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立超著的《簸箕屯的故事（上中下）》是一个描写农民与土地的故事，也是一家拓荒者闯关东的故事。汪天雨一家人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对于土地的依恋和热爱，勤恳与智慧，在山崴子深处开荒种地，建设家园，让簸箕屯从无到有，从几口人的小户人家，发展到十几户，百十来人的大村屯，从民国末年到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的人文风物变迁。展现了半个多世纪的东北农村的巨大变化，以及在时代进程中人们思想的转变，演绎了一段植根东北大地的拓荒史，一片黑土地的兴衰变迁。

封立超著的《簸箕屯的故事（上中下）》是一个描写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土地的故事，

也是一家拓荒者闯关东的故事。

主人公汪天雨，带着媳妇、表弟和义弟从鲁西南逃荒到东北，

在常山镇一处荒无人烟的山崴子里落下脚，搭建房舍、开荒种地。

因为这里的地势形似簸箕。他们便取名为簸箕屯。

汪天雨一家人凭着一把力气和吃苦耐劳，在这片簸箕形的土地上渐渐扎下了根。

后来。他们又陆续收留了逃难、流离至此的很多庄户人。

簸箕屯也慢慢从开始的一家一户变成了几家几户，进而热闹起来。

故事前后跨越了四十年。描写了期间出现的土地丈放、渔猎采参、佃户劳金、

烧锅油坊、粮号商行、土匪恶霸、抗联游击队等等，

颇具东北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风物文化、传奇人物和传奇故事，

再现了四十多年间东北农民的农耕文化和生活变迁。

正文

一

汪天雨一家起得很早。他们收拾好东西，又草草地吃了点干粮，喝了点水，就上路了。

大车店的刘掌柜紧跟着他们屁股撵上来，说我送送你们。

刘掌柜的大车店，是常山镇里唯一的一家旅店。叫它大车店，是因为来店里找宿过夜的人，多半都是车老板子。有赶马车的，有赶牛车的，也有赶驴车的。冬天，还有赶马爬犁牛爬犁的。这些马车牛车驴车马爬犁牛爬犁，来常山镇卖粮卖菜卖木柴，走的时候又买上庄户人所需要的油盐酱醋和针头线脑。道近的，当天可以打个来回。道远的，就得在大车店里住一宿。

常山镇不大，且四面环山。按说应该是个萧条闭塞的去处。然而天时不如地利，常山镇就是沾了地利的光。因为在它方圆几十里，只有它还像模像样的称得上一个镇。所以总有些弯弯曲曲的道路，贴着山根，傍着河道，汇集到这里。渐渐地，常山镇便热闹起来。

热闹起来的常山镇三天一小集，七天一大集。不光吸引了周边十里八村的庄户人，也吸引着天南海北的商家贾客。

刘掌柜就是看透了其中的玄妙，才变卖了家里的土地和车马，建起了这爿连房带院的大车店。

大车店设有大铺、单间，还有饭堂、马圈、牛棚。来这里赶脚的人根据自身的状况，可以选择睡大铺也可以住单间，可以上饭堂也可以自带干粮。赶车带马的人可以自己卸车喂牲口，也可以把车马一停，喊一声“伙计”，便扔下鞭子进屋歇着去了。当然，睡大铺有睡大铺的价钱，住单间有住单间的价钱。卸车喂马，自带草料或者由店家提供方便，都各有各的算法。自带干粮的，大车店还免费提供开水。

刘掌柜性情谦和，为人厚道。再加上招待热情，收费合理，很讨入住者的心思。他们进了大车店，就如同进了自己的家。随便得很。先有了地利，后有了人和，这样的大车店，不兴隆才怪！

汪天雨一家四口来到大车店的时候，正值未时时分。也就是午后两点钟左右的光景。阴历四月末的常山镇，虽然不是烈日当空，但也酷热难耐。刘掌柜见他们风尘仆仆，就知道是远道而来。他招呼他们坐到饭堂里的一张方桌前，让跑堂的葛二给上茶水。

汪天雨说：“掌柜的，俺们是来投宿住店的。”

刘掌柜说：“知道你们是来投宿住店的！不投宿不住店，你们能来迈我这道门槛子？别急，喝口水，消消汗，保准有你们住的地方。”

