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米克洛斯·尼斯利和特遣队员关押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法医纪述)》事实上是有关“特遣队员”存在与劳动内容的唯一记录。

二战之后，尼斯利曾前往纽伦堡法院出庭作证。尼斯利的证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这些证据涉及用毒气屠杀囚犯，虐待体弱多病的囚犯，以及门格勒的人体实验等。米克洛斯·尼斯利著的《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法医纪述)》正是脱胎于这些证词。奥斯维辛的惨痛教训不仅使欧洲犹太人应铭记的历史遗产，也是全人类应共同受互动价值底线。

米克洛斯·尼斯利著的《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讲述了：1944年，纳粹帝国占领匈牙利。米克洛斯·尼斯利一家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尼斯利曾在德国学习医学，后来成为一名法医。在集中营的“筛选”中，尼斯利被迫担任“死亡天使”门格勒的医学助手，参与了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像尼斯利这一被迫与纳粹合作的人被称为“特遣队员”。虽然他们暂时逃脱死神之手，但也只能苟活三四个月的时间。在“纳粹地狱中”，尼斯利见证了犹太人和其他无辜民众遭受迫害的过程，也纪述了受害者群体难以为外人道的心路历程。

作者米克诺斯·尼斯利既曾协助过杀人如麻的狂徒，又是那个悲剧时代的忠实记录者。透过他的眼睛，我们仿佛亲眼目睹那些特殊时刻；通过他的记录，我们得以重温一个帝国的缓慢瓦解。

序一

序二

序三

声明

01 抵达奥斯维辛

02 编号A8450

03 死人也要站着点名

04 吉卜赛实验营

05 一场解剖测试

06 接管解剖室

07 浴场和消毒室

08 心内氯仿注射

09 从颈部射入子弹

10 又一批特遣队员“到来”了

11 “拜访”焚尸场

12 成为法医

13 火葬柴堆

14 清算捷克营

15 “错误”的诊断

16 重回下营

17 新来三名助手

18 别救了，让上尉去吧

19 这个孩子必须得死

20 小队长的“私人定制”

21 杀人根本影响不了我

22 游击队送来武器

23 档案上的油污

24 解剖报告

25 寻找我的家人

26 逃离C营

27 C营的女囚犯

28 特遣队的暴动

29 暴动平息之后

30 “有趣的工作”

31 遗忘是最好的结果

32 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区

33 特遣队又被清算了

34 再一次死里逃生

35 奥斯维辛被毁掉

36 新来的囚犯

37 奥斯维辛的末日审判

38 逃离奥斯维辛

39 我们自由了！

后记

出版后记

那是1944年5月，囚犯们被用来装载牲畜的闷罐车押运，前往纳粹集中营。每个车厢中塞进去90个人，车厢牢牢上着锁，车上便桶里的排泄物由于太满而溢出来，大小便的恶臭充斥着运送的路途，挥之不去，让人无法呼吸。

这是一支运送被放逐的犹太人的车队，整整四天，四十辆一模一样的囚车昼夜不停地前行。车队先是穿过斯洛伐克，接着穿过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把我们载向未知的目的地。我们只是第一批数百万被宣判死刑的匈牙利犹太人当中的一部分。

车队经过塔特拉之后，穿过了卢布林(Lublin)和克拉科夫(Krakau)。这两座城市在战争期间被当做重组营，它们还有一个更确切的名称：集中营。在这两座城市，所有反对纳粹的欧洲人被集中起来，按人种分类，最后遭到灭绝。

经过克拉科夫之后不到一个小时，车队在到达一个重要的地方之前停了下来。当我看到几个哥特体字母拼出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奥斯维辛”(Auschwitz)这个单词之后，我心中隐约觉得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

透过囚车的缝隙，我注意到车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直跟随我们的纳粹党卫军换成了其他人，车上的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车队。从别人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捕捉到一些端倪，我们将很快到达此行的终点。

