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村史诗》（六部曲）是用花瓣式架构编织的关于一座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由六部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小长篇、六则关于新事物的故事和六则描写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人物的故事组成。恢弘的时代背景，细微的人物与事件，共同构建了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

本书为阿来著的《荒芜（精）/机村史诗》。

因为毫无节制的滥砍乱伐，一场泥石流将机村的土地摧毁殆尽。年轻人只得踏上旅途，寻找古老歌谣中存在的沃土；伐木场的工人和本地农民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机村史诗”系列描写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发生在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庄里的六个故事，主要人物有近三十个。阿来著的《荒芜（精）/机村史诗》是这个系列的第四个故事，主要描写机村的两位“领导人”驼子和索波遵从上头煞有介事的荒谬命令，给机村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失，将良田化为乌有，机村人的心灵受到伤害，他们由此对外界产生怀疑的故事。

荒芜

事物笔记：脱粒机

人物素描：自愿被拐卖的卓玛

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受奖辞

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代后记

机村人一直都把驼子当成他正式的名字。

但从过去土司的领地上成立了乡政府，他也成为机村支部书记那一天，谁再叫他驼子，他就不爱答应了。他第一次对机村人说出自己的大名：林登全。也是从那天起，他随身多了两样东西：半截削好的铅笔夹在耳朵上，贴身的旧军装口袋里装着个小本子。有人再叫他驼子，他就露出不高兴的神情，一把拉住人家，把铅笔放在舌头上舔舔，每一笔都写得非常使劲，最后小本子上终于出现三个歪歪斜斜的汉字。他把本子伸到人家鼻子跟前：“我的大名叫林登全！”

大部分机村人都叫不好这个汉语名字。

于是，大家就叫他新得的官衔。官衔加上姓也不好叫，就叫书记。这么一叫，驼子听了，可真是眉开眼笑。他一笑起来，平常总含着担心或提防神情的眼睛里，就会露出孩子般天真的喜气洋洋的神情。

就是看了这个眼神，机村人都说，其实，这个人是个心地不坏的人啊。

解放前，他在机村老老实实做人，从来不提自己的经历，现在解放了，做了村支部书记，情形总还是有些不一样了，看到地里庄稼长势好，天气也不错，伤口不作怪，他的心情就好，他就会吹吹牛了：“知道我为什么当红军吗？就是为了当家作主。”

他的意思是，机村如果是个家，他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了。

但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一提起这个话头，机村人倒把这个人当初那可怜巴巴的、连魂魄都快聚拢不到身体里来的样子记起来了。他来到机村那么多年，先是给头人家当马夫，侍弄那些漂亮的骏马。修理蹄铁，刷洗皮毛，晚上起来，往马槽里添料加草。某一年，头人从土司官寨议事回来，给他带回来一个汉族女人。这个女人叫骆氏，在土司官寨附近那个夏天聚拢冬天消失的帐篷市场上帮着丈夫打理一份小生意。夏天，他们进山到藏区来，深秋，又回到汉区去。但是，这一年，流年不利，她丈夫生意受了大损失，躺在帐篷里不吃不喝，死了。这个女人，安葬了丈夫，却不敢回乡，因为出来做生意，本钱都是借来的。于是，这个叫骆氏的女人就随头人来到机村成了驼子的老婆。女人年纪比驼子大。具体大多少，并没有人去深究。一男一女合在一起过日子，年纪的大小不是一个太值得关心的问题。

真的，要是驼子不说那些什么早就想着要当家作主的话，大家都不会讨厌他。但他不小心露出这么一种得意来，倒让大家把这个可怜人的一切都记起来了。

大家记得，驼子到机村不久，伤口就愈合了。他盘旋着死神灰色阴影的脸上，慢慢泛出了红润的光芒。他也慢慢学会了机村的语言。当他磕磕巴巴地回答主人的询问，和村里别的人的问候的时候，他脸上的红润，仿佛是种羞怯的光色。机村这一带地方，人们见了面，除了互相问候，都要作一个“告诉”。这个“告诉”相当漫长。两人从上次见面到本次见面之间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事，碰到了什么样人，都要一一历数。这个人说，那个人听。这个人说完了，又听那个人说。

P4-6

这是一座村庄的历史。

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这场实验，目的在于改变人，也改变社会面貌。中国乡村，在国家版图上无论是紧靠中心还是地处僻远，都经历了革命性变革，与种种变革带来的深刻涤荡。

我自己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处于种种涤荡的、时时变化的乡村中成长。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

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所以，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村庄。

我给这座村庄另起了一个名字：机村。“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

是的，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

当我决定要写一部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浪潮的冲击，都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顺应新形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不断登场，又不断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这样，这部小说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小说初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给这种破碎一个好听的命名：“花瓣式结构。”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也是今天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人的命运，也是乡村的命运。每个故事都各有主角。这样写完了觉得还不够，我又写了十二个小故事。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

写下这些文字前两小时，我还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中行走，身上还带着养鸡合作社鸡场的味道，还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中那些圣女果的味道。乡村为中国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返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但在我小说结束的那个时间点，这还只是一个渺远的希望，但乡村已然看见了一点救赎的希望。

写完这部小说，已经又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当年的希望已经不再是那么渺茫。

机村是一个藏族村庄。

……

现在，我每次回乡，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

出家门几十米，我就坐在了荫庇着我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的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如今，我也不用再担心，这些树会有朝一日在刀斧声中倒下。

这部小说首版的名字叫《空山》。

这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但我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那时的现实还让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构的蓝图。从佛教传人中国以来，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真的佛教徒，好多时候，“空”都是一种精神安慰。今天打算重版此书时，我更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倘若遵照荷马、维吉尔、弥尔顿创作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可称为史诗的体裁。”但他又在他名为《史诗》的批评集中，把《白鲸》、《追忆似水年华》和《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也纳入了史诗的范畴。他以《圣经》中雅各为例，重新定义了史诗：“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赢取更长的生命赐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2017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