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的一生，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破产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沉沦，因而祥子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和时代因素。作者带着对民族、文化的出路的关切来剖析祥子的命运，既从传统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出发批判现代畸形文明的负面效应，为传统美德的沦落而痛惜，又不满于祥子身上所积淀的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既诅咒那个“把人变成鬼”的黑暗的社会和制度，又痛心于无知、愚昧的善良民众在病态的旧社会的堕落。

《骆驼祥子（精）／老舍小全集》由老舍。

由老舍的《骆驼祥子（精）／老舍小全集》讲述的是中国北平城里的一个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祥子来自农村，是个破产的青年农民，勤劳、纯朴、善良，保留着农村哺育他、教养他的一切，却再也不愿意回农村去了。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祥子，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是祥子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凭着勤劳和坚忍，他用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终于实现了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上等车夫。但刚拉半年，车就在兵荒马乱中被逃兵掳走，祥子失去了洋车，只牵回三匹骆驼。祥子没有灰心，他依然倔强地从头开始，更加克己地拉车攒钱。可是，还没有等他再买上车，所有的积蓄又被侦探敲诈、洗劫一空，买车的梦想再次成泡影。当祥子又一次拉上自己的车，是以与虎妞成就畸形的婚姻为代价的。好景不长，因虎妞死于难产，他不得不卖掉人力车去料理丧事。至此，他的人生理想有效破灭了。再加上他心爱的女人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心中*后一朵希望的火花。连遭生活的打击，祥子开始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任何企求和信心，再也无法鼓起生活的勇气，不再像从前一样以拉车为自豪，他厌恶拉车，厌恶劳作。被生活捉弄的祥子开始游戏生活，吃喝嫖赌。为了喝酒，祥子到处骗钱，堕落为“城市垃圾”。*后，靠给人干红白喜事做杂工维持生计。祥子由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底层劳动者沦为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骆驼祥子

老师年谱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人，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势，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苑海旬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较比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这是跑长趟的，不愿拉零座；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的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气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晓得。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儿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儿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像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

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着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往，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P1－5

老舍（舒庆春，字舍予，1899年2月3日一1966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父亲是保卫紫禁城的一名护军，老舍两岁的时候（1900），八国联军打北京，他父亲在保卫皇城的战斗中牺牲。父亲死后，全家只有靠母亲给人家缝缝补补挣钱糊口。老舍后来上学读书一直是靠一位乐善好施的刘大叔（后来当和尚，号宗月大师）救济，他还曾因交不起学费从北京市立第三中学转到了免费供应食宿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20岁的老舍先是做了小学的校长，后来又被提升为劝学员，算是公务员，生活上相对有保障。老舍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与其他五四一代作家有区别：他不像那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留洋学生，骨子里充满反叛情结，贫穷的底层市民得到工作就特别珍惜，也很容易满足，每个月一百块的薪水也使他台巳够过上比较丰裕的生活，除了孝敬母亲外，老舍说：“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也学会了打牌。”“他对小市民的生活极其了解，三教九流都认识。独特的下层生活经验使得老舍的创作也成为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异端。

我们讲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立场，老舍与这样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有距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老舍没有太大的影响。老舍的创作资源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民间社会，那时中国的民间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知识分子的眼界，他们看重的是西方的文化，所持的价值标准也是来自西方。五四知识分子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新世界，并且用这个世界作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括批判民间文化。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批判国家权力，一方面要教育民众，这是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总是站在俯视民间的位置上讨论民间问题，把一个隐蔽在国家意识形态下尚不清晰的文化现象轻易地当作一个公众问题去讨论，这当然很难说能够切中要害。我读过一篇博士论文，作者谈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鲁迅写乡村世界，所有小说里的人物都活动在一些公众场合，如河边、场上、街上，他从来没有进入农民家庭，除了《故乡净是写自己家里，但不像写普通农民的家庭，鲁迅始终是站在公众场合看农民生活的。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对农民生活的了解并不很深人，对于民间的悲哀、欢乐的感受也是间接得来的，五四时代的民间叙述往往是给知识分子的启蒙观念做注脚的，它们并非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民间世界的真实展示。

……

《骆驼祥子》的主题和故事内容都是非常悲观的。老舍早期的幽默、滑稽为五四新文学的“悲情”所替代，他写了一个人的一生从肉体的崩溃到精神的崩溃，写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个人主义走到了尽头。这个“个人主义”与“五四”时期流行的“个人主义”不一样，是指一个人力车夫靠自己的体力劳动生活的意思。一开始，样子认为他有的是力气，可以自食其力，这是农民到城市后的原始正义理想。他从农村到了城市，从农民成为一个人力车夫，就像农民想拥有自己的土地那样，希望攒钱买车，然后越买越多，最后做“人和车厂”刘四爷那样的老板。但是，现实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实现这种理想的保障。老舍没有写到制度的问题，而是写他们地位太低，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小说里面有个人力车夫说了一句话，我们都像蚂蚱一样，没有能力使自己发达起来。那个孙侦探，本来不过是个兵痞流氓，不过是吓唬祥子，这纯粹是敲诈，但他威逼说，“把你杀了像抹个臭虫”。这个人本身地位也是很低的，但在他眼里，祥子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祥子的理想一直是靠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小说就写到了一个二强子和一个老马，他们都曾经年轻力壮过，后来慢慢地老了。人力车夫的收入非常低，社会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所以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生儿子，儿子快点长大，来顶替自己，使自己有所保障。可是由于天灾人祸，老马的儿子死了，后来他的孙子也死了，他就沦为乞丐。二强子的儿子很小，只好把女儿卖了。老舍提供了非常现实的社会内涵；人力车夫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都不足以与之生活保障，那么，人力车夫年轻时辉煌了一阵子以后，很快就是遭遇可悲的下场。有人说，老舍写的故事太苦，太没希望了，（5）但老舍当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在这里，小市民的乐天知命的乐观主义已经被“悲情”的启蒙精神所取代。

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独特的下层生活经验，使得老舍对北京市民的性格和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体会，老舍作品中的爱与恨同市民社会中的爱与恨是一致的。

——陈思和

老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穴骆驼样子》是他的（重头戏），是一部有世界声誉的奇特创作。

——蓝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