车子随后又发动起来。20分钟之后，伴随着从车头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哨声，整支车队最终停了下来。

透过车上那条缝隙，我看到一片荒漠般的情景，土地是微黄色的黏土，就像西里西亚东部的那种，上面间歇点缀着几棵绿树。混凝土电线塔并行排列，绵延到天际，其间布满了高高的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上面有着明显的标示“高压请勿靠近”。这些电线塔与铁丝网围成一个个巨大的方形广场，每个广场上都有覆盖着绿色沥青纸的营房，它们有规律地排列着，在广场中间划出长长的规整的道路。路网与遍布两旁的营房一眼望不到边，直到视线的尽头。

营地里，囚犯四处走动，有些人身穿粗麻布条纹囚服，有些人穿得破破烂烂，有些人在搬运厚木板，有些人则挥舞着镐头和铁锹。在远处，还有一些人正在将粗壮的树干抬上卡车。

沿着带刺的铁丝网，每隔三四十米就有一个高高的嘹望苔，每个嘹望塔上都有一个党卫军警卫，以及一台架在三脚架七的机枪，警卫站在机枪旁边，随时准备射击。这就是当时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用日耳曼人的话来说，叫“KZ”(全称为“Katzet”)，你知道的，他们什么都喜欢用简称。一开始看到的景象无法令人心生鼓舞，但至少当时的好奇心胜过了恐惧。

我看了看与我一起进来的人，我们这个小组里有26名医生，6名药剂师，6位年轻的女士，我们的父母、孩子和亲戚，以及一些老年人。他们或者坐在行李上，或者坐在车的隔板上，面无表情，精神萎靡，他们的脸上透露出一种不祥之兆，就算是刚到陌生地方的兴奋感也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几个孩子睡着了，有些醒着的孩子用力地咀嚼着我们仅剩的食物，其他的孩子没的可吃，只能用舌头舔舔已经于裂的嘴唇。

沉重的脚步声在外面嘎吱嘎吱响起，大声的命令打破了枯燥的等待。牢牢锁着的车门终于被打开，伴随着缓缓滑开的车门，我们已经能够听到传来的对我们的命令声。

“所有人下车!只能拿随身行李，所有大件行李都留在车上!”

我们跳下了车，然后转身接住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因为车厢离地面太高了，接近1．4米。警卫让我们沿着轨道排成一列。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名年轻的党卫军官，制服非常精致合身，一枚金色的徽章优雅地点缀在他的翻领上，他的军靴闪闪发亮。虽然我对纳粹的各种军衔等级并不太熟悉，但从他的臂章推测他应该是个医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集中营党卫军的首领，同时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任医师”，门格勒博士。作为集中营的“医生筛选者”，他在这里等待每一趟运送囚犯的列车。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才真正明白在奥斯维辛，所谓的“筛选”是什么意思。在随后的各个阶段里，有的人幸运地经历了“筛选”而未死，但有的人却命运不济。

一开始的时候，党卫军根据性别快速把我们分成两组，只让14岁以下的孩子跟着他们的母亲。恐惧很快淹没了我们，但警卫却用一种慈父般和蔼的语气回答了我们焦虑的问题：“没什么可担心的，按照惯例，他们只是去洗洗澡，消消毒，然后回来与你们团聚。”

当警卫给我们分组的时候，我有机会四处看看。在夕阳的余晖下看到的景象，与我在车里透过缝隙看到的景象有所不同，要更加怪异并且充满危险。有个东西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眼球，那是一个用红砖砌成的巨大的方形烟囱，下粗上细。它立在一幢双层建筑上面，看起来就像是奇怪的工厂烟囱一般。烟囱顶端的四个角上都装着避雷针，避雷针中间冒出的巨大火舌使我吃了一惊。我甚至想象，大概只有地狱里煮饭才需要这么大的火焰吧。突然，我意识到我是在德国的地盘上，这里遍地都是焚尸场。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十年，从医学学士到医学博士，我清楚地知道，在德国，再小的城市都配备了焚尸场。P2-4

