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大中先生作为卫聚贤先生的同乡人，主动为乡贤立传。

卫聚贤是一位开拓型、创业型学者。他不喜欢在某一个地方长期蹲下去，更不喜欢就同一个题目反复申说，而是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开辟出一块研究的领域，他不断地开拓，开拓出一片绿地，然后转移到别的地方。他是中国田野考古开创期的参加者之一。

董大中著的《卫聚贤传》，语言朴实，是关于卫聚贤的一部开创性的传记作品，对彰显卫聚贤先生的学术地位及民国时期山西学人在近代学术文化领域的成绩具有意义。

卫聚贤先生，山西万荣人，20世纪30年代中国重要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卫聚贤先生对中国现代考古、地域文化研究，以及晋商研究、古代戏曲文物研究等，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董大中著的《卫聚贤传》忠实地记录了卫聚贤的学术生涯和巨大贡献。

自序

第一章 逆境中成长

 第一节 在家庭受磨炼

 第二节 汤因比的“爬山”理论

 第三节 “万荣人”的性格基因

第二章 智者、勇者、强者

 第一节 热心公益

 第二节 挑战权威

 第三节 乡村自治

第三章 商校读书

 第一节 “蓬头垢面读诗书”

 第二节 《一得录》的写作

第四章 梁启超、王国维的高足

 第一节 清华研究院来了个商人

 第二节 《古史研究》的写作和统计方法的运用

 第三节 痛别导师王国维

第五章 故乡考古

 第一节 柏林庙一带的地上和地下

 第二节 发掘荆村遗址：中国田野考古开创期的一页

 第三节 发现元代戏曲舞台

第六章 吴越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奠基者

 第一节 南京栖霞山的意外发现

 第二节 连续几年的寻觅

 第三节 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

 第四节 编辑出版《吴越文化论丛》等书

 第五节 “二重证据法”外加民俗

 第六节 《中国考古小史》和《中国考古学史》

第七章 “古史研究”种种

 第一节 《古史研究》第二集

 第二节 《古史研究》第三集

 第三节 中国古史的年代

 第四节 卫聚贤的一些新奇学说

 第五节 《十三经概论》

 第六节 其他古史论著

 第七节 《历史统计学》和《中国统计学史》

第八章 在中央银行的日子里

 第一节 调查晋商，写《山西票号史》

 第二节 研究古钱

 第三节 创办《说文月刊》

 第四节 编辑《字源》

第九章 开辟另一研究领域——巴蜀文化

 第一节 浴室中酝酿成立巴蜀史地研究会

 第二节 嘉陵江畔发掘汉墓

 第三节 跟郭沫若同被称“盗”

 第四节 石纽访大禹

 第五节 成都白马寺探古

 第六节 《巴蜀文化专号》

 第七节 后人的评说

第十章 从西到东，从内陆到海洋

 第一节 西北之行

 第二节 《册封琉球国》：让事实说话

第十一章 “说文社”时期

 第一节 成立“说文社”

 第二节 聚贤楼的笑声

 第三节 收藏古物

 第四节 小说考证

 第五节 涉足文学领域，创作剧本

 第六节 杂著

 第七节 对“新中国”的期盼和被斗的噩梦

第十二章 香港十五年

 第一节 讲授汉字的结构和好处

 第二节 转向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三节 《说文社中兴丛书》

 第四节 自制木船做横渡太平洋实验

第十三章 霞落台湾

 第一节 来到台湾会亲友

 第二节 《中国人发现美洲》

 第三节 《文字学》及其他

 第四节 台湾考古

第十四章 暂告结束

附录

 卫聚贤学术编年

卫聚贤五岁那年，来到现在的故乡万泉县北吴村。北吴村在孤山东麓，距山脚不远，地势是西高东低。他家的小巷口竖立着两株古槐，人们叫它“槐树道”，土话念“槐卜套”（当地“树”念“卜”，“道”念“套”）。巷（当地“巷”念“夯”）口跟槐树之间有小土台和石墩，是人们坐在一起胡谝乱扯的地方，也是小孩子玩儿的地方。农闲而不寒冷的夜间，邻人多坐在这些石墩和土台上谈天。有的人一面吸烟一面讲故事，小孩子一面玩一面听讲故事。有时小孩把玩具丢掉，在黑暗之下看不见，那些大人们就来帮忙。他把烟斗向下，用嘴将烟管轻吹，烟斗中冒出火星，把地面照亮，前后左右移动，小孩子丢掉的玩具就看到了。那烟管里的火星一闪一闪，给这黑乌乌的夜晚增加了一抹亮色，在小孩子看来，有无穷的美妙。除了这一块乐园外，这个地方就没有给卫聚贤留下什么好记忆了。

