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战之后的抗战形势
南京，1937年12月13日，日军正在举行入城式，这一天是中国百年来最屈辱的日子之一。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徐州会战画上句号。中国的全面抗战自1937年7月7日开始，到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时为止，已经独立抵抗了日本大半年的进攻。大半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华北、华东和首都的沦陷，但在战略上，中国取得了成功。淞沪会战延续将近4个月，使日军付出了约20万Z军队伤亡的重大代价，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淞沪会战使日本的侵略重心由华北地区转向华东地区，从而使得日本进攻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在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京和上海后，日军不得不开始了自东而西溯江而上的攻击。所以，中国的抗战正在向相持阶段发展，“以空间换时间”正在变为现实。
国民政府加快速度向广阔的西部撤退，建立起稳固的大后方，而日军在占领了徐州之后，下一个目标自然是位于中国中部的武汉。1938年6月，40万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沿着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开始了攻占武汉的作战。在长达4个半月的会战中，在安徽、江西、湖北、河南、湖南五省区长达一千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作战。“武汉会战的规模不仅是抗战中规模最大的，而且也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武汉会战的规模如此之大取决于武汉的军事战略地位。武汉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处在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平汉、粤汉两铁路的交汇点，承东联西、承北联南，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就水路而言，武汉东距上海1125公里，西距重庆1370公里。顺江而下，中经鄱阳湖、巢湖、太湖抵赣、皖、苏、浙四省；溯江而上，经洞庭湖可达湘、川二省；沿汉水而上，还可以到达陕西。”沿平汉铁路北上可抵河南中原腹地，沿粤汉路南下可到广东华南沿海。武汉地处中国的地理中心地区，由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所决定，谁占据武汉，谁就能控制华中，并挟制中原。因此若日军占领武汉，即可轻易地向周围诸多省区进军，并切断华北与华南、西南与东南的联系，造成中国军队调动、物资运输和人员联络受阻。
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仅有武汉还在中国控制之下。“自从上海、南京失守，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就在武汉。”张之洞在武汉任湖广总督期间，曾先后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军工企业，这些企业对于武器装备极其简陋的中国军队而言，具有重要的军火保障作用。武汉也是当时中国唯一没有沦陷的贸易中心城市，在东部沿海都被日军封锁的情况下，国际运输渠道只剩下从香港沿粤汉铁路通往武汉，然后从武汉分配作战物资至全国各个战场。1938年6月，日本智囊团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认为，攻下武汉对日本来说，“可以谋求经济的独立，以及实现华中战区的复兴。相反地，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大经济中心，从而造成该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
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对战争的胜负几乎起决定性作用，日军正是仗着其有飞机、坦克、大炮，才能在一年之内占领中国的东部精华地区。而“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本来就很落后，只能生产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轻武器，大炮、飞机不能生产，全部依赖进口。”仅有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也基本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在东部沿海沦陷后，这些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转移来的兵工厂、服装厂以及日用品生产等几百家工厂、几十万吨的机器设备、几十万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都在武汉，这点本来就很脆弱的工业若是落到日军手里，前方战场的武器弹药以及后勤补给就会全线瘫痪。而且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机关、学校、医院以及几百万的难民，都需要尽快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因此只有开展会战，尽量拖延日军占领武汉的时间，以便让抗战仅有的这点本钱尽快转移到西南大后方。
虽然在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由于交通困难等原因，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主要机构及党政军重要人员大部分先前往武汉作为迁往重庆的临时中转站。武汉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实际首都。中共中央也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1938年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封电报中，即认为武汉是“我们的首都”。汪精卫后来也说过，“当时国府表面上由南京迁往重庆，实际上在武汉办公。”日本认识到中国临时首都对日军的威胁时，便开始策划进攻武汉，摧毁这个“抗战堡垒”，妄图逼中国投降或使国民政府沦为一个地方政权。日军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