序一

这本优秀回忆录的作者是米克洛斯·尼斯利，他于1901年6月17日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名叫萨姆列欧的小镇。当时，特兰西瓦尼亚还属于哈布斯堡帝国治下的匈牙利。在一战即将结束的那段和平时期，萨姆列欧划归罗马尼亚，改名为西姆洛·西尔瓦尼埃。1940年，它又重归匈牙利——当时纳粹德国的盟国。但在二战末期，这座小镇再次回到罗马尼亚。小镇上大部分居民都是罗马尼亚人或匈牙利人，但还有一小群犹太人在此定居，尼斯利一家就属于这个群体。1920年，米克洛斯高中毕业后，就到科洛日瓦（今日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的匈牙利大学城学习医学，随后在德国北部的基尔继续求学。他曾一度因为经济原因放弃学业，但1927年又进入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大学，并于1930年毕业。他长时间在德国学习，所以能够熟练运用德语，后来他也从中受益。

1930年，尼斯利回到家乡瑙吉沃劳德镇（现名奥拉迪亚），开始全科医师的职业生涯。在这之前，他的博士论文就一直专攻法医病理学，主要是从自杀死者的身上寻找死因的相关证据。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运用这项技能为警方和法院做了大量尸检，成为远近闻名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经常受邀前往罗马尼亚的很多地方进行尸检，识别那些不同寻常或颇有争议的死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37年尼斯利结婚生下一个女儿后，举家搬到罗马尼亚北部的上维谢乌镇（匈牙利语：费尔索维索）。1939年，他曾去美国访问。当时，卡罗尔国王独裁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排犹氛围日盛一日，他剥夺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并使他们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职业。1尼斯利曾慎重考虑过是否移民他国以躲避灾难，但最终他抱着乐观的态度回到国内，继续从事他的职业。从长远来看，这个决定不明智。1940年9月，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签署协议，决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从罗马尼亚划给匈牙利（这两个国家都属于轴心国集团）。迫于德国的压力，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排犹法律。尼斯利先是搬到都拉，后又来到塞宾塔（匈牙利语：扎普隆卡），他再次回到北特兰西瓦尼亚。在做全科医师的同时，他继续以法医病理学家的身份为法院和警察提供帮助。那时，匈牙利半数以上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犹太人的服务不可或缺。2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就像欧洲大陆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中东欧所有犹太人的境遇日渐危急。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随即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德国犹太人移居国外。纳粹政权将德国一战战败的责任推给犹太人，把他们视为重建帝国之路上的严重威胁。当时，德国人正在缔造强大的国家，想要再次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1939年9月，战争最终爆发。德国先是快速攻占了波兰的大部分地区，1940年又侵入法国和西欧的其它地区。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占领了波兰的剩余地区、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很大一片领土。这些地区犹太人人口众多。当时，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开始倾全国之力援助英国和苏联对抗纳粹德国。因此，希特勒愈加深信自己那偏执的幻想：世界犹太人正在敌人背后操纵各种阴谋诡计。纳粹德国针对虚构的阴谋论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同时，下令入侵苏联，屠杀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这项命令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提议的，他时任警察部门和纳粹党卫军的首脑。希姆莱煽动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发现都格杀勿论。从1941年秋天开始，为加快屠杀进程，他们开始使用毒气车大肆杀戮。在1941年至1942年的冬季，纳粹建造了固定的毒气设施。很快，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聚集起来，送往集中营。其中，只有极少数身强力壮或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犹太人才被当作奴隶劳工，得以苟活一时。3

