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主要记述了东汉196年的史事。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主编的这本《后汉书选译（珍藏版）》选译了其中的25篇。兼顾纪、传等。对于原文中的人名、官名、地名和生僻的字、词，做了简要的注释，译文采用忠实于原著的直译方法，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主编的这本《后汉书选译（珍藏版）》选取了其中二纪、二十三列传，并有注释和翻译。

前言

光武帝纪

献帝伏皇后纪

刘玄传

冯异传

杜诗传

梁冀传

郑玄传

班固传

王充传

仲长统传

张衡传

陈蕃传

张俭传

董卓传

张鲁传

王景传

阳球传

宦者列传序

蔡伦传

单超等传

许慎传

逸民列传序

严光传

曹世叔妻传

乐羊子妻传

【翻译】

冯异字公孙，是颍川郡父城县人。爱好读书，通晓《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

汉兵起事，冯异以郡掾的身份督察五个县，和父城县县长苗萌一起守城，替王莽抗御汉军。刘秀攻打颍川各地，攻打父城没有攻下，在巾车乡驻扎。冯异改装便服出城，巡视所主管的县，被汉兵捉住。此时冯异的堂兄冯孝和本郡人丁琳、吕晏，都跟随着刘秀，因此一同荐举冯异，冯异得以被刘秀召见。冯异说：“我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影响势力的强弱。我有老母亲还留在父城城中，我愿意回去据守五城，用来报答您不杀我的恩德。”光武说：“好！”冯异回来，对苗萌说：“如今各路将领都是勇士，突然兴起，大多凶狠残暴，唯独刘秀将军所到之处不掳人掠货。我观察他的言论行动，他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我们可以把身心交给他。”苗萌回答说：“我和你生死在一块，我听从你的主意。”刘秀南归宛城。更始的将领攻打父城的前后有十几批，冯异坚守，都没有攻下。到刘秀任司隶校尉时，路过父城，冯异等人马上打开城门，捧着牛肉美酒迎接他。刘秀任命冯异为主簿，苗萌任从事。冯异乘机推荐同乡人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人，刘秀把他们都委任为属官，让他们随同到了洛阳。

更始多次打算派遣刘秀巡行收抚河北之地，诸将都认为不能这么做。这个时候，左丞相曹竞的儿子曹诩任尚书，父子当权，冯异鼓动刘秀深深地与他们结交。后来刘秀渡过黄河到达河北，曹诩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自从兄长刘绩被杀，刘秀不敢表示自己的悲哀，每当独处的时候，就不吃酒肉，枕席上常有被泪水浸湿的痕迹。冯异只身前来叩头宽慰劝解，为他排遣悲哀的情绪。刘秀制止他说：“你不要乱说！”冯异又乘机进言道：“天下人都痛恨厌弃王莽，思念汉室已经很久了。眼下更始的各位将领，肆无忌惮，暴虐残忍，所到之处抢人劫财，民众对他们失去了希望，没有可亲附拥戴的人。如今您在一个地区专权指挥，布施推行恩德。有了夏桀、商纣一类的混乱，才能显现商汤、周武王式的功业；人们长期饥渴了，他们的要求容易满足。您应该急速地派遣手下属官，安抚巡行郡县，处理人民无处申诉的冤屈，向各地施布恩惠德泽。”光武采纳了这个建议。到达邯郸之后，派遣冯异和铫期乘着传车抚慰所辖各县，检查记录囚徒的罪状，慰问鳏夫寡妇，犯罪逃亡的人如果自己来投案就赦免他的罪过。还秘密地分类记下品秩为二千石的官员和长吏中与起义军同心者和离心者的名单报告给光武。