卫聚贤七岁人私塾，念了八年书，到十五岁时，才读了《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诗经》读到第一册。在我的印象里——是我读卫聚贤的著作所形成的印象——具有非凡的记忆力，简直可以把他的大脑当作一部高性能的计算机看待，存储的信息无穷无尽，但他本人却说幼年的他“记忆力太差，是以生书总是背不过，常被殴责，连在家庭被打，及失业，至今为三恶梦之一”。十五岁，卫聚贤离开山西，回到甘肃庆阳县，在继父开的商铺里帮助记账。那虽是一个平常的商铺，可是业务来往并不见少，他每天要写四五十页的流水账。到晚上，仍不得消闲，还要存钱过账。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这样的劳役和精神负担是沉重的。卫聚贤说，他的舅父、表弟都是大个子，而他，虽然不能说长得矮小，却不能跟那些亲属相比，系由生活重担所压造成。

卫聚贤说到“在家庭被打”。对此，由其子、著名钱币学家卫月望所作《卫聚贤传略》有具体叙述：“十八岁再返故里万泉北吴村，他本想留在家乡上学，但他的继父不仅不答应，而且以断绝经济接济相威胁。卫聚贤多次请求，并遭到打骂，时常被锁在西屋，不给饭吃。卫聚贤生母哀悯其子，常常背着继父偷偷送饭给他，他愤不受嗟来之食，竞破门而出，只身孤影逃出家门去求学；继父大怒，称其为‘逆子’。”

这种事，在今天来说，属于“隐私”，人们多不愿谈及。从情理推测，卫聚贤受到家庭虐待，是必然的，不奇怪的。原因就在于他不是这个家族的亲骨血。

这样的一种童年生活，如何使他成为一位学术巨人呢？

卫月望所记，值得注意的不在如何受虐待，而在于对虐待的态度。人生有顺境有逆境，顺境当然很好，逆境不可避免。就人的成长而言，对一般人，可能顺境有利于成长，而对特殊人说，倒是逆境更有利于成长。对逆境，有两种策略。一种是逆来顺受，一种是逆势而为。逆来顺受者大都不会有作为，这种人以后碰到挫折，往往会屈服下来，投降于压迫势力。卫聚贤“愤不受嗟来之食，竞破门而出，只身孤影逃出家门去求学”是他对待逆境的态度和做法。支持这种精神的，首先是一种积极上进的毅力和勇气。人都说“人人生而平等”，这个平等，包括自我价值在内。人的自我价值能实现多少，全靠个人开发，而其先决条件是是否有积极上进的毅力和勇气。卫聚贤具有积极上进的坚强意志，逆境不仅没有磨掉他的锐气，反而给了他极大的反作用力。

不言而喻，这种”愤不受嗟来之食，竞破门而出，只身孤影逃出家门去求学”的精神，表现了他对自己人格的尊重。

P4-5

决定给卫聚贤先生写这本评传碰到的第一件事，是如何给他一个科学的定性、定位。以前写过《史学名宿卫聚贤》的小册子，又在一位学者《史学奇人卫聚贤》之后写了《也说奇人卫聚贤》的小文章。“名宿”、“奇人”能不能概括卫先生所做的贡献和他的地位、影响呢？细细想来，仍觉不够。最后选定了“大家”这个词。是“大家”，考古大家。卫聚贤在古史、古文字学、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诸方面做出许多成就，都离不开考古，称他为“考古大家”，我以为是比较确切的。

有许多“大师”级学者，学有专长，在其特定领域堪称权威，可是，哪有像卫聚贤这样把拳脚伸展到好多个领域的人呢？人们颁给卫聚贤的头衔有许多，诸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外交流史家、钱币学家、古器物学家、博物学家等等，足以说明他涉猎范围之广。已知卫聚贤写有各种著作一百种左右，一千几百万字，在同一个领域——即使像古史研究这样一个大领域——没有超过十种的，它们分散在十多个门类里。他的某些研究或许深度不够，但涉及范围之广，是很少有人能够与之比较的。在《史学名宿卫聚贤》中，我以一棵大树形容，私意尚能肖之。