这些设施中最大的一处是位于奥斯维辛（或称作奥许维茨）的综合集中营。当时的奥斯维辛在上西里西亚东部，靠近德国和波兰的边境线，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被并入第三帝国。1940年，纳粹把旧的劳工营改造成集中营，用来关押波兰的反纳粹分子。随后这里迅速扩展，面积增至40平方公里。1941年秋天，纳粹在这片土地上又建造了一处更大的营地。该营地位于距比克瑙（又名比尔克瑙）的奥斯维辛老营地２公里处。新集中营的主要目的是大规模灭绝犹太人。从1942年3月开始，纳粹通过火车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押送到这里，押送的车厢是用来运牲口的，没有暖气，也不供给吃喝。犹太人被卸下后，纳粹就将他们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两部分。那些“没用的人”就被送进特别建造的毒气室中杀害。在战争结束时，至少有110万人死于集中营，也可能是150万人，其中大约90%是犹太人。绝大多数人都在从1942年春天至1943年夏天这一年多的时间内遇害。4

在这之后，屠杀的速度大大放缓。但最后还发生了一波大规模的杀戮：屠杀匈牙利犹太人。他们在那之前躲过了希特勒的灭绝性驱逐，仍然存活于世。虽然是德国的盟国，但在前奥匈帝国保守的海军上将米克洛斯·霍尔蒂强力独裁统治下，匈牙利一直抵制希特勒试图将大批犹太人交由德国党卫军“重新处置”的要求。所谓重新处置，就是将犹太人转移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杀掉。霍尔蒂和他的政治盟友认为德国的要求侵犯了匈牙利主权。也许，更重要的是，在1943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重创纳粹德国后，他们日益确信同盟国将最终战胜轴心国，而拒绝交出犹太人有可能赢得同盟国的信任。在苏联红军进入邻国罗马尼亚后，匈牙利背叛德国的迹象日益显露。1944年3月，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在推翻霍尔蒂政权后，他们扶植了傀儡政府，并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摧毁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中的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地位，为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做准备。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率领下，一支纳粹党卫军开进匈牙利，着手驱逐行动。艾希曼本人正是“欧洲犹太人最终处置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匈牙利警察把各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关押在营地或犹太人聚居区。从那里，他们再被赶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匈牙利的犹太人总数近80万人，超过43。7万人被押往奥斯维辛。在到达奥斯维辛的人群中，只有10%的人被认定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其余90%的人都被送往毒气室，遭到杀害。5

米克洛斯·尼斯利就是这幸运的百分之十中的一员。1944年5月16日，尼斯利和妻女一同被捕，被送到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区。5月22日，他们被装在一列长长的运牲口的火车里，目的地是奥斯维辛。5月27日，他们抵达集中营。6当时尼斯利刚刚40岁出头，身体健康、强壮。于是，他和其他几百名囚犯被送往莫洛维茨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IG法本公司正在那里建造一家生产合成橡胶的工厂。这是一段小插曲，也许为了简化故事内容，他在回忆录中省略了这一部分。5月29日，尼斯利在集中营得到了一个囚犯编号：A－8450。经过两星期的检疫隔离后，他开始在“197号水泥班组”工作。然而，党卫军当局很快就发现他是一名病理学家。6月27日，他和另外两名囚犯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执行医疗任务。最初，他在集中营第12营区的一个用来验尸的小房间工作。在展

现了医疗技能后，7月初他被转移到营地外的新住处，邻近铁路和“卸货坡道”。新来的人正是在这里被决定生与死。大楼内有新建的、设施齐全的医疗中心和解剖室。1943年7月以来，这座大楼就被称为“1号火葬场”。这是一处综合设施，里面有一间毒气室、一座用来处理尸体的焚尸炉以及其他各类设施，包括特遣队员的生活区和“特殊小组”犹太人囚犯的生活区。他们的工作就是从毒气室把受害者的尸体搬出来，从尸身上收集党卫军想要的东西（如头发和金牙），然后火化尸体、处理骨灰、打扫毒气室，准备再一次使用。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和受害人一同进入毒气室，为安慰他们而一直留到最后一分钟。7

