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11月，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因为受到图谋造反的指控，被斩首于北京。有记载说，当消息传到台湾时，郑成功忍不住难过得痛哭流泪。
年轻时的郑芝龙，曾经是海上最活跃的一号人物。他从事贸易活动，势力遍及日本、中国、菲律宾等地。他也是天主教徒，并拥有一个教名“尼古拉斯”，虽然更多人习惯称他为“一官”。“一官”这一称呼来自“一官党”。“一官党”早期是郑芝龙组织的贸易船队的名称，后来势力逐渐扩大，成为郑芝龙整个庞大的政商军集团的总称。
在那个年代，这块广阔的东亚海域之上非常热闹。除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商人以及传教士。当时日本的贸易船，可以从南部的长崎出发，途经中国东南沿海，一路开往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早在那个时候，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就存在着一个关系紧密的贸易网络。
可是，当郑芝龙的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候，这个世界，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大海，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和他年轻时的形势已经截然不同了。当时的北京已落人满洲人的手中，而原本的明朝政权，如今已经名存实亡，只能苟延残喘。郑成功还在台湾勉力支撑着，但是反攻的希望十分渺茫。
清朝政权为了防堵郑成功，宣布把福建一带沿海居民往内陆迁居五十里，而且颁布规定，一般人都不能随便出海。
无独有偶，同一时间，日本政府对于海上贸易也正实施着严格的规定，不但日本人不能任意出海，外国船只，特别是从欧洲来的商船，也不能随便进入日本。原本自由的海域，顿时变得戒备森严。
不过，日本政府对于海洋的管控并不是为了防堵郑成功——他们甚至跟台湾的郑氏家族保持着频繁的往来。
日本政府所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
事情要从1600年说起。那一年，日本发生了一场改变历史的重要战役。战场上的一方，是军事实力雄厚的德川家康；另一方，则是其他势力联合的军队。
日本原来的政治领袖丰臣秀吉，两年之前刚刚过世，此时正是权力交替、政局不稳的紧要关头。德川家康在政府当中，本来就具有相当分量；丰臣秀吉过世之后，他想要夺取政权的野心，在旁人看来更是昭然若揭。不过，这是一个人人竞逐权力的年代，没有人会眼睁睁看着别人独揽大权。
权力斗争很快演变成了军事冲突，大大小小的战役随之爆发。最后在“关原”。这个地方，德川军与联军终于展开了一场总决战。联军的兵力与德川军不相上下，但论士气与战术，则远远无法与之抗衡，因而节节败退，结果德川军大获全胜。
经过关原之战，德川家康理所当然地掌握了日本的大权。之后，他一步步消灭了属于丰臣秀吉的旧势力，除去反对力量，最后连日本天皇也只能对他言听计从。在德川家康的要求下，天皇把他封为“右大臣”与“征夷大将军”——这是只有执政者才能拥有的头衔。虽然顶着征夷大将军之名，但德川家康并没有四处征讨蛮夷。相反，他为日本带来的是此后两百多年的承平时代。
德川政权上台前，日本长期处于诸侯割据、征战不休的分裂状态。一直要到16世纪后半叶，才在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等人的前后接力下，完成了统一全国的霸业。只不过，无论是织田信长还是丰臣秀吉，都无法维持一个长久的政权。他们一死，原本的斗争就重新再起，一直要等到德川家康接手后，这个混乱的局面才终于结束。
德川家康把他的统治机构“幕府”设立于江户(今天的东京)。从这一刻起，一直到19世纪幕府垮台之前，日本国内再也没有出现像关原之战那样大规模的战役，也没有了政权交替的动荡。德川家康的后代稳坐在执政者的位子上的这两百多年，也因此被称为“德川时代”。
德川时代的日本，一开始对外还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当时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来了许多天主教传教士。他们从16世纪末开始，就已经在日本国内积极传播基督信仰，成果丰硕。到了17世纪初，日本的天主教徒已经多达数十万人。
天主教团体势力越来越大，让德川幕府感受到了威胁。他们最害怕的，是这群天主教徒会跟反幕府势力联合起来夺取政权。于是，从1612年开始，幕府连续颁布法令，禁止人民信仰天主教。
为了压制天主教发展，幕府采取了十分强硬的手段。比如，他们将耶稣或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发送到各地，要求民众用脚踩踏，不愿意乖乖遵行的人就会被认定是教徒。要是坚持自己的信仰，不但会受到刑罚，更有可能引来杀头之罪。许多不愿抛弃信仰的日本教徒因此丢掉了性命，就连外国传教士也遭到追杀。
