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章总结。“言者无罪闻者诫”一语，申明作诗之旨，隐然自附于《三百篇》之义也。诸篇全仿杜甫《新安》、《石壕》、《垂老》、《无家》等作，讽刺时事婉而多风，其不及杜者，只笔力之纵横，格调之变化耳。

乐天《新乐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显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标明其作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乐天之新乐府与文昌之古乐府，其体制虽有不同，而乐天推许文昌古乐府，则曰“未尝著空文”，自诩其新乐府，则曰“篇篇无空文”，是此一要义，固无差别也。又乐天于文昌古乐府则曰“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自述其作乐府之本志，则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此即其“采诗”、“讽刺”之旨意也。新乐府以此篇为结后之作，正如常山之蛇尾，与首篇有互相救护之用。其组织严密，非后世摹仿者，所能企及也。

国朝能为歌为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昏。盖气骨高举，不失颂美风刺之道焉。厥后白乐天《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

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

张舜民谓乐天《新乐府》几乎骂，乃为《孤愤吟》五十篇以压之，然其诗不传，亦略无称道者，而乐天之作自若也。公诗虽涉浅易，是大才，殆与元气相侔，而狂呔之徒仅能动笔，类敢谤伤，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是也。

白太傅《秦中吟》、《新乐府》之作，风时赋事，美刺兴比，欲尽备夫六诗之义，大哉洋洋乎！

白香山尝有《新乐府》，得风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后轻非之也。

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忠志远谋，方为百代鉴戒。诚杰作绝思也！

香山讽谕诗乃乐府之变，《上阳白发人》等篇读之心目豁朗，悠然有馀味。后李西涯乐府又变于白。

唐以来，古乐府音节久亡。少陵以时事创新题，为千古绝唱。乐天规切时事，激昂痛快，亦足横绝古今日当不徒以声调格律论其高下。

白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讽谕》一卷，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风人之遗意也。

《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虽然，微之之作，似尚无摹拟《诗经》之迹象。至于乐天之《新乐府》，据其总序……则已标明取法于《诗三两篇》矣。是以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关雎》为篇名之例。全体结构，无异古径。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不过昌黎志在《春秋》，而乐天体拟《三百》；韩书未成，而白诗特就耳。又：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乃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