特遣队员的人数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大约在400人至1000人之间。1944年夏天，随着匈牙利犹太人的到来，特遣队的规模迅速扩大。特遣队员是从新来的人和主营地长期关押的囚犯中挑选出来的，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由于他们目击了大规模屠杀，最终都难逃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第1批特遣队员是在1942年12月2日被处理的，1944年至少实施了四批这样的集体屠杀行动，最后一批的时间是11月26日。就在苏联红军进攻前夕，特遣队员还曾帮助党卫军销毁了有关集中营使用毒气杀人的证据。尼斯利记录了至少12批特遣队员的集体记忆，每一批特遣队员都被后继者杀害，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个体死亡。当时特遣队员生病的概率很高：例如在1943年，平均每周就有10个特遣队员被党卫军从1号火葬场的医务室带走杀掉。对任何一种反抗的处罚都非常残忍：拒绝参与就意味着死亡，在很多情况下还要首先经历野蛮的虐待和折磨。8

在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下，特遣队员们比其他囚犯更容易密谋逃跑或策划反抗计划，特别是其中有一些人还曾在法国或波兰参加过抵抗运动。1943年的大规模越狱计划由于大量党卫军增援部队的到来而夭折。1944年，在集中营快要走到尽头之时，人们又做了一次尝试，但20名特遣队员最终在储藏室中被党卫军用氰化物毒死。10月7日，另外300名将要被投入毒气室的囚犯再次进行抵抗，他们向党卫军投掷石块和铁条，随后将4号火葬场移为平地。有一些人成功突围，逃到拉杰斯科的农庄。但党卫军发现了隐匿在谷仓里的部分逃亡者，把他们活活烧死。剩下的人则被活捉，最终也难逃一死。集中营的警卫们将机枪准了火葬场四周的逃亡者。他们杀掉了其中一部分人，而将剩下的人赶到室内。党卫军死了3人，伤了至少12人。在接下来的三天，425名特遣队员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一些女性，她们曾将炸药从自己工作的地方偷偷带到营地送给特遣队员。不过，他们中最终有人成功地把一些揭露屠杀过程的照片偷带出去，在临死前交给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尼斯利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成功地捕捉到一些要点，但由于他对起义缺乏全局的视角，他的记述就不可避免得存在片面性和令人困惑的地方。然而，鉴于事后有关特遣队的争论，这场起义的意义就非同小可。9

在奥斯维辛期间，尼斯利和特遣队员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书事实上是有关特遣队员存在和工作的唯一记录。他的职责是为特遣队员提供医疗服务，当然也为火葬场的党卫军士兵提供医疗服务。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病理学家，对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负责。门格勒对尼斯利的工作能力很赏识，是他在集中营的靠山和保护者。门格勒生于1911年3月16日，在集中营的幸存者口中，他是个声名狼藉的人物。门格勒负责指挥“筛选”囚犯。他站在铁路卸货坡道那里，制服一尘不染，鞋子闪闪发亮，决定着每个人的生死。但尼斯利是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与之相遇的，他是门格勒的科学助手。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不仅是党卫军的医生，也是一位医学研究者。他在早前完成的人类学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四个不同种族的下颌构造。这和他本人利益攸关，因为他的两颗牙齿中间有一条自然形成的裂缝，而且他总共少两颗牙齿。他觉得这可能是由遗传原因导致的。10

门格勒的这项研究引起了一位德国顶尖科学家的注意，他就是奥特马·冯·傅舒尔男爵。11傅舒尔的职业生涯生动地诠释了在纳粹当政前后医学、种族和政治之间的纠葛。傅舒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曾是一名中尉军官。在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反犹太人的学生兄弟会组织，并曾参与1920年那次臭名昭著的针对假想的共产党叛乱分子的大屠杀。从医学系毕业后，傅舒尔专门研究遗传学，主要对双胞胎进行比较研究。他出版了大量科学著作，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职位。在那里，他牵头成立了一个新研究所，主要研究种族卫生学。从1935年开始，纳粹政权设立了很多同类研究所。1942年，傅舒尔成为威廉二世皇家人类学、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这个坐落于柏林的研究所久负盛名，是威廉二世皇家学会（1945年之后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支持的众多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拥有充沛的资金。12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这是一家主流科研机构：研究所曾一度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很多国际会议邀请傅舒尔参加，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科学出版物广泛转引。然而，傅舒尔在骨子里反对犹太人。他曾在1944年提出：“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是寻求从整体上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新方案。”13