可是，信仰的力量非常强大，传教士们没有轻易放弃。他们无视幕府的规定，继续传教活动。从西班牙来的方济各会传教士，态度尤其强硬，结果触怒了德川幕府。幕府因此宣布：禁止所有西班牙船只进入日本。
但天主教徒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冲突并未因此停止，反而在这之后，变得越来越激烈。P14-19
本书最早的版本，大约几年前在网络上发表。原本的构想和目前成书的模样有些类似，也就是挑选十个关键词，通过它们串联起近代日本历史的演变。
最初只是一时兴起，想把当时的读书笔记整理出来。那个夏天我在日本做研究，读了一些书，充分感受到日本历史丰富的魅力，但也同时感觉意犹未尽。在日本，导论性的书虽然不少，但许多作者的写作方式相当传统，尤其以政治、军事等为主，有时难免枯燥沉闷，近期才有一些比较多元的形式。至于有些大部头的丛书，集合众多专家学者之力，内容丰富，但对一般读者却未免过于专业。
更重要的是，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翻译的作品，无论译者再怎么优秀，终究是翻译的作品。比如，一本以日语书写的日本历史，作者心中预想的读者当然是日本人。也因为如此，它在内容的挑选、文字的使用，乃至于论述的观点上，都会以此为标准。这么一来，使用自己熟悉的文字书写历史就显得格外重要。
但语言只是表象，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因此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观点？一个不同于日语、英语或是其他语言世界的观点？同样的问题不只适用于日本历史，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史的书写。
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说本书做得很成功——事实上，它距离理想还非常遥远。但我希望抛砖引玉，期待能有更多人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尝试。
本书最早的稿子发表后，在网络上收到了一些反馈，也有出版社的朋友好意垂问，我想趁这个机会谢谢他们的指正和鼓励。当然，最要感谢的是平安文化的橞甄、维钢和其他协助的人员，他们为本书付出了许多心力。
另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则是为何会将“故事”网站的脸书专页取名“大人的世界史”(也是本书书名由来)。其实，一开始选择这个名称，主要是有趣。当时在日本看到处处都有以“大人”为名的出版品或活动，比如大人的科学、大人的旅游，凡此种种。
但真要说的话，“大人的世界史”也许有另一层的意义。在我们的娱乐文化、大众媒体或新闻传播中，对于各种社会现象，时常着急地区别好人与坏人，好像中间的界限十分轻易可以划出来；仿佛只要把人贴上标签，对于世界的理解就大功告成了。
可是，黑白分明的观点很难引领我们进一步地认识真实世界。更为成熟的思考，或许是要慢慢摆脱简化的观点。这也是本书希望强调的：历史有其复杂和偶然的一面，社会也是，一件事的好与坏，正面与负面，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
除此之外，古罗马时代的哲学家西塞罗也曾留下一句关于历史的名言，他说：“如果你对出生以前这世上发生过的事情一无所知，你一辈子都将活得像个儿童。”历史扩展人的视野，让人成长。 这或许是当初选择“大人”两个字时不经意传达的信息。
最后，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许多中文、日文、英文的书籍和研究作品。我们决定将参考书目，连同相关的年表、地图以及延伸的文章，放在网络上，除了节省本书的篇幅，也可随时更新。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到“故事：写给所有人的历史”中寻找“大人的世界史”专栏，或直接到https://gushi.tw/reading-japanese-history，继续这段未完的旅程。
有趣有料的日本史
刘柠
近五六年来，国内出版的日本史著作明显多了起来，仅笔者过眼者，就有不下十五种，有美国人的著作，日本人的著作，也有中国学者的著作。有些是大部头，甚至是多卷本，积年磨一剑——数载才出一卷（如《剑桥日本史》）。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选项中，笔者独钟那类作品：作者未必是研究日本史的专家，其书也不是写给历史系学生的教科书，但视界高远，史识宏阔，论证缜密，看似信手拈来的史料，实际上无不经过挑剔的拣选，像职人手里的手工似的，打磨得玲珑剔透，精致可人。反映在文本上，就是有料有趣，叙事生动，一气呵成，毫无阅读障碍。