汪天雨说：“那就先谢谢了。”

看样子是真渴了。虽然茶水是热的，他们也顾不了烫嘴，吹着嘘着，几口就把水吞了下去。刘掌柜示意葛二把茶水重新续满，问：“看这架势，你们赶了不少的路吧？”  “是呢！”汪天雨回答，“俺们是从吉林府一路走过来的。”

“哎呀，七八十里的路呢！”刘掌柜惊叹道，又问：“还没吃晌饭吧？”

汪天雨说：“俺们身上带着干粮。”

刘掌柜听了，就吩咐伙房烧一盆汤来，说是让他们就口汤再吃。

汤端上来了。虽说是清汤，但里面有葱花，还漂着几滴油星子，就显得那汤十分诱人。

刘掌柜看着他们吃完干粮喝完汤，就介绍说：“我这里有大铺，也有单间。但考虑你们有女眷，最好还是住个单间。”

汪天雨说：“俺们的盘缠有限，就住大铺吧。”

刘掌柜说：“这样吧，谁都有个为难遇窄的时候。我给你们一个单间。价钱嘛，打个对折好了。这样算下来，比大铺贵一点，比单问又便宜不少。对你对我，都方便。”

P1-2

1968年的金秋10月，我和同学们一起到吉林省永吉县口前公社新华二队落户，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生活。

下乡第一课是忆苦。给我们做忆苦报告的生产队会计，声嘶力竭，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在旧社会地无一垄、房无一间的悲苦生活。讲得我们也跟着落下泪来。

忆苦报告结束，该吃忆苦饭了。生产队为了这顿忆苦饭，特意碾了半簸箕高梁破子，熬了一锅粥。也许确实饿了，我并没有觉得那粥有多难下咽。一碗吃完，想再盛一碗，没了。

吃过忆苦饭，我们又拎起生产队给预备好的、还没来得及开刃的镰刀，下地割稻子去了。晚上回来，手上满是血泡。

过了一段日子，我们和社员们混熟了，就有人跟我讲：“早先，高粱是喂马的。”

我明白他跟我说这话的意思：因为我们的忆苦饭吃的就是高粱。后来我才知道，至少在我们插队的那个村，高粱在解放前是很不受待见的，很少有人拿它当口粮。

1972年末，我结束了四年多的插队生活，抽调回城。在回城的路上，我就想，一定要把这几年的所见所闻写一写，但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当时并没有仔细去考虑。

回城后，先是当工人，后来上大学、当老师，再后来转入税务系统，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期间，我虽然写了一点儿东西，也发表过一些，但都和我当年回城时想写的插队生活无关。到了80年代末期，由于自身的原因，我不再写东西了，书也看得很少。这样，一过就是二十年。

2009年，濒临退休，我才想起自己还有东西要写。于是，购买了电脑，开始在家里学习码字。

东西要怎么写？人物故事就像一团乱麻，捋不出个头绪，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切人点。虽然勉强开了个头，但也觉得不甚满意，结果废掉了。

后来有一天，当我又坐在电脑前发呆时，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段文字，就是现在扉页上的这几句话。于是，我从大车店写起，一个长长的、有点儿拖泥带水的故事，就此展开。

我的写作过程中，没有提纲，也没有故事梗概，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随心所欲，跟着感觉往前走。书中的人物、故事，有的是我经历过的，有的是我听别人讲起的，更多的是我联想出来的。我把这些亲身经历过的、听来的和联想到的内容归拢在一起，放到了小说中的那个年代。

我写得很慢，每天的写作时间也不长，从早上8点半写到上午10点。10点钟一过，我就写不下去了。通常能写出几百字，最顺手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两千字。当然，也会有卡壳的时候，一两个小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所以这一套书，我不知不觉写了五六年。  其实我觉得“簸箕屯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果有时间，我还想写一写之后的庄户人，走过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经历，直到人民公社解体，土地重新分配给了个人。这样，中国东北、农民和农民、农民和土地的故事才算完整，才算告一段落。书名就暂且定为《太阳刚刚升起》吧。

那将又是一个长长的故事，希望我还能有这个机会。

作者

2017年9月于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