在傅舒尔履职柏林前很久，他就把门格勒招入麾下。傅舒尔同意指导门格勒的医学博士论文，后者最终于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门格勒的论文是关于牙齿和上鄂的畸形问题，这令他惴惴不安，经常联想到其他遗传畸型疾病，例如侏儒症。然而，战争爆发后门格勒不得不中断研究。从1937年以来，他就是纳粹党员。1940年，他应征入伍，主动提出为武装党卫军提供医疗服务。到奥斯维辛后，他担任了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队长一职，大概相当于“上尉”（根据职位规定，他只能佩戴银色肩章，而不是尼斯利在回忆录第2页误记的金色肩章）。14在此之前，他曾于1941年至1942年间在苏德战场上服役，因为将两名德国士兵从熊熊燃烧的坦克中拖出来而获得十字勋章，荣立一等功。他随后在战役中负伤，病退回到柏林。在那里，他再一次遇到傅舒尔，并继续完成他的教授资格论文，那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也是谋取德国大学教职的先决条件。作为傅舒尔的学生和助手，门格勒是声名显赫的科学研究团队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但作为一名党卫军官，他也需要奉命行事。1943年5月，他来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成为吉普赛人营区的一名医疗军官。1944年8月1日，他成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15

门格勒依然执着他的论文研究。当看到那些双胞胎时，他很快意识到集中营的工作为他的研究项目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条件。一般说来，他的导师傅舒尔专攻的双胞胎研究面临很大的困难，那就是双胞胎事实上不会同时离世。但在集中营里，门格勒可以确保双胞胎同时死亡。而且，他通常会把那些从卸货坡道筛选出来的双胞胎安排在营地内的一块特殊区域生活，拿他们做实验。实验很痛苦，有时甚至会致命，而实验的副作用则包括致聋等严重后果。后来，这项研究被证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事实上无法辨认出一对双胞胎是否完全相同。有的时候，两个年龄和外貎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是兄弟姐妹的人会被他误认为双胞胎。16门格勒也参与了其他实验，如向傅舒尔提供“眼球异色”（指两只眼睛呈现不同的颜色）囚犯的眼球；只要发现这样的情况，他就马上将其处死。有时，他的囚犯助理会把两只来自不同囚犯的颜色不同的眼球包得紧紧的交给他，但却没有告诉他实情。门格勒还尝试针对坏疽性口炎的多种治疗方法，这种疾病是由严重的营养失调引起的，会造成面部剧痛。他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报告，而不是治疗患者，即使治疗取得了成功。一旦证明了他的观点，治疗就会被终止。另一项实验是向囚犯的眼球内注射染料，试图改变眼球的颜色。这一过程不但非常疼痛，会造成伤害，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也没有意义。17