在谈论日本历史时，国人常引以为傲的一点，是关于日本的最早文字记录，源于中国的史书《魏书·倭人传》，甚至比日本本土的“记纪神话”（即记述日本国起源的《古事记》《日本书纪》）还早了五百年。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事实的另一面，是中国尽管对日本“知”之甚早，却浅尝辄止，“知”之不深。岂止是不深，长期以来，甚至陷入思考停止，以一种面对“蕞尔小国”的高冷来拒斥了解，乃至酿成国人之知日与日人之知中的极度不均衡状况，至今积重难返。对此，陈舜臣先生尝言：
中华即世界。……我们的文明，就是世界的文明。离文明的中心越远，文明的内容越是掺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蛮。……如果是其他的文明，还会有兴趣，但如果是我们的文明“掺水”后的东西，还有研究的必要吗？只有少数的好事之人，用掠过古董店门面前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邻居日本。
造成国人对日本隔膜的原因不少，我也并没有专门研究，但是，窃以为其中有一条，怕是很难否认，那就是：缺少关于日本历史的有趣读本。提到东瀛，国人至今对所谓“日本四书”津津乐道（即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戴季陶的《日本论》和蒋百里的《日本人》），这也未免太过陈旧了。不是说“四书”不好，而是说带有相当的局限性——主要是时代的局限，而有些知识，也早已过了学术“赏味期”。以“四书”中公认最具有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日本论》来说，对军国主义的构造和成因，书中虽不乏精辟的论述，但作为1928年初版的著作，铸成军国主义失败的最大试炼——“二战”毕竟尚未爆发，“化学反应”尚未发生，戴季陶的某些结论现在看来也是难以站住脚的。
并非没有好的日本史著作，但一向缺乏学术性与公共性兼具、史识与史趣相融合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人的日本史》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尝试。作为“通史”，这本书实际上是从近世写到今天，确切地说，是聚焦从1600年的关原之战至“3·11”巨震后逾四百年的历史，在时间跨度上，基本与赫赫有名的史学著作、美国詹姆斯·L. 麦克莱恩的《日本史（1600~2000）》相当。如果说，对日本和世界而言，明治维新以降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是一部“激荡的近代史”（权且借用吉田茂回忆录《激荡的百年史》的表述）的话，那么，包括日本何以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并跻身列强俱乐部的历史在内，其答案，或曰历史“规定性”，其实已经埋伏在更早的历史——即江户时代的历史中。
作者是历史学者，却像一位导游似的，引领读者穿越四百年的路线图，发掘那些隐藏在大历史褶皱中的细节，左右逢源，举重若轻。很多乍看去似稀松平常的物事，恰恰构成了后来深刻影响社会的某种文化的雏形，如幕府为了抑制地方藩主势力的发展，要求各地大名隔年到江户居住的所谓“参勤交代”制度，是今天上班族调往地方或海外分支机构工作的“单身赴任”文化的前身。今天“三都”（即东京、大阪、京都）之间的文化差异，诸如“京都人细腻，大阪人贪婪，江户人浮夸”，或“京都之人多矜气，重土地；大阪之人多杀气，重财富；江户之人多客气，重官职”（均为江户时代学者广赖旭庄语）等说法，其实未尝不是德川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遗留。而在这种历史“细见”（日本专门详解历史文化细节的一类出版物）的过程中，还对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及学界通识，做了一番正本清源：譬如关于德川时代是否“锁国”的问题，作者认为所谓“锁国”说，是“由欧洲人发明出来，又逐渐传回日本国内的”，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它反映的只是一部分欧洲人——那些无法进入日本的欧洲人——的观点。如果回到那个时代，德川幕府尽管不像当代的日本一般开放，但也并未完全锁上国家的大门。在赶走了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后，他们仍然保持与外在世界的来往，仍旧注意着时代的动向。……与其说是锁国，还不如说是采取了一种由中央政府严格掌控的交流政策。
