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抵御
1937年7月7日，枪声划破了北平城外卢沟桥静谧的夜空，日方假借士兵的“失踪”，再次挑起了与中国的矛盾。这次，中国守军未再退让。8日清晨5时左右，受到日方的炮击后，中国第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动员前线官兵积极反抗，“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中曰战争全面爆发。
当时日军气焰嚣张，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在日本国内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有“四个要地”——平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带、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武汉三镇，“如能控制其中三个地区，就能控制中国的大局。”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的一场迷梦。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在河北、山西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937年8月13日，战火又燃及中国东南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10月下旬，上海战事日益吃紧，同时日军飞机频频对首都南京展开轰炸，南京所受威胁日趋严重。面对日本侵略者“积极西犯，图袭我首都，迫订城下之盟”的阴谋，为了“贯彻持久抗战之主旨”，国民政府决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迁都重庆。
1937年11月16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做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同日，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职员，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开始陆续离开南京赴武汉集中。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启碇西上。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并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称：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重庆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也表现了国民政府坚持持久抗战的决心。
迁都重庆，是为了不做城下之盟，坚持长期抗战，挽救民族危亡、收复沦丧国土、赢得最终胜利的，因此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全国各地各界的热烈拥护与坚决支持。自《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发表后，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发表有关拥护迁都、支持抗战的函电。1937年11月20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率先发出拥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文电，内称：“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敌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算终自我操。不特可得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7000万人，翘首欢迎。”
P6－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两大主要内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史学界关于抗战正面战场研究从无到有、从略到详，经过30余年的努力，除整理出版了大批有关历史资料外，还出版发表了大批的专著和论文。总体上看，这段历史已经做到全局展现，史实清楚。有关研究工作正在向评价的客观化、论述的精细化、考据的准确化方向发展。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民族，全面投入了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与日本侵略者开展了浴血奋战。其中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负责了正面战场上对日军的作战。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战略上指明了抗战的路线与方向，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担负了敌后战场对日伪军的作战，抗击了全部的伪军及战争后期的大部分日军，发挥了中国抗战中流砥柱的坚强作用。因此，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对日抗战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中华民族捍卫独立自由、争取民族复兴的开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荣光，值得全民族永远纪念与珍惜。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才能保证我们民族付出巨大牺牲代价而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至受到轻辱，民族根本利益不至因内部矛盾被人利用而受损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东方主战场的国际地位和应有的历史评价不至丧失。
正面战场的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它是中日两支不同水平层次军队的正式较量，中国军队依靠正确的战略和官兵们惨烈的牺牲，在盟军合作下最后勉力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许多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正面战场的抗战结果称之为“惨胜”，是十分生动而贴切的。而就中国抗战的全局而言，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抗战的胜利是伟大而光荣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智慧、毅力和勇气将万世留芳。
为回顾历史、缅怀先烈，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与本丛书编写组策划撰著了九卷本《正面战场抗战启示录》，依据民国历史档案，体现最新研究成果，全景式再现中国抗战正面战场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史过程，以警惕日本军国主义亡灵复活，珍惜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关于正面战场抗战史的全面记载及全新评述，是本套丛书的特点。自1937年到1945年，发生在抗战正面战场的各主要战役，其起因、发展经过与结局，不仅出自敌我双方的军事性战术性因素，而且具有更广泛深刻的战略原因，甚至具有超越军事因素以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战略关系等因素。回顾整个抗战正面战场的作战历史，厘清上述问题是一项很有意义但也很复杂的工作，但也正是本丛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本丛书作者群为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档案工作者及史学研究与教学者，对相关历史资料及研究状况较为熟悉，兼具一定研究心得，为本丛书撰著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由于本丛书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于民国档案与民国历史编研教学的专业人士，因专业范围所限，对抗战正面战场作战史较为熟悉，并不涉及对于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关系及两者战略地位的评价。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肯定正面战场上中国将士英勇奋战牺牲卫国的同时，我们也试图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从战略到战术指挥中的成功以及失误与弊端进行全面的分析与公允的评价。
丛书由本人担任主编，杨智友任执行主编，袁炜、薛立若任副主编及策划，学术顾问由郭必强担任。丛书共分9册，以发生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22次大战役为描述内容，以“会战”与“战役”为专题，分别为“太原会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滇缅会战”“豫湘桂会战”和“湘西会战”，以此构成对抗战正面战场的整体描述。
马振犊
2016年6月30日
邢烨、许海芸编著的《长沙会战》介绍了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双方以长沙为中心的激烈的攻防战。古城长沙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第九战区非常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出动了重兵与侵华日军对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利用长沙附近的山水地貌，在前两次会战过程中不断修正作战方案，逐渐形成“天炉战法”，终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取得了明显的胜利。本书适于广大读者阅读。
纵观整个抗战史，长沙会战可谓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此前少有的用武力迫使进犯之敌回复战前态势的战役，同样也是震惊世界、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重要战役。邢烨、许海芸编著的《长沙会战》中重点记述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来龙去脉，展示了当日军大举进犯之时，我第九战区中国军队在薛岳的指挥下，诱敌深入并将其围歼的场景，并塑造了一批参加抗战的爱国兵士和长沙普通市民的典型形象。运用全景式的描写加上具体生动的细节刻画，全面客观地审视了整个战争背后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和斗争，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必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