门格勒的实验严重违反了医学和临床研究中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无论是门格勒，还是他的导师傅舒尔，亦或是人数众多的医学研究者们，他们都未经集中营囚犯的同意而把他们当作实验品。这些人是在纳粹的胁迫、甚至鼓励下才这样做的。相反，他们无视囚犯的人格尊严，根本不把他们看作人类。因此，在利益面前，他们不会因给囚犯带来极度痛苦、甚至死亡而感到良心的谴责。门格勒和其他大多数研究人员有两点区别：首先，他只想进行纯科学研究，而不去实际应用。他不像其他集中营管理者那样对囚犯采取高温高压和冷水浸泡等手段，以模拟战争实效。其次，其他实验常常导致受试者死亡，而门格勒则是故意杀死囚犯，以便在他们的尸体上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他还会挖出囚犯的眼球，用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8因为他的研究需要与囚犯医生合作开展，而这些人非常害怕因做错事而招来杀身之祸，这就导致他们通过伪造和欺骗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在通常情况下，自由的研究者会如实记录下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像尼斯利认识的其他纳粹德国的医学科学家一样，门格勒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签订了灵魂契约，这最终会摧毁研究的科学有效性，也违背了他们发誓要遵守的每一条道德守则。19作为一名病理学家，米克洛斯·尼斯利的工作是解剖尸体，而这些死尸都是在集中营死去或是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他自己并没有参与屠杀，也没有被命令参加那些违背伦理道德的医学实验。但作为一名技艺娴熟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知道有一些尸体是刚刚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如同他在回忆录中牵动人心的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奥斯维辛的一名犹太人囚犯，他知道如果胆敢批评或置疑，就会丧失生命。在回忆录中，尼斯利有关与门格勒关系的描述显示了他如何小心翼翼行事，如何避免逾越囚犯身份，如何努力维护医生伦理。换句话说，“以一名医生身份”写作，就是作为一个不带情感的医学观察者。这或许会使他超脱那些他所描述的令人麻木的恐怖事件。这本回忆录的临床医学特性和事实性本质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道德说教和事后谴责都于事无补。在回忆录中，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了克服恐惧的艰难。在很多时刻，这些实验工作都违背尼斯利本人的意志，令他厌恶门格勒。这些时刻更加震撼人心，因为它们太稀少了。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随着苏联红军从东方而来，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工作才告一段落。到其他集中营工作后，他又加入了一个军事医疗小组。在战争结束时，这个小组的人员被美国军人俘虏。门格勒编造了假名字，转入地下，在巴伐利亚州当起了农场工人。1949年，像很多人一样，他在提洛尔走私者的帮助下逃过阿尔卑斯山，在亲纳粹的南提洛尔地区（今天位于意大利北部）获得了一本假护照。20凭借这本假护照，门格勒从热那亚的红十字会获得旅游签证，随红十字会来到阿根廷。在那里，他又开始行医为生。由于做了太多非法堕胎手术，很快吸引了警方的注意。1962年，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绑架偷运出国，在以色列接受审判，并被处以绞刑。在这之后，门格勒逃往巴拉圭，当时那里正处于亲纳粹的独裁者阿尔弗雷多·史托斯纳尔统治下。再之后，他又来到巴西的一个偏远地区，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儿子罗尔夫。罗尔夫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门格勒曾告诉他：“我一生未曾亲自伤害过任何人”。两年后，也就是1979年2月7日，他在海里游泳时溺亡，也许是因为中风。1985年，他的墓地被找到，尸骨被重新掘出。1992年，他的身份得到DNA测试的确认。21

