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心目中 ，“经 ”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 ”，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 》，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此题曰“赋稼轩”，“稼轩”乃词人乡村别墅之名。据宋洪迈《稼轩记》载，信州郡治（即今江西上饶）之北一里馀，有空旷之地，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辛弃疾第二次出任江南西路安抚使时，在此筑室百间，置菜圃、稻田，以为日后退隐躬耕之所，故凭高作屋下临其田，名为“稼轩 ”。又据邓广铭先生考证，辛弃疾于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十一月自江西安抚使改官浙西提点刑狱公事 ，旋为谏官攻罢，其后隐居上饶带湖达十年之久。因此，这首词很可能作于他赋闲之初。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 。“行藏用舍 ”，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 ；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 ”，亦用《论语 》。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 ：“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 ：“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 ”，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 。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 ”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 ：“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 ；军旅之事 ，未尝学也 。”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 ”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
“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 》。“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 ”，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 。“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见《微子》篇：“长沮、桀溺耦而耕（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 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微生亩谓孔子曰 ：“丘何为是栖栖者与？”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 ”。但细加品味，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不知有多少对于世路艰难的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 ，“丘何 ”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