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屈原赋
楚辞中的屈原作品又称作屈原赋，或简作屈赋。称“赋”，是指楚辞这种新诗体，介于周“诗”与汉“赋”之间，乃是一种过渡形态。屈赋到底有多少篇，历来有争论。《汉书·艺文志》说有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具体指《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共二十五篇。今本《楚辞》中《大招》一篇的作者，王逸疑不能明。《招魂》一篇，司马迁认为是屈原所作，而王逸认定为宋玉。现代研究者认为《大招》乃《招魂》的模仿之作，非屈原作品。《渔父》一篇是《屈原列传》中的一段故事，也不应算在二十五篇之内。屈赋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它是我国抒情诗真正光辉的起点。屈赋的特色，一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诗人把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编织成一个奇异的艺术世界。二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屈原继承了《诗经》比、兴的传统，又进一步发展了它。屈赋中不少是政治抒情诗，诗人巧妙地运用比兴的手法，使这些政治情感与想象结合起来，把主观感情客观化，构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艺术形象，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史记·屈原列传》称屈赋的主要代表作《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三是纯熟的艺术技巧。抒情和说理完美结合，感情表达与环境描写融为一体，大段的内心独白，虚设的主客问答，绘声绘影的夸张铺叙，语言运用上的华实并茂、散偶结合，结构上的鸿篇巨制、自由剪裁等，无不体现作者艺术手法的高妙。
八 楚辞的代表作——《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成就。《离骚》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总共三百七十三句，二干四百九十字，堪称鸿篇巨制。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但有不少叙事的成分，又几乎可以看作诗人的“自叙传”。诗人的崇高理想和炽热的感情，在诗中进发出了异常灿烂的光彩。《离骚》表现了诗人眷念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胸怀，表现了诗人坚持理想、憎恶黑暗、疾恶如仇的精神。这又是一首浪漫主义的杰作。在诗人的笔锋底下，大量驱使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了一幅异常雄奇壮丽的完整的图画。司马迁《史记》称赞《离骚》云：“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王逸《楚辞章句》之《离骚序》亦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今人更是将《离骚》誉为“诗家的千古杰作”。至于“离骚”一词的意思，司马迁引当时淮南王刘安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解为别愁，离忧和别愁一个意思。班固《汉书》则日：“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将离骚解作遭忧。
九 楚辞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和以他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屈原是《三百篇》后推动文学到更高境界，使文学内容更加丰富的伟大诗人。”“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到西汉时期，楚辞成为全国性文学，辞赋文学灿烂地发展起来。”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说：“屈原以前的诗人，都没有姓名流传下来，屈原是第一个以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他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学有深远的影响。”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继于《诗经》时代之后的便是所谓‘楚辞’的一个时代。在名为《楚辞》那一个总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他是楚辞的开山祖，也是楚辞里的最伟大的作家。”程千帆、程章灿《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说：“《风》《雅》逝去，诗道衰落了二三百年，到战国后期，由于新的诗体‘楚辞’和伟大诗人屈原的诞生，先秦文学史步入了第二个诗歌时代。楚辞代表了诗三百篇之后又一次诗史的高潮。”“从渊源上说，楚辞承袭了诗三百篇所开创的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但能自铸伟辞，独呈新貌，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高的两个传统典范之一。”“从文学史上看，《诗经》对文学批评方面的影响比较大，讽谏、比兴是历代文学批评家常谈不衰的话题；楚辞对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较大，香草美人的传统不知沾溉了多少代文人的心灵。”