在尼斯利回忆录中，他还提到一些党卫军军官或合作者。其中一人是泽农·森特凯勒博士，他是波兰籍的囚犯医生，负责集中营的医疗服务。森特凯勒因为经常殴打囚犯而臭名远扬，其他囚犯医生都认为他已经精神错乱。他是战后唯一一名受审的囚犯医生，在那之后他的命运就晦暗不清了。22弗里茨·克莱恩是集中营的一名医生，既负责医学实验，也负责从卸货坡道上筛选囚犯。1944年末，他被任命为德国北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因此应对集中营的生活环境负主要责任。当英国军队到达时，发现那里的生存条件令人发指。他和其他军官因此都被起诉。法庭宣判克莱恩死刑，他并没有上诉。按照律师的说法，克莱恩称屠杀犹太人的经历“使他无法再活下去”。前集中营的军官表露懊悔之情非常罕见，他就是其中的一人。1945年12月12日，克莱恩被执行绞刑。23二级小队队长莫勒是在第13章中首次提到的那个极度凶残的党卫队军官，原型实际上是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队长奥托·莫尔。他在集中营的各个岗位都显露出才干，从1944年5月起成为奥斯维辛火葬场的负责人。莫尔曾带领集中营的囚犯从格莱维茨附近的奥斯维辛行军到巴伐利亚州的达豪集中营，后来被美国军队俘获。1945年12月13日，莫尔在达豪的战争罪法庭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46年5月28日执行。24二级小队队长莫斯菲尔德（实际上是埃里希·莫斯菲尔德）是特遣队的负责人，他也被美军逮捕。1947年1月23日，他经审判后被处以终身监禁。之后，他被引渡到波兰。因为按照规定，战犯必须在他犯下罪行的国家接受审判。在对门格勒博士的罪行作证后，莫斯福尔德在1947年12月22日被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法庭判处死刑，于1948年1月28日执行。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纳粹制造的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70周年。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这座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及其他无辜平民的“死亡工厂”。为了铭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教训，记录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很多国家都将这一天定为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遗忘。”奥斯维辛的惨痛教训不仅是欧洲犹太人应铭记的历史遗产，也是全人类应共同守护的价值底线。本书作者米克洛斯·尼斯利亲身经历了集中营的黑暗岁月，用“质朴”的文字记述了那段历史。透过他的眼睛，我们仿佛亲眼看见那些特殊的时刻；通过他的记录，我们重温了一个帝国的缓慢瓦解——而这个疯狂的、宏伟的帝国曾被人们认为会统治万代。

1946年，尼斯利完成了这部“回忆录”，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匈牙利的《世界报》。稍后，以《我是奥斯维辛焚尸场门格勒博士的医学助手》为题出版成书。1951，让一保罗·萨特主办的月刊《摩登时代》刊登了这部纪述的多个片段。随后，英国先锋派杂志《梅林》将其译为英语刊载。这部纪述的英语完整版于1960年出版，书名改为《奥斯维辛：一位医生的亲眼见证》。自此以后，该书的德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及波兰语等译本相继问世。2012年，企鹅出版公司出版了最新的英语译本，并将其列名于“现代经典丛书”。

在过去的近70年中，这部“现代经典”已成为人们了解奥斯维辛苦难的必读书，但也引发了争论无数。为本书作序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会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就算是被杀掉也没有任何反抗?而普利莫·莱维在反思大屠杀幸存者的名著《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也把“特遣队”放置在人类的道德天平上，进行痛苦的称量。处于“灰色地带”的这群人，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共同的加害者?这是一个道德难题，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公认的答案。但正如美国作家迈耶·莱文所言：“那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不完整，但却真实，他们用指甲在墙上刻下的只言片语，希望人们后来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的一切。”我们宁愿相信，经历了奥斯维辛而幸存的人，他们比死去的人承载了更多的痛苦。也许，他们是凶手的帮凶，甚至是凶手。但作为人类浩劫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用卑微的存活和内心的煎熬换来了一份应世代铭记的历史遗产。

我们希望和读者分享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借以反思我们的历史和当代生活。因时间及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我们恳请读者诸君提出建议，以便再版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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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出版公司

2015年7月

人们，不要忘记，要大声说出来，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西蒙·杜布诺夫

著名犹太裔历史学家，这是1941年他在临刑前留给世人最后的话这是一个作恶而不自知的人?还是一个怯懦而不抵抗的人?……抑或是一个勇敢留下见证以警示后人的人?请读者诸君根据回忆内容自行判断。

——理查德·J·伊文思

世界著名德国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不可否认，在集中营内外，都存在一些灰色的、立场模糊的人，准备出卖人格和道德。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囚犯们的错误和缺点不足以让我们把他们等同于加害者。在骤然坠人地狱般的环境后，我们也没有道理要求他们达到圣徒或哲人的行为标准。除了刚开始时他们的健康条件可能都很好，试图在他们的命运中寻找一些共同点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意义。

——普里莫·莱维

意大利犹太人，奥斯维辛幸存者，著名作家和诗人这是已知的对奥斯维辛经历最好的简短纪述。

——《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