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去一个老友家做客，在聊到数十次进藏采访时，老友忽然说起一个我们都熟悉的领导。他说那个人真好，厚道。我心下暗暗诧异，因为我对那人印象可不好，感觉是个没啥能力只会说套话的人。老友回忆，20世纪90年代他们去西藏边关拍一个大型纪录片，路很烂很危险，保障他们的吉普车一路走一路坏，几次险出车祸。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那个领导，他和领导也就见过一面。不承想领导听了后马上说，用我的车保障你们，你们的安全很重要。说罢立即下令，把自己的丰田越野车派给了摄制组。老友说他们当时惊喜不已，非常感动。
那我为什么对他印象不好呢？话说也是下部队采访，我在某个演习场地遇到他，一见面他就叫错我名字，把我叫成“袭山山”，而且当有人婉转提示是“裘山山”时，他居然很自负地摆手说，袭山山我还能不认识吗？我很尴尬，也不便当众纠正，心里却留下了此人没文化的印象。后来我又听人说，他的儿子本来不咋样，靠着他提拔很快。这下对他的坏印象就坐实了。
可是面对老友的感慨，我不好意思再吐槽了。作为一个经常去西藏采访的人，我知道那路有多险，更知道一辆好车有多重要。他能立即把自己的车给摄制组，说明他的确是个厚道人。他原本可以打个官腔，让其他人去处理的。而且老友还说，其他下属也反映说，他是个经常帮下面解决困难的领导。
由此可见，人绝不是单一的好或单一的不好，只是由于我们不能即时获得完整的信息，便容易做出不完整的判断，甚至以偏概全。也许，时间才是修正我们眼光的精密仪器。这样的经验，我估计每个人都有：多年以后，发现某个人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坏，或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好。甚至，自己曾粗暴地对待过某个人，心生愧疚。
记得在我三十岁出头那年，当时孩子小，工作重，过得很辛苦。有个黄昏，我从幼儿园接回孩子，忙着做饭。正要炒菜的时候来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说是经朋友的朋友介绍来找我的，我只好关了火请他们进屋坐。原来，他们的儿子马上要从军校毕业了，他们想托我帮他们把儿子分到成都，不要去偏远的部队。我一口回绝，我说我没这个能力。这是实话，同时以我当时非黑即白的性格，很厌恶做这样的事。我说既然考了军校，就应该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去部队锻炼一下没什么不好。我一边说一边开始烦躁，锅里是炒了一半的菜，地上是正在玩水的儿子，真恨不能他们马上离开。可他们就是不走，反反复复说着那几句话：儿子身体不好，受不了太艰苦的生活；请我帮帮忙。我看不松口他们是不会走的，只好说我去问问。他们两个马上眉开眼笑，立即从地上拿起旅行袋往外掏东西，仿佛交订金一般。我一下就火了，估计脸都涨红了，大声说不要这样。可是大妈把我按在沙发上，大叔往外拿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其实，就是两瓶白酒，七八个砀山梨。他们走后，一个梨从茶几上滚了下来，我满腔怒火上去就是一脚，把梨踢得粉碎，把儿子吓哭了。故事还没完。第二天我去服务社看了下酒的价钱，然后按他们留下的地址写了封信，义正词严地说，我不会帮这个忙的，也希望他们的儿子勇敢一点，不要让父母出面做这样的事。然后连同钱一起寄了出去。
过了这么多年想起这事，真的是心生愧疚。不是说我当时应该帮忙，而是我的态度，我太不体恤他们了，那么生硬，轻蔑。我至少应该安抚他们一下，多给他们一些笑容。他们很可能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来的，从很远的郊区坐公交车赶过来，东问西问问到我的家，拎着那么重的东西，厚着老脸来求一个年轻人，可我却“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我对二十多年前那个“义正词严”的自己，实在是太不喜欢了。
为什么要过这么多年，我才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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