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爱国思想和他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给后世作家以很大的影响。我国古代诗人在遇到民族压迫的时代，或是政治黑暗的日子里，常联想到屈赋，并从中汲取力量，屈原的精神感动了后世许多诗人。屈原的艺术表现手法影响也很大，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影响所及，汉代辞赋家、六朝人物、唐宋以来诗人作家，举不胜举。《中华文学通史》这样评价《诗经》和楚辞：“《诗经》中的一部分作品和屈原的作品，除了共同地以深刻反映现实、关心国家社会和关心人民的伟大精神影响后世外，《诗经》更多地以民歌的风格和现实主义的手法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屈原的作品却更多地以诗人的文采和浪漫主义的手法‘衣被后人’。‘风’和‘骚’是我国古人对诗歌所悬出的两个最高的标准，它们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都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P4-7
继前作《芸窗漫录》之后，在师友的鼓励和催促下，我又将箧中十余篇旧稿翻出，加上近年来的十余篇新作，形成了这部《芸窗随笔》。从体例与风格上看，此“随笔”与彼“漫录”没有大的区别，都是我在按部就班的教学与行政工作之余，就读过的书写下的笔记、随感或杂录式文字。这些短文不是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亦非故弄玄虚的学术论文，只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但有心得神会，便不厌其烦地把前人的高论记下来、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这是一种读书的方法，或许有人说这种方法很笨，但在我而言，这是一种最有效的读书法。
比如，说到唐诗，古今咸以为“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已臻化境，宋人踵乎其后，实在开辟难为。难为则何以为之而且蔚为大观了呢？在明以前，几乎没有人说宋诗的好处，尊唐黜宋的观念至明代前后七子达到极点，甚至说“宋无诗”，把宋诗说得一无是处。这种观念直到明后期公安“三袁”那里才得到反拨。袁中道说得好，宋诗“承三唐之后，殚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余。为诗者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意谓宋人并没有在唐人面前低眉顺眼，而是开拓诗境、创新诗法，别开生面，再创新局。到清代，袁枚也对宋诗给出了公允的评价：“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又云：“使不变，不足以为唐，亦不足以为宋也。”这说明宋人学唐而又变唐，扬弃其皮毛而传承其精神。至于当代，钱钟书《谈艺录》有专论“诗分唐宋”，云：“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将宋诗成就提升到与唐诗一样的高度，正如李白与杜甫双峰并峙一样，唐诗与宋诗亦是二水分流。这种对前人高论的记录实在可以看作一部宋诗接受史的纪事本末。
读罢前人论唐宋诗之别的文章，我生出一个想法：唐诗有世所公认的大家，如李、杜、王、孟、高、岑、韩、白、刘、柳、小李杜等，那么宋诗有哪些人可以与上述唐诗大家相埒呢？在这一想法的引导下，遂有本书《宋诗的大家》及《北宋四大家诗例话》《南宋四大家诗例话》等系列文章。
再比如，古今优秀的史家除了兼备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所说的“史学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之外，还必须是优秀的文章家（当然，刘知几所说的“史才”中就包含着“文才”的要素），那么，那些优秀的史家除了在史传散文中一展笔下波澜之外，在其他的文章中是否也呈现独特而过人的风采呢？这一想法便催生了《史家之文》系列文章。由此及彼，古今优秀的词人在词坛各领风骚，他们的诗写得怎么样呢？词，向来被视为“小道”“艳科”“诗余”，似乎词填得好不能代表诗作得好，事实如此吗？遂有《词人之诗》系列文章。 此外，阅读中的旁观博览带来的诸多观点不一甚至相悖的冲击，也成为我随时下笔的一大动因，如对“赋”体源流的论述，对屈原《九歌》作者、时代、篇次、内容、语言等问题的论述，都是在引录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作申发。虽然以严格的学术标准看，这些文字的严谨性还远远不够，但作为读书兴会神思的记录又有何不可呢？
这部书接续上部《芸窗漫录》而来，遂沿用“芸窗”二字，我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就是以“芸窗”为题，形成一个系列，不断地读下去、写下去。生于治世，有读书的愿望，复有读书的机会和条件，实在是一件幸事。谨以此书纪念我当年焚膏继晷的书生岁月，同时鞭策我在读书之路上继续砥砺前行。
是为记。
刘浏
丁酉年冬月草于温榆河畔
宋代大学者朱熹《训学斋规》云：“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流传开来，这“读书三到”，就成了一条教人如何读书的格言。到了近代，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和胡适，又不约而同地加了“一到”，即“手到”，提倡在《三字经》所说的“口而诵、心而惟”之外，还要“手而书”，随手记下读书心得，也就是读书笔记。