事实上，德川时代的日本不仅没有“锁国”，反而留下了四个窗口（松前藩、萨摩藩、对马藩和长崎），在通商的同时，维系与世界的交流：长崎设有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社区“唐人屋敷”；知识人热衷学习荷兰语，从欧洲舶来的知识被称为“兰学”。其实，就连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坐大，也与幕府这种对外的姿态不无关系。近松门左卫门写的一出净琉璃《国姓爷合战》，讲的就是郑成功的故事，至今仍是东京、大阪歌舞伎座的保留剧目。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镇子——九州岛南端的平户（郑成功的出生地）切入，以郑氏父子的“霸业”为线索，展开了十七世纪以降，日本从近世的封建社会到近代国家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叙事，生动迷人。惟其“导游”是台湾学人，特定的文化身份决定了其不同于大陆人的日本观——确切地说，是源于历史的文化关怀与观察视角的差别。如他谈到郑成功时代，“是一个连结的时代”，“台湾与日本的历史，也从那时开始，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互动与共鸣”：
曾经停留在台湾的西班牙人，曾与郑成功交手的荷兰人，都曾到过日本，或者传教，或者做生意。郑氏政权在台湾期间，日本也一直是他们相互往来的贸易伙伴。而在郑成功身后两百多年，台湾与日本的历史，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甲午战争过后，台湾变成了日本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
不承想，东亚地缘政治的磁力场竟然以如此吊诡的方式，把台湾的历史与日本史揉在了一起，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缠萦绕，固结难解。幸耶非耶？这，就是现实。
正如相对于一衣带水的天朝大国，日人常喜欢低姿态地自称“边境人”一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也形塑了台湾人在凝视日本时，迥然有别于大陆的独特视角。这种视角，说白了，就是边缘切入：他们并不会、也无需颠覆以德川幕府及其后的天皇-中央政府为主景深的构图，可同时，绝不会无视那些虽处于主景深之外，但从外缘融入画幅，渐次改变整个构图的要素，如北方的虾夷地（即后来的北海道）、南方的琉球（即后来的冲绳）、西边的朝鲜半岛及“满蒙”，当然也包括最南端的台湾。过往的四百年来，正是那些日本本土之外的“边境”要素，一再发酵，轮番进入主流的战略视野，动辄升级为改变东亚政治地图的砝码。如此关注的视角和心态，一向是大陆的弱项，甚至是缺环。
当然，所有历史读本，本质上都是历史叙事，并不等于历史本身。但惟其如此，我们才需要在不同的视角间切换，以期“脑补”一部全方位的通史，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这也是读史的主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人的日本史》不失为脑补的道具，或引子，而且是有趣的道具，有料的引子，可资校正、深化我们的日本观，从而增殖汉语思想。
2017年3月12日
于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涂丰恩著的这本《大人的日本史(精)》介绍了，面对急遽变化的国际局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成熟的眼光，重新认识这个“最熟悉”的国家、“最陌生”的历史。
穿越时空，重回彼时的日本，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起，再一次感受战争的血雨腥风，感受饥荒、火灾、地震、海啸的毁灭性打击，感受为了追求正义、民主和自由与历代守旧保守派的针锋相对，感受复兴的宏大梦想与经济危机的失落，感受浮世文化的香浓软语……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站在历史天平的两端不断博弈，促使日本在不断的毁灭与重建的轮回中，一步一步走向今天。
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今天的日本？中日关系之密切古而有之，面对西方国家向东方扩张的浪潮，两个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国家，但是对于其国家的历史却又相对“陌生”。从“锁国”到“近代”，此两百年来，日本在不断的毁灭与重建中轮回。俗话说，知己知彼。那么，在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不断较量中，日本民众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今天？
涂丰恩著的这本《大人的日本史(精)》是一本在“专业”与“趣味”之间取得良好平衡的著作：它的知识量够，没有戏说，没有很无聊的那种“抖机灵”式的写作，很扎实又有趣。《大人的日本史》通过三十个关键词，简洁明快、深入浅出地重新解读“日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日本”的过程，发掘日本真实而多样的面貌，不但提供历史的反思，更足以做为面对未来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