一点凄清的唯美色彩。东坝是我的老家，江苏东台的一个小说别称。这一批作品，我觉得很像是我少年经验的第一桶清冽之水，那与生俱来的胎记、童贞式的热切，在后来的写作中再没有过了。我很怀念那个阶段，像怀念部分死去的我。但这个怀念是平静的，并不伤感。当时其实还有不少与东坝有关的记忆，孰料惊如阵风，这个兴奋点一下子就退潮了。可能跟当时各种获奖也有一些关系，我有强迫式的逆反和自我批判，我怕我迷失于这稳妥便捷的审美。但无论如何，我肯定会要写出东坝，然后才能走出东坝，这是一条必经之途，是对成长期的断乳与挖掘，更是对乡土绎典叙事的一个本能致敬。
正面着手都市叙事，是2009年以后了。其时，我已经在南京生活了十多年，较为充分地领略了城市巨兽的强大意志。发达的商业逻辑，灿烂的金钱鬼魅，零温度的社交模式，对效率和技术主义的高度崇拜，实用性的道德修正体系等等。城市是既压迫人性又锻淬人性的典型场域，散发出一种刺目之美，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德行、对古典、对世故、对人伦的反叛和修正。我以乡下人的基因，揉杂着后天见识所生成的复杂视角，投向同样复杂的盛大城市——它，正在被豪华地堆砌，被过度追求同时被过度丑化，声名狼藉，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温床，可同时也是它，在以巨大的物质力拖曳着整个社会文明缓慢向前，当然也包括我总是难以忘怀的乡村大地。
……写作总是这样，背负着个体生命越拉越长的记忆，同时又深深跋涉着脚下的浑浊河流。这两本集子，是记忆和生活的共同产物。
2017年3月
《惹尘埃(精)》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70后女作家鲁敏的中短篇小说集，全书收录了作者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新华文摘》等期刊发表过的作品9篇，写的都是都市小人物的故事。鲁敏站在中国小说艺术的前沿，通过对城市这个即压迫人性又锻淬人性的典型城域的抒写，对都市小人物“暗疾”的顽强探索，并通过某种普遍性使之构成生活的整体荒诞，达到对德行、对古典、对世故、对人伦的反叛和修正。
鲁敏是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文学奖的获得者，已相继出版发行了《奔月》《六人晚餐》《荷尔蒙夜谈》《墙上的父亲》《取景器》《伴宴》《纸醉》《回忆的深渊》《跟陌生人说话》等二十部。有作品译为德、法、日、俄、英、西班牙、意大利、阿拉伯文，有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等，是中国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基于鲁敏在文学上的成就，她已拥有了一大批固定读者和粉丝。
《惹尘埃(精)》为鲁敏关于都市人物抒写的中短篇小说精选集，其内容写的都是都市小人物的故事。9篇中短篇小说均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 》《青年文摘》等期刊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较强的影响，具有较为广泛的读者群。其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都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