到王郎起兵割据邯郸等地之时，光武从蓟县东往南疾行，早晚都露宿野外，到达饶阳无蒌亭。时值天寒地冻，士卒全都饥饿疲惫，冯异献上豆子煮的粥。第二天早晨，刘秀对诸将领说：“昨天吃了冯异的豆粥，饥饿寒冷全部解除了。”当到达南宫县时，遇上大风骤雨，光武赶着车进入路边的空房屋里，冯异抱来柴草，邓禹生火。光武对着灶烘干衣服。冯异又捧来麦饭和兔腿肉。接着又渡过滹沱河到达信都，光武派冯异另行收拢河间地区的军队。回来后，授为偏将军。他跟随刘秀打败王郎，被封为应侯。

冯异为人谦恭不自夸，在路上行走如果碰上了其他将领，往往赶着车让出路来。一举一动都有一定的准则，军队里称他做事井然有序。每到一个地方宿营，诸将坐在一块评论各人的功劳，冯异经常独自一人躲到大树底下，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到攻下邯郸，汉军便变更编制，各将领各有分配给自己的官吏士兵。士兵都说愿意归大树将军统率，光武因此十分赞赏冯异。

冯异分兵在北平县打败了农民军铁胫，又降伏了匈奴于林阑顿王，接着跟随光武平定了河北。当时更始派遣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率领兵众号称三十万，和河南太守武勃一同守卫洛阳城。光武准备向北攻取燕、赵，由于魏郡、河内没有遭受战争，城邑完整，仓廪盈积，于是拜寇恂为河内太守，冯异为孟津将军，统辖两郡的军队驻防在黄河边上，同寇恂联合抵抗朱鲔等人。冯异便写信给李轶说：“敝人听说明镜是用来观察形象的，往古的事件是用来认识今天的。古时微子离开殷朝进入周，项伯背叛西楚霸王归顺了汉……眼下长安衰败混乱，赤眉兵临近城郊，王侯们互相争战，大臣们离心离德，朝廷的纲纪已经中断，四方分裂，各路非刘姓的队伍一时起事，因此萧王刘秀跋山涉水，踏霜履雪，在河北一带苦心经营。现在他手下英雄俊杰云集，民众闻风相从，即使像古代邪、岐的民众仰慕周族古公室父那样的情况，也不足以用来比喻现在。季文您真能从大事成败中觉悟过来，就请赶快定下大计，功劳可和微子、项伯相比，转祸为福，就在这个时候了。倘若猛将长途疾进，重兵围城，那时即使悔恨也来不及了！”当初，李轶和刘秀一道首先订立了盟约，彼此很亲爱。等到更始即位，李轶却回过头来同更始一块陷害了刘绩。他虽然知道长安已岌岌可危，想投降刘秀，内心又很不安稳。于是回信给冯异说：“我本来与萧王首先图谋中兴汉朝，结下生死之盟，共商成败之计。现在我守卫洛阳，你镇守孟津，都占据着要害之地，这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希望我们同心不二。还望您详细禀报萧王，我愿意献上愚见，以佐助国家，安定民众。”李轶自从同冯异通信之后，不再同冯异交锋，因此冯异能够向北进攻天井关，攻克了上党郡的两城；又向南打下了河南成皋以东的十三个县，以及各处屯落土堡，都一一平定了，投降的人有十多万人。武勃统领一万多人讨伐那些投降冯异的人，冯异率军渡过黄河，在士乡亭同他交战，把他打得大败并将其杀死，杀死了五千多人。李轶又紧闭城门不援救武勃。冯异见李轶的诚意表现出来了，就将这些情况上奏给光武。光武故意泄露了李轶的信件，好让朱鲔知道。朱鲔大怒，于是派人刺杀了李轶。因此洛阳城中众人离心，有许多投降过来的人。朱鲔于是派讨难将军苏茂统率几万人马进攻温地，他自己带领几万人攻打平阴县，来与冯异军接战以牵制冯异。冯异派遣校尉护军带兵同寇恂一道夹击苏茂，打败了苏茂。冯异又乘机渡过黄河攻打朱鲔，朱鲔逃跑，冯异追赶到洛阳，将城团团围住之后才回去。他将情况通报各官署，向刘秀上报，因此各路将领都来祝贺刘秀，并且劝说刘秀称帝即位。刘秀因此把冯异召到部，询问各地情势。冯异说：“三王反叛，更始衰亡，天下没有君主，汉家宗庙的存亡就决定于大王您。大王应该听从众人的建议，对上是为了国家，对下是为了百姓。”刘秀说：“我昨夜梦见自己乘坐赤龙上了天，醒来后内心惊恐害怕。”冯异于是离开座位行再拜之礼祝贺说：“这是上天的意志反映在您的心里。内心惶恐不安，是大王您稳重谨慎的性格啊。”冯异于是同各位将领商量定，向刘秀奉上皇帝的尊号。