与朱熹差不多同时的大学者洪迈的《容斋随笔》，就是一部极负盛名的宋人笔记。《容斋随笔·旧序》说洪迈“博洽通儒，为宋学士。出镇浙东，归自越府，谢绝外事，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参订品藻，论议雌黄，或加以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殆将毕载”。积四十余年，成《随笔》《续笔》，以至《三笔》《四笔》《五笔》，凡五集七十四卷。虽谦言顺笔录之，然终成皇皇巨著。据说毛主席十分喜爱这部书，常置之案头，带在身边，随时翻阅，晚年因目疾还专门请人为他诵读其中的篇章。
容斋主人之喜读书而勤笔记，不是他记性不好，《宋史·洪迈传》说他“幼读书日数干言，一过目，辄不忘”，可见其记忆力超乎常人。但他并不依赖他的好记性，而是随读随记，到老不辍。《随笔》卷首，有洪迈自己的题辞一则：
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日随笔。
“老去习懒”“读书不多”，当然是谦辞，“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应是实话。随笔者，不类高头讲章，叠床架屋，莫测高深；亦非列座谈经，天花乱坠，故弄玄虚。有一说一，一说一得，零珠片玉，可砌成七宝楼台；千丝万缕，能织成华美锦缎。读书随笔，愚以为类似于画家的速写，既是创作前的准备，本身也是一种创作。读书随笔，特别是学术随笔，既是我们做学问的基础功课，又何尝不是一种带学术性的劳作成果呢？《容斋随笔》如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日知录》亦如是。
《日知录》的撰者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著称于世。他的《日知录》更是一部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潜心结撰而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作者“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巨著。《日知录》的书名，显然是取诸《论语》中子夏说的“日知其所亡”。亡，通“无”，这句话是说每天都要学到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自己欠缺的知识。《日知录》前有顾炎武自撰的一篇短序，就此做了简要说明：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日《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亭林对这部书期许颇高，该书对后世的影响也的确广大而深远，开了后来乾嘉学派的先河，为有清一代崇尚实证的朴学之滥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盖其一生精力所注”。梁启超则评价“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
读书当有笔相随。毛主席的老师、革命老人徐特立有句名言：“不动笔墨不读书。”把古今读书人关于读书要心到、眼到、口到之外还要“手到”的说法，推向极致。徐老说：“要养成记读书笔记的习惯，可以做摘抄，记提要，也要写心得，记体会，这就是我常说的：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是徐老对他的孙女说的，也是向当代所有的读书人说的。我们这些做学术研究的人，教人做学术研究的人，更应该是笔不离书、书不离笔。
读书当有笔相随。经常写写读书随笔，可以促使我们把书读得更细一点，钻得更深一点，还可以从中提炼出某些学术观点，挑拣到某些学术证据，从而生发出某些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文章。古人像洪迈的《容斋随笔》、顾炎武的《日知录》如是，今人像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还有《谈艺录》，更是令人击节赞叹的典范。
我们这一代学人，有幸生活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时代。我们肩负着传承并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使之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历史责任。春暖芸窗好读书。虽然我们阅读和写作的工具载体，已经并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但像《容斋随笔》和《日知录》的撰者那样，读书除心到、眼到、口到之外，还要加上“手到”，则仍然是值得赞赏、效法和提倡的吧。
“读书当有笔相随”。在读书、教学过程中，刘浏著的《芸窗随笔》，作者眼到、手到、心到，随读随写，载记载思，述而复作，或评点诗骚，或臧否唐宋，或管窥明清，对自先秦至晚清的若干优秀作家、经典作品、重要典籍不断思考，进行深入浅出的研究分析，最终集结成册。因此，本书可作为大学本科中文专业学生课外阅读之用，也可为中国古典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
刘浏著的《芸窗随笔》以学术随笔形式梳理中国传统学术源流，自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迄清代朴学、民国余绪、当代汉学，以时序为经，以流派为纬，以历代经典作家作品为案例，博引文献，不乏裁断，是作者近十年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初步成果。对中国传统学术流派及其思想的源起、嬗变作历时性分析，以考据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体的源流变迁提出新的证据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