卫聚贤是一位开拓型、创业型学者。他不喜欢在某一个地方长期蹲下去，更不喜欢就同一个题目反复申说，而是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开辟出一块研究的领域，他不断地开拓，开拓出一片绿地，然后转移到别的地方。他是中国田野考古开创期的参加者之一。他写出晋商研究的第一本著作，他最早对中国的考古学史做了研究，他的《中国考古学史》和《中国考古小史》，是这方面开山之作。他是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开拓者、倡议者，后来良渚文化的发掘，四川三星堆文化的发掘，要说源头，都应该追溯到卫聚贤那里去。他还参加了西北文化等地域文化的搜集和开发。他首倡的汉字字源研究，在中国汉字研究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其《文字学》和《咬文嚼字》两本书，开了近年谈文说字著作的先河。在香港，他着重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他的《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国人发现澳洲》等著作，搜集资料之丰富，论述之精，对后人的研究有极大影响。他在七十五岁时，跟人合作，自制木船，验证中国古人渡海到美洲是否真有可能。他在台湾的考古活动和著述，对台湾考古学的发展不乏推进和拓宽。在学术观点上，他的首倡之说更是不胜枚举。虽然个别说法不一定确切，但至少可以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有助于探求真理。他不是“述”者，他喜好开创、创造，他是新学说的创立者。读有关论述，说卫“第一个提出”、“最早提出”等等字眼很多。在研究方法上，他也有创造，他把统计学方法用于考古，同时写出《历史统计学》和《中国统计学史》，对这一方法做了专门探讨。陈寅恪先生评价王国维的成就，说王“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这两位大家都是卫聚贤在清华研究院时的导师，而王对卫聚贤的影响尤大。卫聚贤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开拓精神。

我称卫聚贤为一位考古大家，还因为卫聚贤是纯粹从学术上立足的。有的“大师”级学者，或者因为最早使用了某种方法而驰名，或者因其政治立场跟主流意识和权力保持一致甚至是其一个成员而受到推崇，或者还有别的政治方面的考量，像郭沫若，便是在鲁迅逝世以后被进步势力当作中国文化界领袖人物的，即高长虹所说“鸡头上的花冠”。胡适的成就是卫聚贤无法企及的。但必须看到，胡适的许多学术活动，跟政治、跟社会人生紧密结合在一起，胡适的贡献主要在中国制度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上。卫聚贤的学术活动是远离政治或说远离制度文化的，他的贡献是发展了我国的工具文化。卫聚贤排除了一切外来因素，他是仅仅靠学术而为人称道。卫聚贤生活在学术中，学术是他的生命。跟政治上的疏离，既是他的学术操守，也给他的命运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我们现在才来谈论这个人，才把他的著作出版，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卫聚贤在中央银行工作，有记者访问。说：“鲁先生（引者按，指鲁智深，卫聚贤之号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学者，然而外貌像商人；他是山西人，然而创办‘吴越史地研究会’，考江浙两省的古；他研究的是‘国故’，然而思想却很‘普罗’；他的外貌很粗鲁，然而文章很精细；他是古史考古专家，然而是商业学校出身；他是个学者、著作家，然而在银行界服务。”他就是这样复杂。郭沫若给卫聚贤编的姓名联说：“大东家，大方家，法天法地，师古师今，难得一楼新宝贝；卫夫子，卫娘子，聚民聚财，贤劳贤德，真成双料活神仙。”从一个方面概括了卫聚贤多方面的成就。

对献身学术事业的人说，名利于他，是身外之物，卫聚贤就是这样。但学术不会抹杀他。当时人们敬重他，是因为他处在开辟道路的地位；后来的学者们在回顾各种专业学术史时缅怀他，感念他，是因为他的数不尽的“首创之功”，他已经跟那些专业史化为一体。我写这本书，不完全因为乡谊，而是出于学术本身的需要。二十年前，我写高长虹，有人以“发掘地下人物”相称，现在写卫聚贤，何尝不是如此？

必须说明，由于多年来对卫聚贤的冷落，我最感缺乏的是资料。卫聚贤的许多生平资料没有留下来。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出走香港以后，大陆对他的活动知之甚少。在台湾出版的卫先生著作，大都不能看到。这是我多年迟迟不能动手的主要原因。现在我已八十岁，不能再拖下去了。也因为后期资料缺乏，这本书在叙述上呈现明显的不平衡，一九五一年以后的叙述，只有两章的篇幅，而且着重说了几本书，未涉及生平事迹和对当地历史文化的考察，挂一漏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再一个难点，是笔者对卫聚贤所从事的那些领域可说是门外汉，说起来难免隔靴搔痒。

不过，对卫聚贤这位学术巨人说，要说够，这也够了。卫聚贤前半生所做，他在大陆的各项活动，足够说明他的成就，他在台港的学术活动，只是使他的枝叶更繁，不会影响到人们对他的评价，不能影响到他的光辉。想及此，这本书虽然不够完整，我也感到欣慰，觉得对得起这位乡贤了。

本书在事实的叙述和评述上如有不妥，请指正。

2014年5月27日开笔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