P97－101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是纪传体东汉史。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南朝宋范晔撰；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

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湖北光化，一说今河南淅川）人。他的家庭世代为官，祖父范宁，为晋豫章太守；父亲范泰，任晋御史中丞，南朝宋侍中。范晔从小就很好学，博览经史群书，善写文章，工于隶书，又通晓音律。因出继给堂伯范弘之为子，袭封武兴县侯。他十七岁以后，走上仕途，任过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几次升迁，官至尚书吏部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因事触怒刘义康，被外放为宣城太守。后来又几次升迁，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因被人控告参与密谋拥护刘义康做皇帝，于是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时年四十八岁。

范晔多才多艺，但他成就最大的是史学。他在任宣城太守时，政治上不得志，便转而发愤从事《后汉书》的撰写。当时上距后汉虽已二百多年，但是可供参稽的后汉史料尚多，根据清代学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里的考证，范晔可能得见的后汉史书，除属于官史性质的《东观汉记》外，私人编撰有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晋薛莹的《后汉记》、晋司马彪的《续汉书》、晋华峤的《后汉书》、晋谢沈的《后汉书》、晋张莹的《后汉南记》、晋袁山松的《后汉书》等十八家。范晔对这些丰富的史料博观约取，加以剪裁熔铸，系统化条理化，写成《后汉书》的纪传部分。就其书中内容而言，多根据班固等人著的《东观汉记》及华峤的《后汉书》，此外对其他各家后汉书也颇有采择。由于他能够撷取众家之长，所以各家关于后汉的史书后来逐渐被淘汰，而他的《后汉书》却作为“正史”流传下来，并且跟《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本来范晔还打算撰写各志，但因为他死得早，未能如愿。到南朝梁时，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三十卷，加以注释增补，附在范书之后，以相配合。但当时纪传仍往往单独流传。直到北宋，才将范书和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重新校勘，合刻成今本《后汉书》。

范晔撰写的纪传，有许多特点。其一是史料赅详，取舍得当。南朝梁刘昭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认为范晔之作，比原有各家《后汉书》都要好。唐代的刘知几称许范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并说他在取舍方面“颇有奇工”。过去治史的人也都有同样的赞许。由于除袁宏的《后汉纪》之外，其他各家著述先后都亡佚了，这样《后汉书》便成为后汉史料的宝库。我们综观《后汉书》，其保留汉代有价值的论著就不少。如《崔宪传》里的《政论》一篇；《桓谭传》里的《陈政事疏》一疏；《冯衍传》里载其《说廉丹》一书和《说鲍宣》一书；《王符传》里录载的《潜夫论》中的五篇，《仲长统传》载其《乐志论》及《昌言》二篇；《张衡传》中有《客问》一篇、《上疏陈事》一篇、《请禁图谶》一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条陈所宜行者七事》。这些短篇论著，都是研究后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材料，若不是范晔在各传中录载，恐怕后人是不可得而读之的。