P4-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两大主要内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史学界关于抗战正面战场研究从无到有、从略到详，经过30余年的努力，除整理出版了大批有关历史资料外，还出版发表了大批的专著和论文。总体上看，这段历史已经做到全局展现，史实清楚。有关研究工作正在向评价的客观化、论述的精细化、考据的准确化方向发展。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民族，全面投入了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与日本侵略者开展了浴血奋战。其中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负责了正面战场上对日军的作战。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战略上指明了抗战的路线与方向，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担负了敌后战场对日伪军的作战，抗击了全部的伪军及战争后期的大部分日军，发挥了中国抗战中流砥柱的坚强作用。因此，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对日抗战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中华民族捍卫独立自由、争取民族复兴的开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荣光，值得全民族永远纪念与珍惜。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才能保证我们民族付出巨大牺牲代价而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至受到轻辱，民族根本利益不至因内部矛盾被人利用而受损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东方主战场的国际地位和应有的历史评价不至丧失。
正面战场的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它是中日两支不同水平层次军队的正式较量，中国军队依靠正确的战略和官兵们惨烈的牺牲，在盟军合作下最后勉力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许多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正面战场的抗战结果称之为“惨胜”，是十分生动而贴切的。而就中国抗战的全局而言，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抗战的胜利是伟大而光荣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智慧、毅力和勇气将万世留芳。
为回顾历史、缅怀先烈，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与本丛书编写组策划撰著了九卷本《正面战场抗战启示录》，依据民国历史档案，体现最新研究成果，全景式再现中国抗战正面战场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史过程，以警惕日本军国主义亡灵复活，珍惜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关于正面战场抗战史的全面记载及全新评述，是本套丛书的特点。自1937年到1945年，发生在抗战正面战场的各主要战役，其起因、发展经过与结局，不仅出自敌我双方的军事性战术性因素，而且具有更广泛深刻的战略原因，甚至具有超越军事因素以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战略关系等因素。回顾整个抗战正面战场的作战历史，厘清上述问题是一项很有意义但也很复杂的工作，但也正是本丛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本丛书作者群为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档案工作者及史学研究与教学者，对相关历史资料及研究状况较为熟悉，兼具一定研究心得，为本丛书撰著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由于本丛书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于民国档案与民国历史编研教学的专业人士，因专业范围所限，对抗战正面战场作战史较为熟悉，并不涉及对于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关系及两者战略地位的评价。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肯定正面战场上中国将士英勇奋战牺牲卫国的同时，我们也试图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从战略到战术指挥中的成功以及失误与弊端进行全面的分析与公允的评价。
丛书由本人担任主编，杨智友任执行主编，袁炜、薛立若任副主编及策划，学术顾问由郭必强担任。丛书共分9册，以发生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22次大战役为描述内容，以“会战”与“战役”为专题，分别为“太原会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滇缅会战”“豫湘桂会战”和“湘西会战”，以此构成对抗战正面战场的整体描述。
马振犊
2016年6月30日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历时最长的一次会战。参战双方共投入100多万兵力，在长江沿岸广袤地区开展了激烈战斗。会战中，国共合作提升全民抗战热情；中国空军三战三捷，更是运征日本本土；万家岭一役，中国军队灵活作战，围歼了日军一〇六师团……武汉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撤退，日军占领武汉结束，但此战极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和财力物力，是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分水岭。徐康编著的《武汉会战》借助大量史料，真实重现更要事件。本书作为历史普及读物，可供广大读者阅读，也可供历史研究人员参考。
徐康编著的《武汉会战》一书真实全面地记录了1938年武汉会战的全过程。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中日双方集结兵力最多、伤亡最大的一次大会战。该书描述了中国军队在会战中坚持外围作战，保卫大武汉的全过程，展现了广大爱国官兵在劣势装备下与日军殊死搏斗，激烈悲壮的场景，也揭示出武汉最终失陷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