其二是在编写体例方面有所创新。在范晔以前，列传中已有了以类相从的类传，如司马迁所撰《史记》里的《儒林传》等，范晔在过去已有的类传体例的基础上，能根据后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创设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选民》、《方术》、《列女》七种列传。有了这些列传，就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了后汉社会纷繁的社会历史现象，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如《党锢》、《独行》、《选民》等传，对那些尚气节重操守的人物，叙述其行事的倜傥、言论的豪壮，即使今天读起来还是铿锵作响。《列女传》表彰卓越女子的聪颖才智，嘉言懿行，读之能体察范晔为妇女立传的深旨。虽然，范晔在传文中褒扬的气节贞行，都不过是为了提倡封建道德风范，欲使人们读之后仰首钦羡而受到深刻的感染。范晔刻意宣扬的伦常观念，在今天看来，并不都值得我们效法，但是，他所记述的这些内容，毕竟是当时社会情状的写照，而且只要我们对此加以批判分析，也不无借鉴的价值。

其三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大体能够做到“立论持平，褒贬允当”。特别是与《三国志》相比较，显得格外突出，如记“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进为王”等，凡是陈寿在《三国志》中有所回护避讳的事，范晔《后汉书》大都改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种做法，曾受到章太炎先生的称赞，说：“《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略论读史之法》）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肯定说：“范蔚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此史家正法也。”今天看来，作者在撰写《后汉书》时，与东汉的历史人物已无直接利害关系，这是其能正确记述史实和公允评价人物的客观原因；不过，他的良史品格，也应是不可忽视的主观因素。

其四是擅长文辞表述，笔势纵放而娓娓动人。例如这部书的传记，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就很成功。如写外戚权贵梁冀的专横、贪赃，笔触犀利；写臧洪意气慷慨，激动人心；此外像写冯异、陈蕃、蔡文姬、乐羊子妻等，都有壮采奇情。因此《后汉书》中不乏杰出的历史散文。范晔对自己的撰述很重视，认为其序论超迈了前代史家，他在狱中给甥侄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这也并非不实的自诩之辞，在《王充传论》、《党锢列传》等序论里都是有所体现的。从实际情况而言，其序论的中心思想是颂扬风节，这自然是出自对后汉史事及人物评价的需要，也是范晔所处时代的教化使然的。范晔自认为是佳作，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整理排比史料，创制新编，他确乎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因此对于范晔自视甚高这一点，我们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当然，在肯定范晔《后汉书》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就史学思想而言，他毕竞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例如，他尽管对东汉末年的腐朽政治有所揭露和讽刺，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劝谏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而对黄巾起义军则斥为“盗贼”，甚至连一篇传记都未列，这和司马迁《史记》把陈胜列在“世家”相比，就显得逊色多了。就体例而言，由于范晔死得早，原计划撰写的十志没有完成，也是此书的一个缺憾。另外，范晔作史，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这种思想和方法本应是无可厚非、甚至值得提倡的。但是因为他完全是以世家豪族的政治标准来权衡人物，所以不可避免地打上他那个阶级的烙印。加上书中过分注意文辞修饰，对如实反映历史真相也带来了相当损害，并给读者带来了一些阅读上的困难。

《后汉书》纪传部分的注，最著名、最通行的是唐高宗之子李贤组织张大安、刘纳言等人所作。志的部分是南朝梁刘昭注。李贤注主要诠释字句，刘昭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清代学者惠栋有《后汉书补注》，沈钦韩有《后汉书疏证》，钱大昭有《后汉书辨疑》，周寿昌有《后汉书注补正》等。王先谦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博采前人的成果，撰成《后汉书集解》。这些考证和注解，是研究《后汉书》和东汉历史的重要辅助材料。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的《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汉书人名索引》等，都是研读《后汉书》的重要工具书。

我们这个选译本，篇目参考了郑天挺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中的《后汉书选》（束世激编注），正文则参照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校点本《后汉书》，部分篇章略有删节。注解和译文除参考李贤等旧注外，还汲取了今人各种《后汉书》选注本中的精言要义，限于体例，不能详为列举，敬希鉴谅。限于我们的水平，译文注释一定有错误和不准之处，敬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李国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杨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彭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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